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佛光山建设期中，我知道不能少了台北信徒的支援，所以在经济万分拮据之下，还是非常积极地在台北建立了“台北别院”。一九七八年，坐落于松江路“青年救国团”总团部对面的台北别院终于落成了。

自从有了台北别院，四方宾客就陆续地和我们来往。其中，由于越战越演越烈，中南半岛一些出家人流落到世界各地，尤以欧洲和美洲居多，当时旅居欧洲的禅定和明礼法师，经常往来台湾化缘、求助，同时也一再向我们表示好意，欢迎我们到法国一起打拼，弘扬佛法；可以说，他们就像是佛光山在欧洲的先遣部队，为我们在当地打前锋。

那么，在这样的因缘下，我就请了台北别院的住持慈容法师和明礼法师联系，表达希望透过他们提出邀请，促成佛光山组团前往法国访问的意思。就这样，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十日，在我的率领之下，与团员慈庄、慈惠、慈容等僧信八十人浩浩****地到了巴黎，参加越南净心禅寺的落成典礼。

明礼法师确实真有办法，还邀约了几个国家地区的法师与会，如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觉光法师、印尼大丛山寺住持慧雄法师，以及许多来自日本、斯里兰卡的法师等。不过，那时他也还没有能力招待我们，所以我们一行就由旅行社安排住到饭店里。

访问期间，一批侨民再三请求佛光山到巴黎创建道场，他们那种恳求的神情，在我回台后，依然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因此，一九九一年我就请了慈庄和依晟两位法师先行前往筹设购地、建寺相关事宜。

那时候，明礼和禅定法师在当地都还没有打下弘法基础，难以助成我们的理想，倒是一位黄玉珊老太太，为人热忱、慈祥，她和她的女婿钟胜利先生，极力要帮助我们寻找落脚的地方。

在这期间，我们起初想要先在巴黎租一栋房子，但是在巴黎租房子实在比登天还难，慈庄找了好几天，才勉强在一间百货公司旁的小楼上，租到一间大约十多坪的小屋。初期我们到巴黎弘法，经常是一二十个人围挤在里面聚餐，尤其要委屈萧碧霞师姑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为我们张罗三餐，也真是为难她了。

不过，法国不愧是世界名都，到处都是名胜古迹，凯旋门、香榭丽舍大道向来最为台湾游客欣赏，卢浮宫则是我们多次参观、探寻中国敦煌书画遗迹的据点；在两岸往来不易的时代，能观看到中国佛教的文化遗产和佛像文物等等，心情的激动可想而知。

一直到后来，黄玉珊老菩萨为我们找到了距离巴黎东面八十公里远的卢努瓦雷诺古堡，才以一百万美金承购下来。据说这座古堡建筑于十四世纪，房屋都已古旧，不过有护城河，林木蓊郁，风景幽美，环境宁静，我去过两次，都是在严冬时去的。实在说，在大雪飘飘、寒风刺骨的天气里，屋内没有暖气，真感觉到这不是在台湾居住惯的人所能长久居住之处。

有了据点之后，进而我就想在巴黎成立“巴黎佛光协会”。巴黎市区的区域规划很科学，从一区、二区、三区……一直到二十区，我就依此分别先成立了一区分会、二区分会、三区分会……一下子也就组织了二十个分会。由于最初在巴黎十三区租赁的小屋附近有一个潮州会馆，潮州人在这里居住已经有多年历史，再加之中南半岛难民迁居到巴黎，所以我们得到了各方的支持，很快地，佛光协会就成立了。

法国巴黎佛光会成立，江基民会长致辞

只是巴黎地区的这许多华人，平常都互相不来往，潮州的、梅县的、海南的……各社团分庭抗礼，互相较量，没人肯让步。当然，我知道这样的情况，要想从中选出一个共主担任佛光协会会长是很困难的。因此，就请慈庄法师从美国前来坐镇巴黎，担任巴黎协会会长，并请依照法师担任秘书长。依照法师性格外向、热情，和巴黎信徒也能契合。

一九九二年，我在法国华侨文教中心主持巴黎佛光协会成立大会，上台讲话时，忽然觉得很感慨，就说：“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上到处迁徙，从这个地区到那个地区，从这个国家到那个国家，好像已经成为世界难民，但实际上，我们不灰心，我们要做共生的地球人。”

这一席话后来获得位于十九区的“新中国城大饭店”负责人江基民先生的热烈响应，觉得在异地飘泊了多年后，终于可以将地球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据地。所以，从那一次之后，江基民、陈梦膺、许尊训、蔡有娣等人就成为我的“粉丝”，也成了佛光会的忠实干部。

其后，有其他教派的信徒跟江基民先生说，把门口张贴的星云大师的照片拿下来，就有四十桌饭菜在他经营的饭店办理。江基民对他说：“即使是四百桌，我也不能把星云大师的照片拿走，那是我的师父，也是我饭店的财神爷，不稀罕你的四十桌客人！”语气之肯定，证明他决心护持佛教的心意。

那一次大会结束后，会员大众席开数十桌庆贺，饭食间，一些绅士流着眼泪，引起我的好奇。为什么要流泪？他们告诉我：“大师！我们这许多人过去在中南半岛的时候都是朋友，如兄如弟，但是到了法国来，却彼此分裂，连交谈都不敢，怕给自己人看到要被责怪；我们互不来往多年，是你来了之后，才又把我们团结在一起，让我们能再度如兄如弟。”这番话也就让我感觉到，佛教对于华人社会的团结、友谊的促进是有很大贡献的。

巴黎佛光山法华禅寺（蔡荣丰摄）

渐渐地，因为佛光会的成立，会员、信徒不断增加，因缘际会，听说距离巴黎市中心不远的意大利广场附近，有一间从前街大门一直通到后街大门、长度至少有半公里之长的房屋，经过勘察之后，觉得合适，就把它接收下来了。

不过，十余年后，由于政府进行都市规划，道场面临土地被政府征收的困境，加上房屋老旧，难以修补，我们只有另寻他处。觅地期间，真要感谢热心助人、在侨界有目共睹的台湾籍新任市议员黎辉先生，当他知道佛光山有意觅地兴建寺院时，便向碧西市（Bussy　Saint　Georges）市长宏多（Hugues　Rondeau）引介。由于他的居中促成，二〇〇四年，市长主动邀请本山前往巴黎兴建道场，几经磋商，最后我们选定了一块位于巴黎迪士尼乐园附近大约二千坪的土地，作为筹建法华禅寺的基地；“法华禅寺”之名，取意于中“华”和“法”国联谊的意义。

初期，法国佛光会的数千会员多数来自中南半岛的佛教国家，对于佛教信仰的虔诚，自不在话下，每次巴黎道场举行法会，都不必烧煮饭菜，全数由各个侨民经营的饭店自动发起哪一家送饭、哪一家送菜，就是道场稳定发展后，信众们也都是主动前往道场负责烹煮饭菜，和大众结缘，多少年下来都是维持这样的情况。因此，在那里服务的法师只要负起接待信徒、讲说佛法的责任，生活杂务就都由信徒包办了。

不过，那时候要从台湾移居到巴黎，办理签证很困难，所幸慈庄、依照等法师人缘很好，一些有缘的青年人，如牙医师出家的满容法师、东吴大学毕业的妙希法师、铭传大学毕业的觉海法师等，都纷纷投身到巴黎道场服务。在那里，信徒真诚拥护，法师热情传播佛法，由此也就展开了巴黎佛教新的一页。

自从一九九二年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在美国洛杉矶成立以后，“第五次世界会员代表大会”也在依照法师的争取之下，一九九六年于巴黎会议中心召开，参与的代表有五千余人，盛况热烈。到了这个时候的巴黎，可以说东南亚各地的佛教比起华人佛教，也就望尘莫及了。

说起那一次大会，最让人怀念的是每个人都获得了一瓶巴黎香水，尤其是舞狮表演，更是我前所未见的精彩，十几头狮子在来宾面前舞动，一头一头地堆叠上去，少说也有五层以上；甚至还将桌子翻转过来，舞狮的人一面舞动狮头狮身，一面从这一只桌脚跳到另一只桌脚，真是让观众叹为观止，直呼惊险。

大会圆满后，他们把所剩的香水通通都送给我，我就把它们带回台湾，哪个人来参加佛光会的开会，我就送他一瓶；我想，当初也有不少人不是为开会而来，而是为香水而来的吧。

到了千禧年，又有大批的温州人从大陆移民到法国，他们也都虔信佛教，但多数以讲说温州话为主；于是，项丽华、林翠香等人便主动充任翻译，引领温州信众护持道场。可以说，这一批温州来的信徒是佛光山在巴黎弘法新的生力军，尤其是他们为了请我到巴黎弘法，拼命学习普通话，这份盛情和用心，实在令人感动。

一九九六年，国际佛光会世界会员代表大会于巴黎会议中心召开，有五千余人参加（国际佛光会提供）

再说法华禅寺确定建寺之后，二〇〇六年我亲自前往巴黎主持安基典礼，不久，又责成满谦法师担纲工程筹建。满谦法师，台湾桃园人，在澳大利亚南天寺做过住持，也在佛光山担任过丛林学院院长，她到了巴黎之后，大展宏才壮志，带领满让法师及工程团队觉容、妙达法师、郑丽珠居士等僧信二众积极争取、共同努力，终于让法华禅寺在二〇一二年六月顺利完工启用。

想到二十余年来，巴黎道场的历任住持、监寺，从慈庄到依照、妙祥、妙希、满容、满让等，以及历来的巴黎协会会长、干部，乃至现任的王裘丽会长，无不全力领导信众会员护持三宝，弘扬人间佛教；尤其是许多信徒护持道场建设不遗余力，如胡懿君、黄学铭、郑锡超、郑高秋、翁惠妆等，其中更有不少从年轻护持到老的信徒，像黄秋兰、黄玉叶、陈雪娟、陈淑卿、蔡舜珍、蔡舜贤、蔡秀英、李淑希、周南粉、庄淑鸾、翁普量等等，他们学佛修道的恒常心，实在令人感佩。因此，启用典礼时，虽然我年龄老迈，不克前往主持，还是用录影带录影，于启用当天播放，以表示支持和感谢。

主持巴黎佛光山新址洒净安基典礼（二〇〇六年六月十八日）

欧洲佛教在我心目之中，当然是以英国、德国、法国三地取其一，作为佛光山在欧洲发展的中心为理想。征求信徒的意见之后，大家一致认为从地理位置上来说，以巴黎为中心作为总部最合适，只是巴黎讲法语，相较于英语，佛光山长于讲说法语的人才就少了。

说到语言，我想，欧洲的分裂，语言是重要的原因，举凡英文、法文、意大利文、德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这么多的语言，也就使得欧洲难以统一。但是很不可思议地，现在“欧盟”还是成立了，游客只要进入其中一个国家，到其他国家都不必签证，真是非常便利。

法华禅寺固定举办共修法会（蔡荣丰摄）

对于法国，在我的记忆里，有几件令人好奇的事情：

第一，法国人欢喜户外休闲，尤其是走在香榭丽舍大道上，走廊上到处都是咖啡馆，许多法国人都欢喜坐在那里聊天。

第二，在巴黎，各国餐馆林立，其中又以华人开设的最多，但是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泰国餐。有一次，泰国华侨陈梦膺要我去他开设的泰国餐馆普照，会后，他以泰国菜招待大家，那味道的鲜明、强烈，真是至今没有再吃过，就连中国菜都要不如它了。当时我还见识到食客大排长龙的盛况，尤其以当地的法国人居多。我想，他能煮出那样的美味来，已经超越泰国厨师的手艺了。

第三，由于“新中国城大饭店”的负责人江基民待人很四海、很慷慨，信徒会员上千人聚会，到他的餐馆吃饭，他从不收费，所以人缘也就越来越广。后来慈庄法师要把会长的职务交给他时，不但干部彼此相安无事，大家也都肯定他可以做领导人。

不过，在巴黎弘法，也有让我感到遗憾的事情，曾经担任世界佛教僧伽联合会副会长兼越南世界佛教服务社社长的心珠法师，是越南出家人参与革命的领导者，后来旅居巴黎，我每次到巴黎都是来去匆匆，只和他会过一次面，他虽然来过佛光山，但是由于语言不通，彼此也就难以表达共同的意志了。

总说现在的法华禅寺，除了大雄宝殿以外，观音殿、地藏殿、禅堂、五观堂、美术馆、文化教室、滴水坊等，也都已经展开弘法功能。而原设于韦提市的道场，也获得了市政府的准许重建，于二〇一三年初动工，我将它取名为“巴黎禅净中心”；据闻现在公车地图上已将道场所在地标示为“Temple”，这也说明佛光人的努力是受到当地政府肯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