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当分析哲学家们高举着形式理性的旗帜进行一场“新的哲学革命”时,统治了哲学领域达两个世纪之久的“认识论转向”便不可抗拒地被“语言学转向”所取代。人们通过分析语言,更具合理性地达到了传统认识论在分析头脑的探索中所期望达到的目的。在尔后数十年中,关于语言结构、“语词—经验”关联和意义分析等的哲学方法论的阐释,赋予了“语言学转向”确定的历史特征。但是,以分析哲学为中流砥柱的“语言学转向”不能不具有它的历史局限性,特别是形式理性与科学主义的观念,导致了某些“不能令人容忍的极端倾向”[9]。当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对形式理性的极端迷信和科学主义的神话已日益成为阻碍科学进步的因素时,“语言学转向”及其产生的一系列结果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强烈挑战。
首先,语言分析不是万能的。“语言学转向”的根本特点就是用现代逻辑技术来进行语言分析。应该看到,这种把问题上升到语言层面或把问题局限于只考虑对语言的使用是否相同的方法,客观上避开了某些说不清楚或一时不能说清楚的问题,尤其是本体论地位方面的麻烦。但是试图以之来解决所有哲学问题,便成为不切实际的空想了。这种极端追求“形式理性”的后果便是试图建立一种统一的科学主义语言,将所有的概念和陈述符号化,进而用数学的推演来代替哲学的思辨。事实上,现代逻辑技术本身是有缺陷的,它只能处理语言中一部分语言算子和句式,而且,对于许多概念的性质,如因果关系、时间先后关系等,它根本不能容纳。同时,自然语言,并不像逻辑经验主义认为的那样一无是处,哲学问题,也并不完全是由于自然语言的模糊性和歧义性所造成的。事实上,自然语言和形式语言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关联。随着“统一语言”的失败和解释实践的进一步深入,人们逐渐意识到,把哲学的任务当作总是根据特定意义和句法规则,去翻译、解译或解释任意符号的思想,完全是一种形式主义和理性化了的语言学理解的图景。它并不具有覆盖所有哲学认识的能力,既不是自明的,也不是必然的。语言的主要功能在于实践,是人类的公共交往形式,也就是说,对语言而言,使用才是最根本的。在这方面,自然语言是先天的、自然的。因此,只有使语言理解与解释经验、语言分析与语言使用相互渗透和融合,才能真正地发挥语言在哲学认识中的功用。片面地强调任一方面,只能走向极端。
其次,非理性因素受到不应有的忽视。“语言学转向”所高举的大旗是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这样,一切具有主观特点的非逻辑的因素便被绝对地排除在外。事实上,作为逻辑经验主义先驱者的弗雷格(G.Frege),其哲学观点的第一条原则就是“始终要把心理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明确地区别开来”[10]。在他看来,逻辑是客观的、公共的、数学化的,而心理过程则是主观的、私人的、不精确的。一旦把具有客观性的思想和个人主观的心理或精神严格区分开来,人们就必须寻找客观的和外在于个人精神的东西,来体现人们可以公共评判的思想,从而建立公共性的语言,用语言来分析思想。这种反心理主义、反非理性的立场一直贯彻于整个逻辑经验主义运动的始终。应当看到,他们强调理性在科学认识中的积极作用,这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但是非理性因素同样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因为科学真理的获得,人类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社会、历史及人类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要受到主体生物特征、心理特征等因素的影响,它不是一个逻辑地前后相关的知识系统,而是一组物质的和认识的实践。各种不同的实践形式构成了不同的研究领域。因此,从本质上讲,科学实践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只有将科学理性的分析从科学理论的“逻辑结构”转向科学事业的“实践结构”,才能在系统地处理理性与非理性因素关系的基础上,获得知识的进步。
再次,对文化进行了消解。当传统规范哲学的认识论高举着理性主义的旗帜,在人类认识史的发展中取得了辉煌成就的时候,它的狭隘理性主义的弱点也同时暴露无遗。它把逻辑理性标准当作“纯理由的法庭”的首席法官,要求所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分支,沿着物理主义的途径,向物理学的本体论和方法论作彻底的还原,从而导向了极端的科学中心主义。但是科学进步的历史日益强烈地表明,试图一劳永逸地为科学发现一种简单的、理想的和具有特权的逻辑规则,从而消解文化,是不可能的。科学理论的建立、解释和实践,内含着社会的、心理的、科学的、建制的各种背景因素的整体文化的说明。因为,对于科学功能的评判,应当建立在狭义的科学层面解释与广义的社会整体结构解释的统一的基础之上,而且,科学认识域的确立不在于单纯的逻辑预设,而在于科学探索和进步的实践的和社会的要求。同时,科学的本质不在于其自身目的与实现手段或途径之间的循环论证,而在于科学与特定社会中所有文化要素之间的结构参与性联结。所以,逻辑经验主义试图通过纯粹科学而消解社会文化的企图,只能是片面的、狭隘的,对科学的发展只有阻碍作用。事实上,寻求科学解释的广阔的社会根由,并不是要丢掉科学的“自主性”和“文化权威性”,二者恰恰是科学价值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只有将科学向社会化、向所有文化“开放”,才能为科学系统给出逻辑的、物理的、技术的、文化的和道德的多层次的可能性评价,使其成为一个立体的可行性和功能性评价的规范体系。
最后,“语言学转向”加剧了欧洲大陆哲学与英美哲学的现代分裂。“英美”和“大陆”的区分从不同侧面代表了“语言学转向”以来两个不同的哲学主题,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哲学情绪。英美哲学以“语言学转向”为核心,强调逻辑理性结构的经验性,其方法论的合理性因素包含在对科学理论语言的分析之中。他们只对语言符号与所指示的对象之间的关系感兴趣,而把人或主体当作可以完全忽略的因素。而20世纪贯穿于大陆哲学思想中的三个主题是文化批判、对研究背景和语境的关注以及自我的失落,与此相应的是反科学主义的情绪。他们普遍关注人的存在,把语言只是当作人与世界、人与人发生关系的媒介,从而追求概念的简单性和构造的复杂性,摒弃数学化和人工化的语言。因此,大陆哲学蔑视英美哲学的“自然主义”“经验主义”和“还原论”,而英美传统则反感大陆哲学的历史主义、唯心主义和结构主义。同时,大陆哲学从各个角度维护和延续思辨哲学的“方法”,而英美哲学则表现出对思辨“方法”的排斥和疏远。这两个传统在相互“对抗”中展现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不同风格,显示了“语言学转向”所导致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绝对的、僵化的界限和逐渐远离的分裂。[11]
应当看到,“语言学转向”的形成和逻辑经验主义的兴起,对20世纪的科学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从罗姆·哈利(R.Harre)不无愤慨的语言中可见一斑:“科学哲学的进步,在20世纪突然中止了。这是因为在学术界出现了腐败的和极其不道德的教条的统治——逻辑实证主义。正是实证主义者,把科学知识的内容、源泉和检验限于感觉的瞬时判决。正是逻辑主义者,把哲学家的任务仅仅限于揭示已完成的科学论述的逻辑形式。这一观点的不道德的性质令人难言。”[12]当这种经验主义的极端形式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统治不能再被忍受,并且它们自身也不能再继续下去的时候,它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批判。这些批判是全面的和猛烈的。
逻辑经验主义把人类认识的本质归结为对知识中逻辑关系的发现,把哲学的任务归结为对科学语言进行逻辑分析,企图用“科学的逻辑”来取代哲学,这一点带有极大的片面性。通过使科学的概念准确化,通过对科学理论的结构、方法等的研究而促进科学进步,这仅仅是哲学的任务之一,而不是全部,绝不能把哲学仅理解为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甚至把方法论等同于狭义的逻辑。这只能过分夸大语言符号形式化的意义,使它们脱离了所表示的客观现实对象,把它们当作人们“约定的”或任意构造出来的东西。同时,他们采用的逻辑分析方法,是共时性的而非历时性的,是分析的而非综合的,是抽象的而非具体的,这就使得他们在对科学理论进行逻辑分析时,静态地考察科学的逻辑结构,而脱离科学发展的历史,脱离科学所处的社会结构与文化背景,忽视心理因素对科学的影响。这些缺陷都使得逻辑经验主义在发展中逐渐失去了合理性,受到众多后来者的批判。但是,最致命的并不在于对其理论内在的、逻辑的方面的批判,而在于挖掉了其理论的最根本的基石——观察的客观性或经验的可靠性。自从休谟(D.Hume)以来的经验主义的认识论都基于这一思想的指导,即观察提供了经验知识的最大程度上确定的和概念上不可修正的基础,提供了所有科学方法进行推理的基本前提,丧失了这个基础和前提,就丧失了任何可能的知识和理性的思维。这一攸关重大的前提和基础,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遇到了以汉森(N.Hanson)、图尔敏(S.Toulmin)、波普尔(K.Popper)、费耶阿本德(P.Feyerabend)、库恩和拉卡托斯(I.LaKatos)等人为代表的科学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们的批评,从而导致了逻辑经验主义的衰落。
尽管逻辑经验主义如日中天的辉煌时期已然消逝,但它作为20世纪影响最大、统治时间最长的科学哲学流派,在科学哲学中的影响仍长期地存在着。首先,它把哲学的任务定位于对科学语言进行逻辑分析,并借助数理逻辑的精确方法,对科学理论的逻辑结构进行了精细的研究,并由此开创了分析哲学,对传统思辨性哲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这无疑使得语言问题成为20世纪科学哲学讨论的主题,开辟了哲学研究的崭新方向,启发了近一个世纪的哲学研究,使得哲学从此发生了根本变化。其次,它所使用的语义分析方法,成为以后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工具。从总体上讲,尽管“试图通过语言哲学的详尽分析来摆脱哲学的困境并解决一切难题的任何企图,都作为一种‘幻想’而无情地破灭了。但是,语义分析作为一种有效的方法论思想,却具有一种普遍的、令人启迪的力量”[13]。它以科学知识为标本,用逻辑的方法改造哲学,使之精确化、逻辑化、科学化,在一定范围内使哲学分析的任务深化了。最后,更为重要的是,正是它的长期影响及最终衰落,播下了科学实在论全面复兴的星火,激发了科学实在论者抛弃传统实在论的机械性和教条性的决心,促使他们在与反实在论的争论中不断地变更自身的理论形式,从反实在论及其他哲学派别中汲取合理的方法论成分,以此强化自己的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