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有一次到花莲监狱布教，里面有两千多名年轻重刑犯，都是十年以上的重刑。我在讲演的时候，就跟他们说，假如你们都跟我出家，我带领你们为社会做好事功德，我们不但改变了社会，也改变了自己。

我也曾在土城监狱举办过短期出家，传授三皈五戒；好几年前，我到高雄女子监狱，和六百名年轻女性的受刑者讲话，得知她们大部分都是因为丈夫违反了“票据法”或吸毒，而她们做替罪羊代夫坐牢，我觉得妇女伟大的情操，男人真是要自愧不如。

贫僧也曾想设立监狱与社会之间的“中途之家”，因为受刑人释放了以后，社会不容易接受他们，他们也不容易适应社会。希望在刑期快满前数月，把他们交来给寺院，我们给他们心理上的辅导、关怀。再说，监狱里的管理大多“不可”，不准站、不准坐，不准这样，不准那样，我想，在合法的情况下，在寺院里允许他们这样、允许他们那样，让他们学习用积极、和善、慈悲心回到社会服务，找回自信心。我想，因为刑期快满了，他们应该也不至于会逃跑，免得重蹈刑罚。

但是，我这样的想法，并没有获得认可，“法务部”基于法令上的种种限制，尤其怕受刑人真的逃亡，没有人敢负责。原本我们预备提供两个寺院做这件事的，后来没有成功，我也深以为憾了。

不过，“法务部”也跟佛光山慈悲基金会配合，我们在台南明德监狱，认领了一个戒治班（戒毒村），由佛光山的法师在里面布教，我也因此和前后任的“法务部长”廖正豪、马英九等多次交流。

回忆起一路走来的弘讲因缘，也不是一开始就有这许多人聆听的。一九五三年，有一次贫僧在宜兰讲经，因为时值六月，天气炎热，时间到了，我站在讲台上，下面空无一人。因为我一生要求自己守时、守信，所以当我在台上站好了以后，也不管它台下没有人，就开讲了。在场外一二十位乘凉的民众，才陆续跑进来听讲。贫僧最初的弘讲，也曾有过这样的尴尬情况。

贫僧在台湾一个甲子以上的传教，让佛教从寺院走向社会，从殿堂走进学校，从山林走到都市，从小庙走进会堂，从台湾走向国际，这许多的一切，都蒙佛陀的加被、信徒的热诚。所以佛法弘扬要靠人，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希望我们的佛教人，大家共同努力，能把这许多佛光法语普遍于地球之上，这是贫僧最大的愿望了。

大师于佛光山佛陀纪念馆大觉堂宣讲佛法真义。201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