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为我们关上一扇门的时候，一定会记着帮你打开一扇窗，此时，你能做的就是，安心的等候。

母亲走后，她离别时不舍的眼神一直在张爱玲的大脑里徘徊，终日浑浑噩噩，只是消磨自己的时间而已，她决定为了在乎自己的家人、亲人、朋友重新振奋起来。

新闻天生就有一种聚众的魔力，但是它的耐性好像并不好，这不，张爱玲被批判成文化叛徒的消息不久后就被各种纷至沓来的别的消息覆盖了，虽然还是会收到别人探究的眼神，可是这丝毫不能阻挡张爱玲想要重新振作的决心。给予张爱玲最大帮助的就是桑弧。

桑弧，原名李培林，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宁波，中国导演、编剧。1941年编剧第一部作品《肉》，1944年首次执导电影《教师万岁》。1954年导演并编剧的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获文化部1957年优秀影片金奖、1954年第八届卡罗维伐利电影节音乐片奖和1955年第九届爱丁堡电影节映主奖。

当时桑弧正面临着新公司建立的困境，如何在众多公司中脱颖而出成了桑弧面临的最大问题，他想到了红极一时的张爱玲，他想通过邀请张爱玲做编剧来将她的作品拍成影视。

在柯灵的搭线下，桑弧认识了张爱玲，不过对于桑弧的提议，张爱玲不是十分感兴趣，她觉得影视这个行业自己并不了解，并不敢去冒险，就这样一个不善言谈，一个不敢尝试，两个人第一次见面马上就要在尴尬中结束的时候，桑弧带来的助理龚之方忍不住上前介绍，在他的大力劝说下，张爱玲才决定尝试着去接触。

其实这段时间，张爱玲因为心理、身体的困扰，已经有一年的时间没有再写出文字了，而且因为把钱都给了胡兰成，自己的生活一直不宽裕，但是她不愿意盲目地接受别人的邀请，出卖自己的灵魂。可见不管情形如何，张爱玲依然是一个十分清高的人。

后来张爱玲与龚之方成了十分要好的朋友，一静一动，竟然相处的十分和谐。知道张爱玲生活困难后，龚之方作为山河图书公司的老板，竟然去央求金石名家邓翁为书题了书名：《张爱玲传奇增订本》。

在那段时间，几乎张爱玲出版的所有书籍，山河图书公司都会出一本增订版。每本图书都是张爱玲亲自去校对，装订，里面涵盖了她太多太多的心血，不过她却遭受了盗版的侵袭，好几万本册子变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

已经从阴霾中走出来的张爱玲决定坦然面对过去的那一段婚姻，她借山河图书公司出版的《张爱玲传奇增订本》上，郑重其事地写下了“有几句话同读者说”，第一次在大众面前替自己辩护：

“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想想看我唯一的嫌疑要么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

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泄露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

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家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所以一直缄默着。同时我也实在不愿意耗费时间与精神去打笔墨官司，徒然搅乱心思，耽误了正当的工作。但一直这样沉默着，始终没有阐明我的地位，给社会上一个错误的印象，我也觉得是对不起关心我的前途的人，所以在小说集重印的时候写了这样一段作为序。……”

可能是这份直面大众的态度，可能是这份从容不迫的大气，张爱玲再次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读者争先恐后的追捧，经历了严酷的冬天，春暖花开的季节终于来了。

朋友是你面对困难时的坚强壁垒，朋友就是你孤军奋战时强有力的双手。此时，柯灵也忍不住了，在《文汇报》副刊上撰写了一篇推荐文章《张爱玲与》：

“上海在沦陷时期出了一个张爱玲，她的小说与散文颇为读者所称誉。但是正因为她成名于沦陷期间，发表作品较多，而又不甚选择发表刊物，所以胜利以后，她不免受了‘盛名之累’。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两年前曾经刊行，最近市上发现了偷印本。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市侩的伎俩，和他们的‘乘人之危’的居心。但据笔者所知，目前正有一家出版社在重新排印这本书，其中添收张爱玲后期所作小说数篇，闻书前有她的新写的题记，说明两点：（一）她在沦陷的上海写过文章，可是她从不跟政治发生任何关系。（二）她所写的文章，从没有涉及政治，她的两本书（《传奇》和《流言》）可为明证。也就是说，要求社会还她真实的评价。”

寥若晨星的夜空一闪一闪地照耀着整个大地，我们虽然是蝼蚁，但是仍坚强地存在着，这就是生命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