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解决困难的方法，社会上有人送红包，困难就没有了；有人用请客，困难也就化解了；有人用人情拜托，问题也消失了。在当今，甚至靠法律、道义帮忙解决问题的，也不是没有。

贫僧一生不曾送过官员红包，也没有请过客，也少动用人情。解决问题的方法，首先是讲道理据理力争，因此，与政府、社会解决了不少的问题。如果道理不能解决的，我就用时间解决。我想，他们是官员，我是出家人，横竖我一生做和尚，时间对我比较有利，也就慢慢地把困难解决了。总之，解决困难的方法，还是要靠勇敢和智慧。

先举一些比较重大的情况吧！例如：我的好友智勇法师，原本发心要办僧侣救护队，忽然听说要到台湾训练，他就打了退堂鼓，说不想组织救护队了。可是你已经招募两百个同参道友了，你能不负责任吗？我基于义愤，当时就跟他说：“你不带队到台湾去，我去。”

新竹灵隐寺台湾佛学院讲习会开学典礼。前排右起：莲航法师、董正之、陈慧复、李子宽、居正、甘珠活佛、吴经明（前台湾“省主席”吴国祯父亲）、无上法师（左一）、如净法师（左三）。1951.11.18

贫僧并不是说自己当时有多大的本领、多大的能力，只是觉得，人要有诚信，不可以随便中途退票。回忆当初，僧侣救护队虽然因缘没有成就，但一念的义气、勇敢，让我到了台湾；凭着佛教的因缘，让我可以广结善缘，让我走向世界；也因为有佛祖庇佑，让我得以在全球各地弘法利生。

到了台湾之后，生存的困难就来了。由于我没有入台证，不能在台湾居留，这时正好有了一个很好的因缘：我在前往办理户口的路上，遇到吴伯雄的父亲吴鸿麟老先生。我们彼此并不认识，他以警民协会会长及省参议员的身份，帮我承担责任，让我报了户口，解决了我居留台湾的困难。这个解决困难的方法，实在说，是自己遇到了好因好缘。

当时国民党当局，怀疑佛教徒为大陆共产党工作，逮捕了一百多名出家人。那时候的我们，无亲无故，即使要找人帮忙也不可能。最后，还是因为有好因好缘，虽然坐了二十多天的牢狱，在许多正义之士自动出面为我们奔波呼救下，终于为佛教徒洗刷冤情，恢复我们一百多个僧侣的清白与自由。这许多人士有吴国祯的父亲吴经明老先生、“立法委员”董正之、“监察委员”丁俊生、“陆军总司令”孙立人将军的夫人孙张清扬女士。那一次的教难，假如没有他们的帮忙，真不知道后果如何。

在那个动**的年代，每一两个星期，我都会有一次或两次在半夜被警察叫醒，说是要查户口，其实是要调查我的言行活动。记得一九五一年，我在新竹青草湖灵隐寺居住的那段时日，每次要到市区讲说佛法前，都必须到派出所请假，得到他们的允许才可以前往。

好在那个时候，由于台湾推行学习“国语”，他们下了传票，民众都不肯参加，警察对上级也没有办法交代，不得已就找上我。因为我本身是台湾佛教讲习会（佛学院）的老师，他们就请我教“国语”。

从原本只有寥寥数人，在一个月内，学生增加到两百多个，他们一看，也很感动，觉得我帮了他们的忙，让他对上级有所交代，解决了他的困难，于是也就解除我到市区传教，必须先到派出所请假的规定了。所以我想，解决困难必须要靠我们的能力、我们的发心，否则这许多的障碍，也很难解决。

岁月就在这些艰辛的时光中度过，在台湾弘法十多年，从高雄到宜兰，我在两地往来，但居无定所。后来，在高雄建了高雄佛教堂，我也只是发心帮助信徒建设，并未据为己有。在宜兰，一个龙华派的小庙雷音寺，我住了二十多年，也没有想说我要来做住持。就这样，也没有名义，都是义务地帮人家编杂志、写文章，南北云水行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