20世纪初的“语言学转向”使语言变得不只是对哲学具有影响或是哲学主题的一部分，而是语言成为刺激哲学发展和进步的唯一来源，哲学的**就在于创造一种理想的形式语言，通过逻辑演算（通常是谓词演算）所确定的方法论原则，来建构语词世界与对象世界之间的内在关联，消除自然语言的模糊性和歧义性，以治疗各种形而上学的哲学病。弗雷格、罗素、前期维特根斯坦等人的工作均是基于这种“语义神话”，并在卡尔纳普那里达到了顶峰，形成了语义学的卡尔纳普模式。

1.卡尔纳普模式

20世纪中叶，在莫里斯把语言视为包括语形、语义和语用的三元划分[48]的启迪和对逻辑经验主义精神的承继下，卡尔纳普系统地表述了自己对语言的洞察：“如果研究中明确涉及讲话者，或语言的使用者，便是语用学的领域。如果撇开语言的使用者，只分析语词与指涉物，就是在语义学的领域中。最后，如果把指涉物也撇开，而仅仅分析语词之间的关系，便是（逻辑）语形学的领域。”[49]卡尔纳普的三分法似乎是基于一种非常自然的“命名法”的语言图景。作为传统地依附于特定超语言实体的一系列标签的这一图景，在首先的位置上组成语言的是它的符号和符号所代表的事物之间的联结，正是这种联结理论构成了卡尔纳普语义学的主题。由此，此理论进而一方面通过符号自身的特性本质的理论，另一方面通过符号是如何被人类行为所使用的理论得到了补充。后两个理论即语形学和语用学，相对于语义学它们是第二位的。限定一种语言的是它的构成成分所代表的意义，分析这种代表关系就是分析此语言的真正的本质。因此，在卡尔纳普眼里，讲话者使用语言时作为对语词和语句之使用的特定方式的语用学，只是一个并无多大用处的东西。同样，语形学，尽管确实在它自己的确定范围里有特定的益处（卡尔纳普早期对此也倾注了很大的热情，但后来在塔尔斯基“科学语义学”的影响下，由语形学转向了语义学）[50]，但即使语言表达式在提供给“代表关系”时的句法特征相当不同，语言也能够履行相同的作用，因此它并不是核心的。导致卡尔纳普得出这种语言模式的主要根由在于：[51]

其一，这对于创建人工的、形式的语言极为便利。尽管卡尔纳普不像蒙塔古那样过于极端地认为人工语言与自然语言是完全同一的，但他认为两者之间具有相似性，故仍然把人工语言作为对自然语言的摹写，把建构一种“逻辑上完美的语言”作为哲学的主要任务，这种语言远离模糊性和歧义性，真理一旦被发现，就能被保存并传达给其他人。因而，它或者是逻辑的真理，包含适当句法（语言表达式在形式上完善）和逻辑语形（语言的可证明性），通过逻辑语形学来确定，或者是经验的真理，要求直接的观察或这些观察的结合，何者应被组成经验的真理由完美语言的语义学来确定。由此，卡尔纳普就为通过逻辑的形式语言的帮助，而模式化自然语言以解释自然语言语义学指明了方向，这就是，从语义学出发来开发逻辑语言，从而为自然语言的形式语义学建立牢固的基础。

其二，它符合了作为20世纪前半叶大多数逻辑学家和分析哲学家哲学观点支柱的逻辑原子学说。这种学说认为，逻辑的形式语言通常是由语形学和语义学来定义的。前者创建了它们的公式是如何被形成或重新形成的，后者则构成了此公式及它们的部分所代表的东西。正是基于此，卡尔纳普看到了语言和世界作为大厦是建立于特定的原子基础上，并且语言和世界的联结依据于大厦的同形结构，“原子命题与原子事实同构，分子命题与复杂事实同构，整个宇宙就是建立在原子事实之上的逻辑构造，它同构于一个理想化的逻辑语言体系。”[52]逻辑原子学说的这一基本原则构成了卡尔纳普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手段，使他认识到“一切科学命题都是结构命题”，试图通过概念分析达到对“世界的逻辑构造”。[53]

可见，卡尔纳普的语义学模式实际上概括了早期分析哲学传统对世界的哲学洞察。在这只大伞下，语义学成为一切问题的核心和出发点，它认为，通过在语词和它们的指称对象之间构筑不变的功能关系，就可以达到确定性和清晰性的目标，成为共同的坚定信念。在那里，一端是语言的语词世界，另一端是对象的实在世界，认识成功的标志是真理的符合论，具体表现为追求指称的唯一确定性和绝对所指。它预设了语言和实在、命题和现实之间的同构性，并试图在这种预设的阿基米德点上构建起语言哲学的整个大厦。

2.原子主义的垮台

卡尔纳普的语义学模式的两个基础看来并不能令人满意。首要的一点就是，现代逻辑的发展提高了对自然语言的理解，自然语言和形式语言之间并不具有本质的同一性。如果说形式语言是对自然语言的在同等含义上的摹写的话，那么，对形式语言的研究决不能代替对自然语言的研究，前者只是研究的手段，后者则是研究的对象。卡尔纳普的语义学模式的局限就在这里，在本质上它对于形式语言是一种界限，但对于自然语言却是幻想，问题是我们如此习惯于通过自然语言的形式语言模型这一棱镜来透视自然语言，以至于经常错把后者当成前者。

更为重要的是，原子图景对于构建语言—世界关系的解释过于天真了。维特根斯坦，这位在《逻辑哲学论》中提供了对原子图景的最为哲学的和丰富的阐述的思想家也逐渐认识到了原子主义的缺陷。他看到，语言中的原子陈述，与世界中的原子事实相对照，这种基础的假设在实在中得不到支持。因为对于这种理论而言，它的基本特征是成分的独立性，即它们的每一个之为真或为假都应是独立于其他成分的真或假。在理想语言中所预设的这种看似合理的假设，在自然语言中却行不通，自然语言中的许多基本语句尽管构成语言的“原子”层次，但彼此并不独立（例如，如果“X是红色”为真，则“X是蓝色”就不能同时为真）。当然，对于原子思维而言，这还不是致命的，关键是，维特根斯坦看到事物以及与它们的表达式的关系，无论是其意义还是符合，都是不可证明和无用的，正像他在后期《哲学研究》中所指明的那样，意义最好被作为使用的方式，而不是被命名的事物来看待。

后分析哲学家蒯因、戴维森、塞拉斯（W.Sellars）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相同的洞识。蒯因指出，在概念和事实之间以及在哲学和经验之间做出严格区别是一种误导，特别是在翻译未知语言以及证明科学假说时，原子论阻止了我们对语言本质上是整体的认识；戴维森则通过思考“我们如何发现意义？”来逼近“什么是意义？”的问题；塞拉斯在对知识的本质进行思考时，意含了对在原子事实的知识和复杂事实的知识间划界的反对。这使得那种在其中每个表达式都反射它自己的、特殊于其他表达式的世界的作为表达式集合的语言，很难出现于后分析哲学当中。

随着原子主义思维在后分析哲学中的覆灭，特别是一方面“语言和逻辑的发展远远扩展了卡尔纳普语义学的界限并吞并了原本属于语用学的领域”，另一方面“整个语言哲学的发展对卡尔纳普处理语言的方式产生了质疑”，[54]卡尔纳普以“命名法”为基点的语义学模式逐渐走向了衰落。在这种传统思维中打开第一个缺口的维特根斯坦改变了看待语言的方式。在他看来，语言不应被视为是贴于事物之上的标签，而应是一种工具盒，由此，语言之成分的意义就在于它们的功用而不是对事物的依附。对他来讲，言语形式的意义和理由必须建立在人类话语世界之中，而不是超语言的独立实体中。他之所以提出“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55]是因为他意识到人们常常被语法形式引入歧途，因而忽视了不同语法形式被赋予的不同用法。事实上，是什么东西表达了一条规则以及它所表达的规则是什么，这取决于它的用法而不是它的形式。因为，一个人是否理解了一个表达式，理解到了什么，这可从他使用它的方式中，也可从对他人用法的反应方式中看出。这并不是一种理论建构，而是表达式的用法规则。这样一来，是“作为人们如何使用语言符号的理论的语用学，而不是语义学，应当成为语言理论的核心”。[56]在这个基点上，一种以“语言使用”为核心的语用学模式——戴维森模式逐渐在后分析哲学中建立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