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的佛教，一直在等待的煎熬里度过。

到了一九七九年，

才有一位电视节目制作人，

信奉伊斯兰教的白厚元先生，

以商业往来的口气征询我，

是否愿意在“中华电视公司”

制播每周半小时的佛教节目。

当然，我知道电视传播的力量很大。

现场讲经，

顶多三五百个听众就被认为是盛况，

但是，透过电视画面传送到各个家庭里，

其影响力就无远弗届了。

尤其那个时候，少说也有百万以上的观众，

电视传播的力量就更不容小觑。

写过与平面媒体记者的因缘关系之后，想起还有电视媒体的因缘，也是值得一叙。

一九六二年，台湾第一家电视台“台湾电视公司”成立，开始播放电视节目。那时候，电视台每天播出的，多数都是基督教节目，或许是有人看了，以为我们是一个基督教的地方，所以让那许多电视台的负责人也觉得不好意思，就增加了一个栏目叫做“锦绣河山”，由刘震尉先生（山西太原人）主持，介绍寺庙建筑，以示平衡。虽然播出的时数与基督教的节目不成比例，但总是聊胜于无。

其时，除了基督教制作的节目，后来天主教光启社制播的节目也都非常叫座。只是一开始，并没有人注意到媒体的不公平，当大家发现这些差别待遇之后，所谓“不平则鸣”，才逐渐出现一些反映的声音。基本上，当时除了蒋中正、宋美龄夫妇信仰基督教以外，国民党元老中还是有人信仰佛教的。

可怜的佛教，一直在等待的煎熬里度过。到了一九七九年，才有一位电视节目制作人，信奉伊斯兰教的白厚元先生，以商业往来的口气征询我，是否愿意在“中华电视公司”制播每周半小时的佛教节目。当然，我知道电视传播的力量很大。现场讲经，顶多三五百个听众就被认为是盛况，但是，透过电视画面传送到各个家庭里，其影响力就无远弗届了。尤其那个时候，少说也有百万以上的观众，电视传播的力量就更不容小觑。

能在电视上弘法，对佛教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在基督教宣传教义气势夺人的年代，佛教遭遇的艰难困苦，纵然让人心有不甘，却也无可奈何。而如今可以在电视里拥有一个佛教节目，我们自是非常乐意接受了。

于是我问白先生：“需要花费多少钱来制播节目呢？”他说：“三十分钟的节目，每次的播出费要十二万元，制作费另计。”我一听，那不就是要二十万元才能做成一个节目吗？他还说：“当中，除了扣掉开头的一分钟以外，另有五分钟是广告，收入归电视公司。”那个时候，我们还没去想花费多少、赚不赚钱的问题，一心只有想到要全力以赴，把佛教节目搬上电视屏幕。

后来，我开始构思这个电视节目的名称。最初，我提议以“无尽灯”为名；“无尽灯”三个字出于《维摩经》，有灯灯相映、灯灯相传，无穷无尽的意思，也象征着“佛光普照”的意义。哪里知道，到了节目快要开播前，白厚元先生才告诉我，“中华电视公司”总经理梁孝煌先生（一九一六年生，福建闽侯人），他不能接受这一个名称。为了节目名称不能通过，白厚元先生又叫我多想几个让他们圈选。

我记不清楚拟了哪些名称，总之，也提供了好多个给他们去圈选。没想到，圈选的结果，他们选了一个我最不喜欢的题目，叫做“甘露”。我认为“甘露”这个名称太过软性，缺乏一股想要宣扬佛教宗风的力量。于是，我就向白先生提出要求，希望能去拜访梁孝煌先生。拜访的结果无济于事，他仍然坚持以“甘露”为名，不肯更换别的名称，我也只有勉强地接受。

后来，我提供了二十一分钟的故事、三分钟的讲说内容给电视台，并且兴致冲冲地在报纸上刊登广告说：一九七九年九月四日起，每周二晚间七时至七时三十分，将在“中华电视台”推出由佛教制作的节目《甘露》。

二十一分钟的故事，很容易拍摄，没有半天就已经完成，接着就是我三分钟讲说“佛教的意义”。其时，正逢七月，拜拜的风气很盛。在佛教里，七月是“孝道月”，大家慎终追远、祭拜先人，本来应该是好事，但是那时候，政府却认为，佛教拜拜太过铺张浪费，也就颇有嫌怨之意。为了配合政府的意思，我就在这三分钟的讲说里，鼓励民众于七月“普度”时，以香花供果祭拜，不宜杀生、铺张。

原本好意要配合政府促进社会“移风易俗”，但是这一天的早晨，报纸出刊，广告见报以后不久，电视公司就忽然来了一通电话说：“这个节目不可以播出！”当然，这必定是刊登的广告引起了高层注意，才通知电视公司不准播放佛教节目的。

当电视公司告知我这事的时候，简直如晴天霹雳，心想：这还得了！电视播出不播出还不重要，但是我们已经对外发表说，今天晚上有个佛教节目要播出，忽然间无声无息了，这怎么能向万千的佛教徒交代呢？所以，我就动员寻找郝柏村先生、蒋纬国先生，以及许许多多的党政要人，一一地拜托他们帮忙。只是，大家也都爱莫能助。

到最后，我只有和梁孝煌总经理讨论。我说：“我们已经付了钱，在报纸上也刊登了广告，当初和你们的电视公司订立合约时，也已说清楚每星期一次的节目，播出费是十二万元，三个月为一季，一季十三集。可怜我每一集都要付十二万元，那是很难筹措的，现在你却不准我们播出，真是令人不解，叫人要无语问苍天啊！”

我非常气愤地向梁孝煌先生表示抗议，最后他只有勉强地说：“好！大家妥协，准许播出这个节目，但是最后三分钟的讲话要删除，不可以播出。”

我说：“我不是在宣扬佛教，而是在改良社会风气啊！”

他说：“和尚不能上电视！”

我奇怪地问道：“你们的电视连续剧里，不也都有和尚吗？”

他竟说：“那个是假和尚，可以。”

我一听这话，心里真是光火了，就对他说：“假和尚可以，真和尚反而不可以，这是什么道理？”他自己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想到我说再多的理由也没有用，他不肯播出，你又奈何？最后只有自己先妥协了。可怜地，那一次花了十二万块钱，播了一个根本不像佛教节目的节目，之后也只有每星期胡乱地凑了一些佛教故事，让电视台播出。而自始至终，梁先生都不愿让出家人上电视讲话。

一季三个月，很快地就过去了，我们要求继续播出节目，他却怎么样也不肯。不得已，我只好另辟管道，转到台视去开拓播出的机会。没想到，台视也是要价十二万元，和华视立下的条件一模一样，不可以宣扬佛教的教义，我也只有忍气吞声地接受了。

在台视播出三个月节目之后，很快地，期限又到了。同华视一样，他们也不肯再和我续约。那个时候，还有一个中视，我心想：“没有关系！到中视去不就好了？”这回，中视的总经理一样是千般刁难，即使找人去拜托，也是万般不肯。这三个电视台都不准播佛教的节目，主要是因为那时有政治的涉入，由于他们的背景关系，可能不敢突破上级指示，才会让我受到这许多冤哉枉也的待遇，最后经由名制作人周志敏小姐从中协调，才终于促成佛教第二个弘法节目《信心门》，于一九八〇年在中视播出。从这一次开始，周志敏小姐也就一直为我制作节目。

《信心门》自播出以后，每次收看的观众都将近两百万人，普遍受到社会大众的欢迎。大概也是由于观众对佛教节目的反应热烈，三台对我们的接受度，就稍微开放了一些。后来，一九七五年，因为蒋中正先生逝世，蒋宋美龄女士去了美国，我们电视的生命才得以延续。例如，由我主讲的，台视的《星云禅话》（一九八七年）、《每日一偈》（一九八九年）、《星云说喻》（一九九四年），中视的《星云说》（一九九四年），华视的《星云法语》（一九九一年）等节目，全都承蒙电视台的肯定。

只是，每天五分钟的节目，每一集的播出费就要一万元，每个星期播出五天，三个电视台，总共就要花去十五万元的开销。若是现在，要佛光山每个月给付十五万元，都很难办得到，更何况那个时候？那是非常困难的事。当年，五十块钱能买到一包水泥，十五万元，也就拥有上千包水泥了；四五千块钱能买到一吨钢筋，十五万元，也就有几十吨的钢筋了。不过，话说回来，能在电视台播出佛教节目，我也不去想这么多了。

在和周志敏小姐结下了电视缘之后，我和白厚元先生就不再续约了，再说他也无能为力。不过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游走三台，每天五分钟的节目，电视台都会事先来替我录影。犹记得，我曾一天录过一百二十集的节目。所以，虽然是供应三台节目，但是我一样有余力可以周游世界，到处弘法，节目也从来没有间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