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害的形象被分裂出来，形成无意识的一部分，这也紧紧联系着理想化形象的分裂。理想化的形象被发展出来，来保护自我对抗恐怖的形象。在这些过程中，生本能再度出现，并且显示自己的威力。在自体的每一个层次中，都可以发现迫害客体和理想化客体、好客体和坏客体之间的对比。而这种对比是生本能和死本能的一种表达，并且形成潜意识幻想生活的基础。在早期自我尽力避开的那些被憎恨的和威胁性的客体中，也包括那些被感觉为受到伤害和被杀死的客体，这些客体从而转变为危险的迫害者。随着自我的强化以及它的整合与合成能力的提高，抑郁心理位置的阶段就到来了。在这个阶段，受伤害的客体不再主要被感觉为是一个迫害者，而是被感觉为一个被爱的客体，个体还能经验到对它的罪疚感和想要修复的内驱力。[9]这种和被爱的受伤客体之间的关系，形成超我中一个重要元素。根据我的假说，抑郁心理位置在接近第一年年中达到高峰，从那时起，如果被害焦虑不甚过度，而爱的能力足够强大，自我会越来越觉察到它的精神现实，越来越感到是它自己的破坏冲动造成其客体的毁坏。因此之前被感觉为坏的受伤客体，在儿童的心中有了改善，更加接近于真实的父母，自我也逐渐发展出处理其外在世界这个重要功能。

就内在因素而言，这些基本过程的成功，以及随之而来的整合和自我的强化，都有赖于生本能在两种本能的互动中占据优势。但是分裂过程仍然持续着。在整个婴儿期神经症阶段（这是表达也是修通早期精神病性焦虑的方式），生死本能之间的对立，以焦虑的形式被婴儿强烈地感觉到，这些焦虑来自迫害客体，自我试图通过分裂，后来通过压抑来应付这些迫害客体。

随着潜伏期的开始，超我组织化的部分（尽管通常都非常严厉）更多地从其无意识的部分被分离出来。在这个时期，儿童处理其严格的超我是通过将它投射到环境中去（换句话说，就是将它外化）并且尝试与那些权威者达成妥协。然而，尽管在大一点的儿童和在成人中，这些焦虑都得到缓和，改变了形式，并被更强大的防御所抵挡，因此在分析中比小孩子的焦虑更不容易被触及。但是，当我们穿透无意识的更深层次，还是发现危险和迫害的形象仍然与理想化的形象并存。

回到我的“原初分裂过程”的概念，我最近提出这样的假设：好客体与坏客体、爱与恨之间的分离，应该在最早的婴儿期发生。这对正常发展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当这样的分离不过于严重，却足以分辨好与坏时，在我看来，这就形成了稳定和心理健康的一个基本要素。这意味着自我足够强大，不至于被焦虑所淹没，也表示和分裂并行的是正在进行的某些整合（虽然是以一种初级的形式）。只有当生本能在融合中胜过死本能时，这些整合才有可能进行。这样最终才可以更好地达成客体的整合与合成。然而，我认为即使在这样有利的状况下，当内在和外在压力非常大时，还是可以感觉到无意识的深层中的恐怖的形象。整体来说稳定的人（这意味着他们已经稳固地建立了他们的好客体，并且因此高度认同它）可以抵制较深层无意识对他们的自我的侵入，并且重新获得稳定。在神经症患者中，更多的是在精神病患者中，对抗这种来自无意识深层的危险的挣扎，在某种程度上，是持续不断的，也是他们不稳定性或疾病的一部分。

由于近几年的临床发现使我们更了解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精神病理过程，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在他们的内在，超我几乎无法与他们的破坏冲动和内在迫害者区分开来。赫尔伯特·罗森菲尔德（Herbert Rosenfeld，1952）在他有关精神分裂症者的超我的那篇论文中，描述了这样一种压倒性的超我在精神分裂症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也在臆想病（hypochondria）的根源中发现了这些感觉所引起的被害焦虑。[10]我认为在躁郁症中，这样的挣扎及其结果是不同的，但是在此我暂不进行深入探讨。

如果由于破坏冲动处于主导地位，同时自我过度虚弱，原初分裂过程过于猛烈，那么客体在后面阶段的整合和合成就会受到阻碍，抑郁心理位置也无法被充分地修通。

我已经强调过，心灵的动态（dynamics）是生、死本能共同运作的结果，除了这些力量之外，无意识还包括无意识自我，很快也包括无意识超我。我将“本我”视为等同于这两种本能，也是这个概念的一部分。弗洛伊德在很多地方提到“本我”，但是他的定义有些不一致。然而，至少在一篇文章中，他只用“本能”来定义“本我”。他在《精神分析新论》中说：“本能的贯注寻求释放——在我们看来，这就是本我的全部；甚至这些本能冲动的能量，也似乎处在一种不同于心灵其他区域的状态中。”（S.E.22，第74页）

从我写《儿童精神分析》（1933）开始，我的“本我”概念就符合上段引言所包含的定义。我确实也曾偶尔更不经意地使用“本我”这个词汇，用它来代表死本能或无意识。

弗洛伊德说，自我通过压抑——阻抗的界限，将自己从本我中分化出来。我发现分裂是初始的防御之一，并且是先于压抑的，我假设压抑大约在生命的第二年开始运作。正常而言，没有完全的分裂，也没有完全的压抑。因此，自我的意识和无意识部分，并非由一个僵化的界限分割开来。正如弗洛伊德所描述的，在谈到心灵的不同区域时，这些区域都是渐变然后融入彼此。

然而，当分裂制造了一个非常僵化的界限，这就意味着发展没有正常地进行，结果是死本能居于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当生本能占优势，整合和合成就可以成功地进展。分裂的本质决定了压抑的本质，[11]如果分裂过程没有过度，意识和无意识就仍然保持可以彼此渗透的状态。然而，当自我所执行的分裂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无组织的时候，就不能充分地缓和焦虑；而在大一点的孩子和成人身上，压抑是避开焦虑和缓和焦虑更为有效的方式。在压抑中，更加高度组织化的自我更有效地将自己分裂开来，以对抗无意识的思考、冲动和恐怖的形象。

虽然我的结论是以弗洛伊德的发现为基础（他关于两种本能及它们对心灵不同部分的影响的发现），但是我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补充意见却有很多不同看法。我现在要在这些不同看法的基础上写下本文的结语。

你们可能还记得，弗洛伊德对力比多的强调远大于对攻击行为的强调。虽然早在他发现生本能和死本能之前，他就已经从性虐的形式中看到性欲的破坏成分的重要性，但他并未充分重视攻击行为对情绪生活的影响。因此，可能他从未彻底地完成对两种本能的发现，并且似乎不愿将此发现扩展到整个心理功能。然而，正如我早先指出的，他将这个发现运用于临床材料，且程度比我们所意识到的更深。然而，如果要给弗洛伊德的两种本能的概念下一个终极的结论，那就是：生本能和死本能的互动支配着全部心理生活。

我已经提出，超我的形成先于俄狄浦斯情结，是由对原初客体的内射发起的。超我维持它与自我其他部分的连接，是通过已经内化了同一个好客体的不同层面。这个内化的过程对自我的组织化也具有最重要的意义。我认为，自我从生命的开始就需要并且有能力分裂并且整合它自己。整合在抑郁心理位置逐渐达到高峰，它取决于生本能的优势，并且意味着死本能的运作在某种程度上为自我所接受。我将自我的构造视为一个实体，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两方面的交替所决定的：一方面是分裂与压抑，另一方面是与客体有关的整合。

弗洛伊德认为，自我持续地从本我那里丰富自己。我早就说过，在我看来，自我被生本能召唤而运作，并通过生本能得到发展，达成这一点的方式是通过其最早的客体关系。生本能和死本能所投射的**，是第一个通过内射而被内化的客体。以这样的方式，两种本能找到它们可以附着的客体，然后通过投射和再内射，自我得到丰富和强化。

自我越能整合其破坏冲动，并合成其客体的不同层面，它就变得越丰富。虽然自体和各种冲动的被分裂的部分，因为会唤起焦虑，造成痛苦，因而遭到拒绝，但它们同样也包含着人格和无意识生命中有价值的方面，将它们分裂开来，就会使人格和无意识生命变得贫乏。虽然自体和内化客体被拒绝的部分会造成不稳定性，但它们也是艺术作品中和不同智力活动中灵感的源泉。

我对最早客体关系和超我发展的设想，符合我的假说：自我（至少）从出生起就开始运作，生本能和死本能的力量无所不在。

注释：

[1]参见《儿童精神分析》，第126-128页。

[2]我在《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的情结》（1946）中提出，我们从后来的自我那里得知的一些功能——特别是处理焦虑的能力，在生命伊始就已经在运作了。死本能在有机体内运作而引发的焦虑，会被感觉为对灭绝（死亡）的恐惧，以迫害的形式出现。

[3]参见本书《关于焦虑和罪疚的理论》。

[4]琼·里维埃（Joan Riviere，1952）提到“弗洛伊德坚决拒绝无意识中恐惧死亡的可能性”；她继续做出结论？“人类婴儿的无助与依赖，加上他们的幻想生活，意味着：对死亡的恐惧甚至就是他们经验的一部分。”

[5]此处我与弗洛伊德持不同观点。弗洛伊德所理解的转向似乎只是：本来导向自体的死本能，被转变为攻击客体的过程。在我看来，转向这一特殊机制中包含两个过程：一部分死本能投射到客体之中，客体从而变成一个受害者；而保留在自我中的那部分死本能，导致对受害客体的攻击。

[6]在《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的情结》中，我说：“对破坏冲动的恐惧似乎立即附着在一个客体上——甚至被经验为害怕一个无法控制的、拥有压倒性力量的客体。原初焦虑的其他来源是出生焦虑（分离焦虑）和身体的需求的挫折，这些经验也是从一开始就被感觉为是由客体引起的。”

[7]我早期的一些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观点是如何发展出来的，更详细的描述可以参见《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1928）、《儿童精神分析》（1932）（特别是第八章）、《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的情结》（1945）和《关于婴儿情绪生活的一些理论性结论》（1952，第218页）。

[8]参考例子见本书《关于焦虑和罪疚的理论》（1948）.

[9]阐释这个特殊观点的临床素材，见《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1934）.《克莱因文集Ⅰ》，第273-274页。

[10]例如，我在本书的注释中提到：“与内化客体（首先是部分客体）的攻击有关的焦虑，在我看来是疑病症的基础。”在我的《儿童精神分析》一书中提出了这一假设（第144页、第264页、第273页）。同样，在《智力抑制理论》（The Theory of Intellectual Inhibition，1931）中，我指出？“一个人害怕自己的粪便，将它视为一个迫害者，最终是源自他施虐的幻想。这些害怕产生了一种恐惧，恐惧在他身体里面有很多迫害者，也恐惧被下毒，正如疑病恐惧一样。”

[11]参见我的论文《关于婴儿情绪生活的一些理论性结论》，在该处我写道：“分裂机制构成了压抑的基础（如弗洛伊德的概念所指的那样），但是与导致崩解状态的最初分裂形式相反，压抑通常不会导致自体的崩解。因为在这个阶段，心理的意识与无意识部分有更好的整合；而且，由于在压抑的作用下，分裂主要影响的是在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分隔。自体的这两个部分都不会遭遇先前阶段会产生的碎裂程度。然而，在生命开始的最初的几个月中，婴儿诉诸分裂过程的程度，强烈地影响了在稍后阶段中压抑的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