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在客体关系发生之前有一个阶段，并且延续了几个月，这个假设隐含的意思是：除了依附在婴儿自身的力比多之外，那些冲动、幻想的焦虑、防御，如果不存在于婴儿身上，那么就没有和一个客体发生关联，也就是说，它们是凭空运作的。对儿童的分析让我了解到：每一种本能冲动、焦虑情境、心理过程都牵涉到（外在或内在的）客体。换句话说，客体关系是情感生活最核心的部分，而且爱与恨、幻想、焦虑与防御，也是在生命一开始就展开运作，并和客体关系密不可分地联结在一起。这个洞察使我对许多现象有了新的了解。
现在，我要提出本篇的结论：移情源自与最早阶段中决定客体关系的同一过程。因此，我们必须在分析中一再地回溯到客体（所爱的与所嫉恨的、外在的与内在的）之间的摆**，这种摆**主导着早期的婴儿阶段。只有当我们探索早年的爱与恨之间的互动、攻击性的恶性循环、焦虑罪疚感与攻击性的升高，以及这些冲突情绪与焦虑所朝向的客体的不同层面，我们才能够完全认识正向与负向移情之间的相互关联。另一方面，通过对这些早年过程的探索，我确信对负向移情的分析是分析深层心理的前提。这一点过去在精神分析的技术方面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3]分析正向移情，也分析负向移情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性，是我多年来一贯主张的，也是治疗各种病人、儿童与成人时必须依循的原则。在我从1927年以后所写的大部分著作中，我已经对这个观点提出了具体论证。
这种方法在过去使得儿童精神分析成为可能，而在近几年，在分析精神分裂病人方面被证实极为有效。直到1920年以前，人们一般都认为精神分裂症患者无法形成移情，因而无法接受精神分析。自那以后，人们开始尝试使用各种技术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精神分析。然而，在这方面最根本的观点的改变则是在最近才发生的，而且是和分析师对婴儿早期运作的机制、焦虑与防御有了更多的认知密切相关。由于我们已经发现了一些从应对爱与恨的原初客体关系上发展出来的这类防御，精神分裂症患者具有发展正向与负向移情的事实已经得到充分的了解。如果我们一致将以下原则应用在精神分裂症病人身上[4]，即分析负向移情与正向移情是同样必要的，而且事实上，若欠缺其中任一要素，将造成另外一项无法被分析，那么这个发现就可以被确认。
以回顾的角度来看，这些在技术层面的显著进展，可以在弗洛伊德基于生本能与死本能的发现所提出的精神分析理论中找到支持的论点，他的发现基本上增加了我们对于矛盾起源的了解。因为生本能、死本能以及相应的爱与恨，在根源上有最紧密的互动，所以负向与正向移情基本上是互相联结在一起的。
对于最早期客体关系的了解及其所隐含过程的了解，已经在根本上从各种角度影响了技术。我们早就已经知道，在移情情境中的精神分析师，可能代表了母亲、父亲或是其他人，有时候在病人的心里，咨询师也扮演了超我的角色，而在其他时候则是本我或自我的角色。我们目前的认知，让我们能够看穿病人分配给分析师的各种角色的特殊细节。事实上，在婴儿的生活里存在极少的人，他对人的感受却是众多的客体，因为他看到的是人的各种不同层面。因此，分析师可能有时候代表了自体、超我的一部分，或是各种内化的人物形象。同样地，如果我们只是认知到分析师代表了真实的父亲或母亲，这样的帮助并不大，除非我们了解是父母的哪个层面被激活了。在病人心中的父母形象，经过了婴儿期的许多投射与理想化过程之后，已经有各种程度的扭曲，并且经常保留了相当多婴儿期的幻想本质。整体而言，在婴儿的心里，每个外在经验都是与他的幻想交织在一起的，而且从另一方面来说，每个幻想也包含了一些真实经验的元素。只有通过对移情情境进行深度分析，我们才能够发现关于过去的真实与幻想层面。也是这些最早的婴儿期摆**的根源，解释了它们在移情中的强度，以及在父亲与母亲之间、在全能的客体与危险的迫害者之间、在内在与外在形象之间的快速变化。有时候这些变化甚至出现在单次治疗时段中。有时候分析师看起来同时代表了双亲。在这种情形下，通常以联合起来的敌视态度对付病人，此时负向移情达到了极为强烈的程度。在移情情境中，被激活或是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混合了病人幻想中双亲合二为一的形象，也就是我曾在其他地方描述的“联合父母意象”（combined parent figure）.[5]这是在俄狄浦斯情结最早期阶段中幻想形成的特征之一，而这一点若是继续保持其强度，则会危害客体关系与性的发展。“联合父母”
这个幻想，从早期情感生活的另一个元素（也就是伴随着口腔欲望受挫而来的强烈嫉羡）汲取其能力。通过对这些早期情境的分析，我们发现了在婴儿心中，当他受到挫折时，或是因为内在的一些原因而不能满足，他的挫折感会伴随这样的感觉：另外一个客体（不久将以父亲为代表）从母亲那里接受了他所渴望而在当时被拒绝的满足与爱。从而形成了以下幻想：双亲结合于一种具有口腔、肛门与性器性质的持续的相互满足，而且在我看来，这是嫉羡与嫉妒情境的原型。
关于移情的分析，还有另外一个层面需要一提，我们惯于说移情情境，但是我们是否总是记得这个概念的基本重要性？我的经验是：在揭开移情的细节时，最基本的是要思考关于从过去转移到当下的整体情境，而不只是情绪、防御与客体关系。
多年来——这一点在今天仍然如此——移情被理解为将病人的数据直接指涉到分析师身上。我对这一概念的理解是：移情根源于发展的最早期阶段及无意识的深层，这个概念是更宽广的，而且需要具备一种技术，借由这个技术从所有呈现的数据中，将移情的无意识元素演绎出来，找到其脉络。例如病人关于日常生活、关系、活动的报告，不只提供了对其自我功能的洞察，也显露了（如果我们探索它们的无意识内容）其防御。这些防御是要应对在移情情境中被激发的焦虑，因为病人必定会运用他过去所使用的相同方法，来处理再次体验到对分析师的冲突与焦虑。也就是说，他撇开分析师，就如同他过去企图撇开他的原初客体一样；他试图分化与分析师的关系，让自己保持一个全好或全坏的形象：他将某些对分析师的感觉与态度，转到当时生活中的其他人身上，而这是行动化（acting out）的一部分。[6]
本文主要讨论了最早期的经验情境与情绪，它们都是移情的来源。
在这些基础上，建立了日后的客体关系以及情绪与智力的发展。这些需要分析师加以注意的必要性，丝毫不亚于最早期阶段的各种表现。也就是说，我们探究的领域，涵盖了存在于目前的情境与最早期经验之间的所有数据。事实上，除非借由检验最早期的情绪与客体关系在日后发展中所呈现的各种变迁产物（vicissitudes），否则不可能找到逼近早期经验的路径。只有通过一再地将日后的经验联结到早期经验（这意味着需要耐心的艰苦工作），并且始终如一地探索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当下与过去才能够在病人的心中联结在一起。这是整合过程的一个层面。随着分析的进展，整合涵盖了病人心理生活的全部。当焦虑与罪疚感减少，且爱与恨能够有比较好的整合，分裂过程（对抗焦虑的一种基本防御）与压抑也减弱了。此时，自我的力量增长了，凝聚力也加强了，介于理想化客体与迫害客体之间的裂痕减少，客体的幻想层面也减弱了，这些都意味着无意识的幻想生活——与心理的无意识部分的区分不太清晰——可以更好地运用在自我的活动上，从而更广泛地丰富了人格。我在这里触及了移情与早期客体关系之间的差异性（较之相似性），这些差异性可以衡量分析程序的治疗效果。
我在上文中提出：引起重复性强迫的许多因素之一，是最早期焦虑情境作用下所产生的压力。当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以及罪疚感减少的时候，要一再重复根本经验的迫切性也减弱了，于是早期的模式与感觉的表现方式，以不太顽固的方式保存了下来。会发生这些根本的改变，是通过始终如一的移情分析。它们与深度再激活的早期客体关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它们不仅反映在对治疗师的态度改变上，也反映在病人目前的生活中。
注释：
[1]所有客体关系之最早形态的基本特征都是两人关系的原型，在两人关系中没有其他客体进入。这一点对于日后的客体关系非常重要。虽然这种排他的形式可能维持不过寥寥数月，因为和父亲及其阴茎有关的幻想（这些幻想开启了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将关系引入单一客体以外的其他客体。在分析成人与儿童时，病人有时候会体验到快乐幸福的感觉，这是通过再次唤起早期与母亲及其**的独特排他关系。这种经验通常随着对嫉妒与竞争情境（在这些情境中，第三个客体——基本上是父亲，牵涉其中）的分析而发生。
[2]弗洛伊德提出（仍旧谈到这些最初的认同）它们是一种直接且立即的认同，发生在比
[3]这主要是因为低估了攻击的重要性。
[4]这个技术在汉娜·西格尔（Hanna Segal）的文章《分析精神分裂病例的某些方面》（Some Aspects of the Analysis of a Schizophrenic，1950），以及罗森菲尔德《关于急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之超我冲突的精神分析评论》（Notes on the Psycho-Analysis of the Super-ego Conflict of an Acute Schizophrenic Patient，1952a）与《急性紧张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移情现象与移情分析》（Transference Phenomena and Transference Analysis in an Acute Catatonic Schizophrenic Patient，1952b）中有所描述。
[5]见：《儿童精神分析》，特别是第八章和第十一章。
[6]病人可能有时候会试图逃离当下、遁入过去，而不会认识到他的情绪、焦虑与幻想在当时正在全力运作中，并且将焦点集中在分析师身上。而在其他时候，如我们所知，防御主要是应对再次体验到过去与原初客体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