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佛教，叫我堕下地狱，都心甘情愿。

我只想给人间欢喜，普利世间大众而已。

在佛教里，贫僧曾经常自问：是我靠佛教呢，还是佛教靠我呢？

我五音不全，连唱赞、诵经都不如人；我也没有其他特殊技能，也没有其他的神通法术，照理说，我只是一个很平凡的凡夫僧，只有寄佛偷生，了此残生了。我初到台湾时，共产党已经要成立新中国了，尘空法师在大陆从普陀山寄来一封信给我，里面说：“我们现代的出家人，要有佛教靠我，不要有我靠佛教的心理。”这一句话，点亮了我眼前的明灯。对的，我要让“佛教靠我”！

在贫僧将近九十年的岁月里，光是写文章，徒众替我算了算，也写了两千多万字，出版了三百多种书，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按照“著作等身”的说法，算起来，我出版的书籍应该超过身高了吧。我有稿费，有版税，虽然现在年老了，竟然还听说进入了作家版税收入排行榜，在新加坡、中国、马来西亚也都进入过十大好书排行榜。

再回顾贫僧这一生，实在非常奇妙。记得初来台湾时，写了一篇《茶花再开的时候》获得奖金一百五十元，我就拿它购买了一本中华书局出版的《辞海》。我在《辞海》的第一页写上：“这一本无言的老师，今后将伴着我起飞、扩展，让我的生命能如《辞海》一样，如海之深，如海之广。”六十多年前的这一个小小心愿，而今不都在一一实现了吗？

佛光山是贫僧开创的，但我没有支领过佛光山的一毛钱，就是坐公车、加油，也都是自己出资购买，不花常住一块钱。我所有的收入悉数归公，捐献给佛光山常住，甚至当初连主持皈依三宝信徒供养的红包，也都交出来供给佛光山建设。那时候并不想做贫僧，但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切也是贫僧的性格所致吧。

佛光山的徒众也不准对外收红包，因为我们人多，信徒来不及供养这么多，只准许大和尚一个人收了以后，可以有限量地分给大众，作为奖励。所以佛光山的所有贫僧们跟我，对外都不收红包。虽然春节时，信徒也会包一些红包给大家，他们也都会交回常住，集中以后，分给大众，让佛光山的财务制度，做到“利和同均”；或者这些钱留着作为大家的衣衫、参学、医疗等等之费用，不要再让常住增加负担。

最近，因我书写“一笔字”，也为佛光山增加了许多的净财。听负责的弟子告诉我，在大陆，我不是一张书法给人收藏，而是多少个城市、多少个展览馆、整个展览馆展出的一笔字，都给某一个全承包了，像在山东滨州、济南，及北京、海南等地，甚至这许多主其事者，又再去发心建一笔字书法陈列馆、一笔字艺术馆，免费开放给民众参观。

我把这许多收入全部布施捐出，在大陆成立文化教育公益基金会。在此之前，在台湾我也设立了公益信托教育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