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僧最大的恩人是外祖母。她有许多儿孙，照理犯不着对一个外孙有特殊的关怀，但我幼年确实是在外祖母的呵护下，慢慢成长的。她经常带我外出，参加一些佛堂的集会；早晨，她把园田里生长的青菜、萝卜拿到市场卖了以后，带回来热腾腾的烧饼、油条，就叫我起床用早餐。所以，我的童年很少在自己家和父母兄弟姐妹共同生活，反而和我的外祖母相依为命的时间比较长。

大师位于万福村的故居

外婆刘王氏。（李自健绘）大师说：“真像我的外婆。”

大师的母院栖霞古寺

出家以后，经常午夜梦回最怀念的人，应该就是外祖母了。外祖母刘王氏，连名字都没有，虽不识字，但会背诵《阿弥陀经》和《金刚经》。她从小茹素，十八岁嫁给我的外公刘文藻，相夫教子，克勤克俭，持家立业，为刘家建了四合院的瓦房，也买了一些土地田园。她为人温和，性好慈悲，可以说她的身教影响我最多。

在台湾数十年，不能回大陆，心中挂念母亲和家人，但更担忧的是，外祖母年老了，不知生活得怎样。及至我一九八九年回乡探亲，才知道她已往生多年了。大恩无从报答，回到美国，即刻筹措了两千美元，交给三弟国民为外祖母建一座小型塔墓纪念。

多年后，等到我第二次回乡，见他没有遵照我的托付为外祖母建一个宝塔，反而建了一个纪念堂，把他的妻子李夏秀华牌位供在中间，只给外祖母一个立在旁边的小牌位。我一看，当时忍不住立即转身，拂袖而去。对于三弟国民的这种行为，至今仍耿耿于怀，不能谅解，这也是贫僧的恩怨分明吧！

对于贫僧参学的母院栖霞律学院，两岸通航后，我为栖霞山捐建了十一间楼、月牙池、明镜湖，甚至山门。这些都经过我的老师雪烦和尚、圆湛法师之手，也不知道他们对于我这许多想回报的恩惠，有报答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