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岁半以后，小妞已经很重了，她老跟着我上班，我的颈背已经挎不动兜着她的小布兜了。颈椎的劳损和疼痛越来越严重，贴膏药、按摩都无济于事。

我在想，怎么安置她更好呢？

放奶奶家？或是外婆家？

都不是好的选择。

我父母年近八十，看幼儿已力不从心；奶奶爷爷倒是年轻一点点，但是并不在行护理幼儿。那时，奶奶家在石景山区，外婆家在丰台区，而我们的小家在朝阳区，真是大调角，谁也不挨谁。

有时候，奶奶看我太辛苦，就在我上班的时候跑来帮我照看小妞；但毕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两个小时的地铁倒换公交，跑到我这里上早七点到晚七点的宝宝班，也只能偶尔为之。

思前想后，我决定还是要找托儿所。

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曾经买到过一本白皮儿的日本儿童文学作家黑柳彻子写的《窗边的小豆豆》，那时候它在中国还不是畅销读物，但我和妹妹都很喜欢，几乎把书看毛了边。我们都很迷恋那里面的巴学园——一所类似学前班的私立学校。

我上哪里可以找到这样一所学校呢？

要知道，一个偌大的北京城，找一个收养一岁半宝宝的托儿所谈何容易！我到处查广告，抱着北京黄页挨个儿打电话给幼儿园，结果都是失望。

于是，只好托朋友也四处帮忙问讯。在体育界有些关系的朋友黄葵正好家中有个比小妞大三岁的女孩，她帮我联系了中国体育报社的托儿所，特别幸运，托儿所离我们家就四站地。

我迫不及待地带着小妞倒了两次公共汽车，到了那个家属楼里仅有两个单元、不到八十平米的小托儿所。

一踏进屋，早有准备的心理还是有些动摇了。

黑乎乎的一层居室里，几乎没有阳光，四五个两岁以下的小朋友光着小屁股坐在尿盆上。他们看见一个妈妈模样的人来了，都想起了自己的妈妈。一个光头流鼻涕的小男孩开始咧嘴叫“妈妈”，其余的孩子也表情可怜地准备哭嚎。乡村大妈式的保育员表情僵硬地制止大家，“你们干什么？我看谁咧嘴！”看到这里，我几乎想逃跑。

可是，明天的班怎么上？

我咬牙现实起来。要不是走了朋友的后门，就是这样的托儿所，人家也不收我们。

因为这里只收中国体育报社记者的孩子，由于记者们经常出国、出差，单位才设立了这样稀罕的托儿所。

正好这时，孩子们要吃中午饭了，闻着香喷喷的饭菜，小妞自觉地坐到了小桌子边。

托儿所的所长倒是一个看上去还有些文化的中年妇女，她对我说：“你看你的孩子多可爱呀，她不像其他孩子那么怕生，她喜欢这里。要不你先试一天，我不收你的钱，你和孩子都试试。”我犹豫着点点头，对小妞说：“妈妈走，可以吗？你一个人留下和小朋友吃东西？”

小妞出奇地冷静，她点点头，没有一点痛苦的表情，好像在赴宴会，脸上特别愉快轻松。

看到这样，我才放心地点点头，轻轻转身离开。

我想，我必须慢慢走，她只要一后悔，我就抱她回家。

但是小妞没有后悔，她还微笑着和我说了声“拜拜”。

我诧异地离开了托儿所，走到大街上的那一刻，不知道是轻松了还是空落了，我忽然觉得自己两年多的沉重一下子消失了，身上轻得怪异起来。

傍晚四点半，我迫不及待地跑到托儿所，第一个站到了门外。接孩子的时间临近了，我开始听见窗户里面孩子的哭声。

我想，那里面有没有小妞的哭声呢？

老师终于把窄小的阳台门打开了，一排的小不点出现了。第一个就是小妞，她并没有哭，只是显得没有精神，见了我她高兴地喊：“妈妈来了！”扑进我的怀里，就再也没有抬头。

托儿所所长笑着对我说：“这个孩子太聪明了，她一点儿都不闹，我看行。你明天就带着她的体检表和托儿费来吧。只是，你的孩子不能在这里穿纸尿裤。我们要教孩子自己大小便。”

我懵懂地点点头，抱着小妞往家走。

妈妈，我在家。

——浇浇嘟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