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前后，全世界西装革履的绅士们，在酒足饭饱之余，最热门的话题，就是如何投资被美国人炒得炙手可热的“生物柴油”概念，如何从其中分得尽可能大的一块蛋糕，至于由此引发的后果，绅士们却是不会去理会的——除了德国的默克尔总理。总理女士说，全球粮价暴涨，是因为印度人不知道体恤大伙儿，竟然从一天吃一顿饭改成一天吃两顿饭了！

为了炒高国际粮价，美国人找了最好的突破点——玉米。

美国得天独厚，作为世界第一的玉米生产国，其玉米收获面积、单产、总产量均是世界第一，出口量当然也是世界第一。具体些讲，十几年来，国际市场上每两吨玉米中，就有一吨以上来自美国——美国掌握了国际市场上对玉米供应量、价格的绝对控制。

所以，只要美国人小拇指儿轻轻一动，玉米价格便如同断线风筝一般飞上了天。这个“小拇指儿轻轻一动”，其实是美国人将原本出口的玉米拿去造乙醇（酒精），做成燃料喂进汽车的油箱。

接下来，只要稍加操作，玉米便带着大豆、小麦、稻米，价格一起飞上了天，这就是人家渴望已久的全球粮价暴涨。甚至，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全部飞上了天。

1999年的时候，金价跌到300美元/盎司，甚至在1999年7月20日，一度跌到252.8美元/盎司——这已经低于成本价了。不过，仅仅相隔数年，情况就完全反转了：2005年9月，金价还在450美元/盎司，半年后就冲上了725美元/盎司（2006年5月）。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数字一点儿也不高，两年以内，黄金价格在此基础上再次翻番。

而石油的价格，也从21世纪初的低点开始上扬，到2006年8月7日，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达到每桶79.85美元。1999年，就在瓜子一块钱买六斤黄瓜的时候，油价还在20美元以下。然而，每桶79.85美元的价格远远不是这一轮油价暴涨的尽头，2008年年中，国际油价甚至涨到了147美元的历史最高值。

铜价从2005年年底的4400美元/吨，只用了不到五个月时间，就涨到了8800美元/吨的历史高位，当然，后面还有11000美元的价格在等着它。

而房地产，自然是投资者和投机者不能放弃的目标。实际上，全球的房地产价格，从莫斯科到巴黎、伦敦，从上海到香港、澳门，从纽约到洛杉矶，都在暴涨。甚至，连当年受到楼市泡沫重创的日本东京，房地产也走出低谷，开始上涨，不，是暴涨。

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全球的贵金属（黄金、白银、白金）、石油、有色金属（以铜为代表）、铁矿石，几乎所有国家的股市，几乎我们知道的所有其他原材料、矿产资源价格……都在全面暴涨。

全球大宗商品乃至于一般商品价格的暴涨，迟早会传遍这个世界的每个经济体。然后，只需制造某个经济体内的物价飞涨，然后央行被迫加息，再然后呢？自然是“日本模式”复制成功，其时，美国人就可以打着IMF或者世界银行的幌子来接收该国财富了，如果这个“某国”竟然是中国，那就再好不过啦！

于是好戏连台上演，从当时的《新闻联播》上就能看得清楚，全球三十余国因为粮食问题闹得鸡犬不宁。

埃及民众买不起面粉，不能**吃的大饼，于是成群结队地在粮店门口大吵大闹。

海地饥民饿得头昏，于是到处打砸，不过就是为了找东西吃，可是暴乱就此掀起。总理见势不妙，自己宣布下台，然后消失，这一届政府就此垮台。

中越边境上，一群脑子精明的人低价从中国买米，然后每天扛一点儿，经过免检通道进入越南，在那里高价卖给越南人。实际上，他们是以蚂蚁搬家的精神走私大米，其利润率竟然直逼在国内的炒房客。

而最可笑的，无过于非洲某国总统义正词严地指责中国，说中国国内粮价只有国际市场的1/4，于是代表本国人民提出严正要求，要到中国分一杯羹——很明显，他脑子进水了。

中国虽然也受到冲击，却仍然稳如泰山。原因很简单，百姓们面对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价格都不怎么高。原来早在六十年前立国之初，这一点就在考虑之中。于是百姓的基本消费品价格，比如粮食、猪肉、食用油、民用水电煤气等，就变得极低——活下去总是没有问题了。

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模式采取了非常“另类”的组织方式。这个组织方式让美国人、欧洲人怎么看怎么别扭，于是给中国扣上了一个“非市场经济”的大帽子。这个组织模式，就叫作“官办经济”。

不过，欧美人倒也没有看走眼，中国的“官办经济”，的确是个非常奇特的组织。

事实上，由政权力量派生出来的经济组织，按照与政权的亲疏，可以依次论述如下：

一、中央直属企业，又叫作央企。

这些企业，均为巨型企业，财雄势大，甚至其中任何一家，拿到世界上就可以与很多发达国家的百年老店抗衡，如中石油、中石化，比起洛克菲勒家族经营了百年的标准石油、美孚石油，或者英国人的英国石油公司来说，至少在规模上毫不逊色。

但是这个类别的企业不多，只有一百多家，而且，还在进一步缩减中。这些企业的负责人都是国家高级干部。其经营得到中央财政的无限支持，换言之，其背后的支持力量，是中国的国家信用——只要中国政府还在，这个企业就不用担心融资和信用问题。

对于这些企业来说，利润不是其关心的问题（当然，很多企业的利润均令其他企业瞠目结舌）。这些企业存在的意义，并非单单为国家盈利，而是为保证当局对于国内核心行业（如重工业、机械制造业）和关键行业（军事工业、金融和银行业等）的绝对控制。

二、地方政府财政直接衍生出的融资平台类企业：

这类企业，根本就是地方财政部门的直接延伸。而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大大小小的房地产企业。

这类企业的存在意义和唯一目的，就是为地方财政融资（所以才叫作“融资平台”）。所以，事实上，这些企业的背后，实质就是地方财政。

这类企业为地方财政融资，而地方财政为这类企业提供无限量信用担保和各种便利。事实上，二者就等于一个人用了两个名字。

这类企业，有现成的报道可以当作例子。比如，《21世纪经济报道》的文章《低利润率畸形四川路桥难享千亿基建蛋糕》指出：“四川铁投……整合了四川铁路集团和四川路桥集团全部股权和部分现金，……计划用5-10年筹集600亿元左右铁路项目资本金，重点完成11条出川铁路四川段及规划城际铁路建设。……未来四川路桥或将成为四川整合铁路资源的唯一平台，其资产注入预期大大增加……而四川铁投的成立正是为推进该省铁路建设，搭建专业性投融资操作平台。”

三、央企以外的其他国企。虽然规模比不上央企，但是其得到的信用支持，却也可以认为是无限量的。

四、类国企。这类企业，名义上是民营企业，实际上得到中央或者地方政府“无限量”的信用支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经过早期的打拼，成功做大做强，变成了国家在某一行业的龙头，这类企业自然也得到了类似国企的待遇，甚至在信用支持方面完全等同于国企，所以我们给它们起名为“类国企”。

或者，稍小一点儿的，变成了地方上的利润大户和GDP大户，其兴衰与地方经济密切相关，自然得到地方上的信用支持——它们融资，自然也方便得多。

大家留心一下，每年春天中央和地方的“两会”代表亮相的时候，大家只要查一下两会代表中的民营企业家，就明白谁是享受国企待遇的“类国企”了。

一般说来，不同的地位，决定了这类“类国企”的民企所获得的信用支持力度。很简单，全国两会代表中的“类国企”，自然得到国家的支持；省级两会代表中的“类国企”，得到省级金融机构的支持；市县级的呢？还用再重复吗？

这类企业中，得到国家支持的，最著名的就是海尔。而得到地方支持的，最有名的，自然是那个倒霉蛋“铁本”（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啦。

90年代中后期，每当瓜子翻开班里按照规定必须订阅的《青岛日报》，在头版一定看到两个光辉夺目的大字——海尔。在日积月累的作用之下，孤陋寡闻的大学生瓜子开始无比崇拜这个神话的创造者，超越地球引力，而飞速上升的明星企业。

然而，当瓜子看多了不该看的书，变成了一根不再纯洁的老油条，就坏事啦：

每次瓜子看到报道，提及美国最牛的哈佛或者沃顿商学院屡次拜倒在海尔奇迹的光辉之下，并且为海尔未来在全球的扩张蓝图所震撼——这个时候，瓜子不但不为我民族企业如今终于能够力压西方企业而感到自豪，反而常常忍不住心中暗笑：这帮缺心眼儿的洋鬼子，想破脑袋也想不到海尔光环的背后，是中国各级政府的无限量信用支持——它在融资方面不成问题。

故而，如此背景之下，海尔在全球的迅速扩张自然可以做到。

“谁下的本钱，谁获利”这个基本的原则，在信用和融资支持的来源方面，体现得淋漓尽致。

比如我们会看到报道：某县要求全县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职工，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喝掉一定数量的本县酒厂所产的酒，抽掉一定数量的本县卷烟，否则县政府将会如何如何。

而更大的例子，体现在90年代末，生产普桑的上海市限制天津生产的夏利汽车进入本市出租车市场，当然，打的幌子是“没有后备厢的车子侵害消费者利益”——当日普桑有后备厢而夏利没有。

一句话概括就是：肥水不流外人田！

五、其他民营企业。这类企业的共同特点是实力弱，规模小。

六、芝麻绿豆企业和项目，比如家门口的百货小店、农民创业、大学生创业等等。

由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央企、以房地产企业为代表的融资平台企业、其他国企、类国企，这四类是可以无限或者几乎无限获得来自中央或者地方政府的信用担保和支持的，或者我们说，它们可以从中国的银行体系和金融体系中获得最大的融资支持——还是省点事，用“国企和准国企”这个词来概括这四大类企业。

而剩下的两类企业，包括普通的民营企业、芝麻绿豆企业和项目，从金融体系获得支持的机会——我们用数学上的概念来说，是——不是0，但无限趋近于0。

于是，我们可以解释一个问题了，为何民营经济越发达的地方，法律不允许的“地下钱庄”也就越多越活跃。

然而，我们不必为后两者企业担心，它们总能获得机会生长并繁盛起来的——只要它们有这个环境。

事实上，它们是有这个环境的。以“国企和准国企”为骨架支撑起来的中国经济，依靠这一架构带来的竞争优势，在2001年年底争得了全球化框架WTO中垄断“次低级”产业和为全球提供廉价工业制成品的机会。

我们此前已经讨论过了，这个机会意味着大量的资金流入中国，充分释放了一直束缚在中国头上的流动性“紧箍咒”，进而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异常繁荣。

在这个大背景下，通过“地下钱庄”之类的非正式渠道进行融资，成本虽然高些，但并不是极难的事情，故而我们也看到了并不怎么倒霉、反而看上去很不错很风光的“民营企业和芝麻绿豆企业和项目”（仅限于2008年年中之前）。

也就是说，大量的、汪洋大海般的“民营企业和芝麻绿豆企业和项目”的繁荣是依附于国家整体经济景气情况之下的。这个持续时间长达6年（2002-2008）的“WTO景气”，是靠中国的竞争力争回来的，而中国的竞争力又是直接建立在中国的经济体制之上的，中国的经济体制则又是我们提到的所谓“国企和准国企”来支撑的。

所以，中国的其他经济成分，是完全依赖于“国企和准国企”生存的，“国企和准国企”就是中国经济的脊梁和主心骨。

于是，我们讨论中国经济，就可以简化为仅仅讨论“国企和准国企”。

我们用宏观的眼光来看中国经济的主干部分——“国企和准国企”的共同特点。最重要的几条如下：

一、行政体系贯穿企业组织和经营活动中。

二、企业的经营，首先考虑的是行政意志，而非盈利——这使得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企业服务态度较差，效率较低——很多非理性业务，很明显在挑战经典的经济学法则。比如台湾南部的偏僻乡村，公交系统因为赔钱，逐渐减少甚至取消线路——他们的公交系统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这样做毫不奇怪；而大陆的公交系统尤其是乡村公交，即使某些路线在某些时刻空无一人，还是照常发车——这从盈利方面讲，是白痴行为，但对便利民众尤其是推动各地区均衡发展上，却又不可或缺。

同理，国家的邮政系统明显是烧钱的行为（不光中国，全世界各国都是如此）——很多邮政局开在荒凉的山区，业务很少——但又不能没有。甚至，在“野人”出没、人烟稀少的湖北神农架，也赫然架起一个巨大的广告牌，上面一排大字煞是威武：“中国移动欢迎您！”

美国人将商业法则贯穿到整个国家的每一个细节，这也是很多人对于美国最欣赏的地方。然而，这个安排，并不总是让人满意。比如警察局的经费是由辖区的税收供给，富人区的警察成群结队，而贫民区的警察却成了比大熊猫还少的稀有动物。于是越穷越乱，越乱越穷——这就是商业法则的必然结果，在中国这个不完全按照商业法则办事的国家，可碰不上这种事情。

三、国企和准国企通过“一条线”联系在一起。这条线，就是国家或者地方金融体系的无限或者近于无限的信用支持和融资供给。

换言之，这些国企和准国企，好似一条条的舢板（虽然有些舢板非常巨大），而行政组织原则和金融体系无限的信用与融资支持这两条“铁链”，将它们牢牢绑在一起，形成了中国经济的骨架。数量更为庞大的民营企业，则附着在这个骨架之上——正如小草、藤萝和苔藓依附于森林一样。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20世纪90年代初，全国共有7家胶卷厂，数量是全球第一。然而，到了1993年，7家厂共负债100亿人民币，已经到了揭不开锅、走投无路的地步了。

而与此同时，全球技术领先的日本富士，与其在全球市场的卓越表现一样，在中国胶卷市场占据了70%的份额。其强大的竞争优势，逼得中国本土7家企业和同样在中国混饭吃的美国柯达走投无路。

当时，中国的解决方案是全力支持乐凯胶卷1家企业发展，而放弃另外6家企业。为何要做出这等决定呢？想一想当时中国最大的难题——缺钱啊！

1998年3月，中方与美国柯达敲定方案，美国柯达以10亿美元为代价，外加“排他的垄断条款”（除柯达外，不得有其他外资进入中国胶卷市场，也就是当日在国际胶卷市场上把美国柯达逼到破产边缘的日本人）的条件，将中国胶卷行业（除乐凯胶卷之外的6家公司）尽数收入囊中。柯达的做法是，关掉3家，精心做好另外3家。

2003年10月，柯达又与中国唯一未与外商合资的河北乐凯公司签约，以总值1亿美元的现金、设备和技术，换取乐凯20%的股份。

至此，中国胶卷工业的7家企业中，6家被柯达吃掉，1家也被渗透。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一旦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失去国家信用的支持，后进国家（即使如中国这种大国）的企业，根本无法与国际巨头抗衡和竞争——所以，我们可以推测当年设计这一经济体制的那位伟人的思路了，既然单个的企业根本无法对抗国际巨头的百年老店，于是，一个新的思路诞生了：如果无法在竞争力上对抗，那么至少在规模上要能够与之抗衡。

四、每个国企或者准国企，都通过行政组织原则，牢牢固定在行政体系中。

以行政体系的思路构建起来的国企，虽然不利于经营盈利，却利于执行国家意志。于是，这种在传统经济学上看起来非常另类的组织模式，成就了那些整合了全国资源的巨型国企。

作为巨型国企的补充和支持，其他大大小小的国企和准国企也按照类似的组织原则建立起来。

国外的大企业，基本都是按照商业模式而有机地组织起来，在盈利方面，无人能出其右，在这里，我们将其比作“航空母舰”。

而国内的巨型国企，由于其组织原则和组织模式，在经营方面显然笨手笨脚，所以我们只能将其比作曹操的“铁索连舟”——看上去很大，但仅仅是千万个小舢板连起来的。然而，巨型国企加上千万个小型的国企和准国企拼出了一个巨大的骨架，在这个巨大的骨架基础之上，还依附着数量庞大的民营企业。所有这些加起来，终于形成了一个超级巨大的、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规模达到每年产出10万亿美元以上的“经济航母”——这艘巨型航母的名字，就叫中国。

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是有原因的：某个国企、类国企的资产，单凭一纸命令，即可无偿划拨，而归另外一个国企。比如，2008年，亏损累累的国企济南钢铁、莱芜钢铁合并为山东钢铁，然后吃下巨额盈利的、民营的日照钢铁。这数百亿资产运作的全部成本，表面上看起来热热闹闹，账面上巨额资产转来转去，事实上就是一大帮人按照高层的指示，多开几次会而已。——既然不同部分间的资产可以以接近于零的成本而互相划拨，那你能否认这些企业本来就是一个整体、本就同属于一个企业（中国这个超级企业）吗？

这种方式虽然土，但是这艘航母的个头，完全可以碾压任何发达国家的单个跨国公司。这艘航母支持了中国高铁行业，于是中国中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直到把全球高铁订单的一半以上都揽入怀中，逼得当日的大佬加拿大庞巴迪、德国西门子和法国阿尔斯通商量着合并抱团对抗中国。这艘航母支持了京东方，于是京东方从无到有把中国的显示器做到了“可卷曲”的地步，碾压前霸主韩国三星之势隐隐已现。

这艘超级航母不仅仅规模大得空前绝后，其背后的支持，更是以超强的国力为基础：不受制于任何外力的独立国家主权、联合国五强之一、无人敢撄其锋芒的常规军力、可以抗衡一切强国的独立核打击能力、独立而先进的意识形态……

这就是中国唯一能够拿来抗衡发达国家跨国企业、保障中国民族工业不被绞杀的“大杀器”，也是中国赖以对抗国际金融危机的护身宝甲。只要这个国力基础还在，那么，这艘“经济航母”就会得到源源不断的信用支持，亦即得到源源不断的融资支持。甚至，哪怕这艘“航母”上无数大小舢板在大浪中沉没，只要这个国力基础还在，这艘“中国号”经济航母就不会沉没——经济战，就是国力的比拼，就是没有硝烟的战争。

效果我们看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中，全球企业焦头烂额，挣扎在死亡边缘，而中国国企则忙着四面出击，到处扫货：中亚、东南亚、非洲和拉美的资源、矿山；欧美中小企业的技术；希腊的港口使用权；俄国的石油合同；巴西的国家电网运营权……

数据显示，200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不过55亿美元，而2008年猛增到559.1亿美元，晋升为全球第12位，其中，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418.6亿美元，同比增长68.5%。2009年中国对外投资565.3亿美元，仅次于美国、法国、日本和德国。2017年1月16日，商务部公布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全年共对全球164个国家和地区的796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11299.2亿元人民币（折合1701.1亿美元，同比增长44.1%）。

这些钱，正如20世纪90年代日本人拿到的东西一样，很多都换成了这个世界上最优质的资产，比如希腊国有的比雷埃夫斯港口码头日常经营权——从此中国在地中海枢纽获得了一个稳定的中转站。

正是靠了这个“铁索连舟”，美国人无法在中国复制那个“日本模式”。

2005年后，人民币汇率虽然被迫升值，却是按照“小幅度、渐进式”的方式升值，这的确给了国际资本和热钱游资渔利的机会，却没有给它们狙击打爆中国金融的机会。同时，被期待可以刺破中国经济泡沫的加息，却是按照本国实际情况渐进地、小幅度地进行，压根儿没有重现日本式——按照华盛顿的指示而非本国实际情况大幅度、快速进行的加息。

所以，作为这些举措的结果，美国人和国际资本直到今天也没有找到机会狙击中国经济，美国人日思夜想的所谓“一举冲垮中国金融，进而彻底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美梦，从来没有变成现实。索罗斯老先生2009年在香港开了办公室，图谋利用金融危机的机会，从中国身上咬下一块肉来。可是，八年过去了，老先生宣布了新的接班人，宣告自己退休，都快要入土了，那“美好”的愿望也没有变成现实。

白宫主人也是如此，他等啊等啊，一直没有等来机会。就在等待中，他的注意力却被引向了别处。原因很简单，更大的威胁出现了。

原来正当美国人拿着刀对着中国比划的时候，欧洲人已经把刀顶在了美国人的腰眼上，他们要废了美元霸权的基础——“石油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