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有“政治和尚”这一词，大概由于我曾经是国民党的党员。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任命为国民党的“党务顾问”，我没有接过一份聘书，也没有一个人转告我是党务顾问。后来，我又做了国民党的“评议委员”，我也没有接到什么人的通知，也没有收到聘书，只是在报纸上，看到国民党人事中央评议委员名单中，有“星云”两个字。既是国民党的党员，国民党给我什么名义，我也不能推辞否认了。

说起了贫僧做国民党党员的缘由，要追溯到十八岁的那一年，抗日战争结束，国民党和共产党抗战胜利，在我们佛学院的讲师名单中，有一位讲公民课的老师，口才相当了得，雄辩滔滔，非常受我们同学的敬重。有一次，他叫我们全体同学都参加国民党，做国民党的党员。我也不知道做一个党员，会有什么权利、尽一份什么义务，他只是发给每一个人一张党员证书。

但当我回到祖庭大觉寺礼祖的时候，有一天，代表师兄到祖庭百里外的一户人家做功德佛事，走在一片荒野山区，忽然想到，国民党、共产党的人士经常在此活动，而我身上带着国民党的党员证书。于是，就不把这张党员证放在身边的口袋里，而插在鞋子的旁边；因为要走一百多里路，等到做完佛事回到祖庭，再看看这张党证，已经磨成面粉的样子了。我心里想，这样也好，我是出家人，“本来无一物，何必惹尘埃”呢？

我二十三岁到了台湾，一两年后，那时国民党有“党国元老”之称的李子宽老居士，他曾经和太虚大师、章嘉活佛三个人共同列名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佛教会整理委员会”委员，他就对我们说：“你们法师，要想在台湾弘扬佛法，不给当局认同，恐怕难以活动，我劝你们，统统参加国民党做党员吧！”

那时候在台湾，因为蒋夫人（蒋宋美龄）是基督教徒，她的教性非常坚强，所有的公务人员，不改信基督教，难以升官，不改信基督教，难有到海外访问的机会。甚至，我们出家人要想在各地传教，如果不是国民党的党员，警察也不会允许。

在那时候，贫僧非常热心要弘扬佛法，想到我若不做国民党的党员，事实上会有弘法的困难。因为他叫李子宽，我称呼他“子老”，我就说：“子老，出家人做党员，也不能去为党服务，光有一个党的名义，反而给人见笑，可否让我们不要参加国民党的小组会议、不要叫我们缴交党费，也不要给人知道我们是党员；至于我们在台湾弘扬佛法，在国民党当局领导之下，我们就随他们安排了。”后来一二十年当中，我也没有参与什么会议，偶尔，在乡村弘法布教，让警察知道我是国民党党员，确实也得到不少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