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前曾提到过婴儿的自我将冲动和客体分裂开来的倾向，我将这视为自我的另一种原始活动。这种分裂倾向产生的部分原因是：早期自我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凝聚。但是在此我必须重申我的一些观点：被害焦虑会增强将所爱客体和危险客体分开的需要，因此会将爱和恨分开。因为小婴儿的自我保存有赖于他对一个好母亲的信任，通过将这两方面分裂开来，并依附于好的一面，他便保留了对好客体的信任和爱的能力，而这是活下来的一个必要条件。因为如果没有一点这种感觉，他就会暴露于一个完全敌意的世界，他恐惧这个世界会将他摧毁，那么他也会在内在建立起一个敌意的世界。我们知道，有些婴儿的内在缺乏生命力，他们不能活下来，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够发展出对一个好母亲的信任关系。相反，另一些婴儿经历了极大的困难，仍然保有足够的生命力，来使用母亲所提供的帮助和食物。我知道有一个婴儿，他经历了长时间的难产，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伤害，但是当被抱近**时，他便热切地吸吮**。有些婴儿出生后不久就做大手术，也报告过同样的情况。其他婴儿在这种情况下是无法存活的，因为他们在接受食物和爱上有困难，这意味着他们还没能对母亲建立起信任和爱。

随着发展的进行，分裂过程在形式和内容上有所改变，但是在某些方面，它从不会被完全的放弃。在我看来，全能的破坏冲动、被害焦虑和分裂，在出生的3到4个月处于主导地位。我将这些机制和焦虑综合起来称为偏执——分裂心理位置，它在极端状况下会成为偏执狂和精神分裂症的基础。伴随破坏感的情绪在这个早期阶段极其重要，其中我选出贪婪和嫉羡这两种极具干扰性的因素：它们首先发生在与母亲的关系中，后来又发生在与家庭其他成员的关系中，事实上它们是伴随终生的。

贪婪在婴儿之间差异巨大。有些婴儿永远无法得到满足，因为他们的贪婪超过他们可能接受的一切。与贪婪同行的有要掏空母亲**的冲动，还有不考虑任何人剥削所有满足来源的欲望。非常贪婪的婴儿可能会暂时享受他收到的任何东西，可是一旦满足消失，他就变得不满，被驱使着首先想要剥削母亲，很快转为剥削家庭中每个可以给他关注、食物或任何其他满足的人。毋庸置疑，贪婪会因焦虑而增加——被剥夺的焦虑、被抢夺的焦虑，以及不够好所以不能被爱的焦虑。对爱和关注如此贪婪的婴儿，对自己爱的能力也没有安全感，所有这些焦虑都会增强贪婪。这种状况也存在于较大孩子和成人的贪婪中，而且其根本规律没有丝毫改变。

至于嫉羡，要解释为何喂养和照顾婴儿的母亲也会成为嫉羡的客体，不太容易。但是每当儿童觉得饥饿或被忽视，他的挫折会导致这样一种幻想：觉得乳汁和爱是母亲故意不给他，或者是母亲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有所保留，这种怀疑是嫉羡的基础。在嫉羡的感觉中与生俱来的不只是渴望拥有，还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要毁掉他人对所觊觎客体的享受——倾向于毁掉客体本身。如果嫉羡非常强烈，其损毁的特质会导致和母亲及后来和其他人的关系受到困扰，它也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件事可以被充分地享受，因为想要的东西已经被嫉羡损毁了。而且，如果嫉羡强烈，美好便无法被吸收，无法变成一个人内在生命的一部分，也不能由此而产生感恩。相比之下，充分享受所接受事物的能力，以及感恩给予者的经验，都强烈地影响着性格和与他人的关系。基督徒在饭前祷告所说的话并非毫无意义：“对于我们即将接受的东西，愿主使我们真心感谢。”这些话意味着，人们恳求一种可以让自己幸福并摆脱愤恨和嫉羡的品质——感恩。我曾听到一个小女孩说，所有人里面她最爱妈妈，因为如果妈妈没有生下她、喂养它，她将如何是好？这种强烈的感恩的感觉，联系着她的享受能力，而且表现在她的性格和与他人的关系中，特别是在慷慨和体谅中。在整个一生中，这种享受和感恩的能力，使得各种兴趣和快乐成为可能。

在正常的发展中，随着自我整合的增加，分裂过程有所减少，同时理解外在现实的能力增加，并在某种程度上将婴儿的矛盾冲动汇集起来，也导致了客体的好坏两方面更好地合成。这意味着人们即使有缺陷也可以被爱，世界也不只是非黑即白。

超我是自我进行批判和控制危险冲动的部分，弗洛伊德最初粗略地将这个部分置于童年时期的第五年。而根据我的观点，超我在更早的时候就在运作了。我的假设是，在出生的5到6个月，婴儿开始害怕自己的破坏冲动和贪婪，对他所爱的客体可能会造成伤害，或已经造成了伤害，因为他还无法区分他的欲望和冲动，以及它们实际的效果。对于已经造成的伤害，他体验到罪疚感和想要保留这些客体并修复它们的冲动。现在所体验到的焦虑，主要是抑郁性质的，而与之伴随的情绪，还有所引发的防御，我认为都正常发展的一部分，并且将其命名为“抑郁心理位置”。有时出现在我们所有人身上的罪疚感，在婴儿期有非常深的根源，而修复倾向在我们得到升华和客体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当我们从这个角度观察小婴儿时，就可以看到，有时候尽管没有特别的外在原因，他们也会显得抑郁。在这个阶段，他们试图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取悦旁边的人：微笑、嬉戏的姿势，甚至把盛着食物的汤匙放入母亲嘴里，试图喂她。同时，在这个时期，对食物的抑制和梦魇通常也开始了，所有这些症状在断奶时达到最高峰。大一点儿童可以更清楚地表达处理罪疚感的需要，各种建设性活动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在与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关系中，也存在取悦和提供帮助的过度需要，这些所表达的不只是爱，也表达出修复的需要。

弗洛伊德主张，“修通”（working through）过程是精神分析程序的一个核心部分。简言之，这意味着让病人在和分析师及其他人的关系中，以及在病人现在和过去的生命中，一再地经验他的情绪、焦虑和过去的情境。然而，修通在某种程度上也发生在正常客体的发展中。随着对外在现实的适应增加，婴儿对他周围的世界形成一种较少幻想的图景。母亲离开又回到他身边，这种重复的经验使得母亲的缺席不那么令人害怕了，因此婴儿对母亲离开的疑虑降低了。以这种方式，他逐渐修通早期的恐惧，并且与他自相矛盾的冲动和情绪达成妥协。这个阶段抑郁焦虑居于主导，被害焦虑减少。我认为，在小孩子身上可以观察到很多明显的怪异表现、无法解释的恐惧症，以及特殊的癖好，这些既是修通抑郁心理位置的标志，也是修通的方式。如果孩子心中所升起的罪疚感不是太过度，想要修复的冲动和属于成长一部分的其他过程便会带来缓解。然而，抑郁焦虑和被害焦虑从未完全被克服，它们在内部和外部的压力下可能会暂时重现，但是一个相对正常的人可以处理这种暂时发生的焦虑，并重新获得平衡。然而如果太过紧张，就会阻碍一个强大的平衡良好的人格的发展。

在处理过偏执焦虑和抑郁焦虑以及他们的影响之后——尽管我担心这种处理方式过于简单化——我想要考虑一下我曾描述的这些过程对社会关系的影响。我已经谈到对外部世界的内射，也指出这个过程会持续终生。每当我们欣赏、爱慕什么人，或憎恨、鄙视什么人时，我们也把他们身上的某些东西纳入我们自己之中，我们内心最深层的态度就是由这类经验形成的。一种情况是它丰富了我们，成为我们珍贵记忆的基础。另一种情况是我们有时会觉得外在世界被毁坏，内在世界也因此而贫瘠。

在此，我只是简单提及婴儿从一开始就要经历的实际经验的重要性，这些经验包括有利的和不利的——首先是来自父母，后来是来自其他人。在整个一生中，外在经验都至关重要。然而，很多外在经验还是取决于孩子解释和吸收这些外在影响的方式，甚至婴儿也是如此。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破坏冲动、被害焦虑和抑郁焦虑的运作有多强烈。以同样的方式，我们成人的经验也受到自己基本态度的影响。这些态度或是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不幸，或者当我们受到怀疑和自怜过度支配时，这些态度甚至会将轻微的失望转变成灾难。

弗洛伊德关于童年期的发现增进了我们对教养问题的理解，但是这些发现经常被误解。虽然纪律过于严明的教养的确会增强孩子的压抑倾向，但是我们也必须记得，对孩子而言，也许过度纵容和太多约束一样可能造成伤害。所谓“充分的自我表达”对父母和孩子双方都可能非常有害。在过去，孩子往往是父母纪律严明态度的受害者，而现在父母则变成其子女的受害者。有个老笑话，说有个人从来没有尝过鸡胸肉，因为当他还是孩子时，他的父母吃鸡胸肉，而当他长大后，他又把鸡胸肉给孩子们吃，自己不吃。当应对我们的孩子时，必须要在太多和太少纪律之间维持平衡，对某些较小的行为不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一种非常健康的态度，但如果这些行为逐渐发展成持续的缺乏考虑，就有必要对孩子表示不赞成，并提出要求了。

父母的过度纵容也一定要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当孩子可以利用父母的态度时，他也为剥削父母而体验到一种罪疚感，并且感觉需要某种约束，来带给自己安全感。这也使他能够感到对父母的尊重。而这种尊重对于和父母形成良好关系，和对他人发展出尊重都至关重要。此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如果父母过度纵容孩子未受约束的自我表达，那么不论他们有多想屈从于孩子的要求，都会感觉到某些愤恨。这些愤恨会进入他们对待孩子的态度中。

我已经描述过，有些婴儿对任何挫折都反应强烈（没有一点不可避免的挫折，就不可能有教养），他们易于痛苦地愤恨环境中的任何失败和缺陷，并且易于低估他接受的美好。于是，他会将怨恨非常强烈地投射到他身边的人身上。同样的态度在成人身上也并不鲜见。有些人可以忍受挫折，没有太大的愤恨，并且在一次失望之后，可以很快重新获得平衡，而有些人则倾向于将全部责难都归诸外在世界。如果我们对这两类个体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出敌意投射的有害后果。因为投射的怨恨，会在他人身上激起敌意的反馈的感觉。我们之中很少有人能容忍别人指责我们在某些方面是有罪的一方，即使这样的指责不是用言语表达的。事实上，这常常令我们讨厌这类人，我们似乎更像是他们的敌人。结果，他们会带着更多的被害感和怀疑来看待我们，而关系也变得越来越令人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