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对自己的一生武功进行过总结，写出《御制十全记》。其中，两平准部，一定回部，两次进兵安藏，均属正义之师，乾隆帝自己满意，后人也是极力追捧。

平准

乾隆时期，准噶尔部割据叛乱，乾隆帝要怎么做呢？摆在他面前的有两条路，要么任其割据，不予理睬；要么出兵讨伐，使其统一归附。这是一个重要的抉择。乾隆帝下诏征询意见，争论中，有同一出兵征讨，也有反对的意见。经过激烈的讨论，乾隆帝力排众议，决定发兵征讨。乾隆十九年五月初四日，他正式下达了上谕：“朕意机不可失，明岁拟欲两路进兵，直抵伊犁。”

乾隆帝讲的机不可失，即指准部内乱，纷争不已。长期的内乱，准部之间互相攻击，力量消长，最终，达瓦齐势力渐大，他不断用兵，攻打其他的准部，引起各部不满，导致不少人员投靠清朝，归顺大清。

乾隆帝为此做好了精心的军事准备，从西路、北路两路进军，包抄准噶尔。军力上，北路兵需要三万，西路兵需要二万，总计五万大军。其中，满洲兵1.3万人，索伦、巴尔虎兵计8000人，察哈尔兵4000人，土默特兵1000人，计2.6万人。此外，还征集了喀尔喀、托辉特、哲里木等蒙古兵1.1万人，绿营兵1.1万人，这些兵力被皇帝的一纸诏书征集而来，均效忠于清朝皇帝。

按照乾隆帝的军事部署，征剿准噶尔指日可待，胜利在望。可是，接下来的征准形势，却因为乾隆皇帝的两次决策失误，导致战事一波三折。

第一次决策失误发生于乾隆十九年。

本来乾隆帝力排众议，果断决定征伐准噶尔，并且部署了西、北两路大军，胜利指日可待。可是，这个时候，北路军突然传来一个“好消息”，准部重要头目阿睦尔撒纳率领士兵、人口两万余人跨过边卡，投奔大清。

对于阿睦尔撒纳，乾隆帝颇为了解，知道他在准部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了解到他与达瓦齐交恶，双方争战不已，阿睦尔撒纳力量不抵达瓦齐，便投靠清朝。乾隆帝经过思考，决定马上召见阿睦尔撒纳。于是，乾隆帝于阿睦尔撒纳日夜兼程，向避暑山庄进发，在那里，乾隆帝听取了准部内部的情况汇报。

就是这次会见，乾隆帝做出了极其错误的决定：“以新归顺之厄鲁特攻厄鲁特”，实际上就是“以准攻准”，亦即用阿睦尔撒纳之军攻击达瓦齐之军。

这样，征准大军格局发生了变化：北路军由班第为统帅，阿睦尔撒纳为副将军，统军6000人，为急先锋；西路军由永常为统帅，领军1.6万人。表面看，清军占主力，可是，乾隆帝却让永常不许“冒进”，只可“尾随前行”。也就是希望牺牲阿睦尔撒纳的兵力，保存清兵实力。

乾隆二十年，征剿大军出发，军力情况是：阿睦尔撒纳的军力6000人，于二月十二日出发；萨喇尔带5000兵，于二月二十五日出发；班第领兵1500人，于三月初八日出发。从出发日期和兵力上，看出乾隆帝的用意。

阿睦尔撒纳率军猛攻达瓦齐，于乾隆二十年五月初二日，攻进伊犁，达瓦齐逃窜，准部各部纷纷投降，阿睦尔撒纳功不可没，乾隆帝赐予他亲王双俸，厄鲁特四部全部纳入大清版图。

可是，胜利是暂时的。乾隆帝对阿睦尔撒纳的信任，利用他的兵力，打败了达瓦齐，客观上帮助了阿睦尔撒纳，使他实力大增，野心开始膨胀，留下了大患。

第二次决策失误发生于乾隆二十一年。

实际上，自乾隆二十年，阿睦尔撒纳大军控制准部之后，乾隆帝就接连犯下大错：

一是清军撤离准部。

乾隆二十年，伊犁攻下后，一面重赏阿睦尔撒纳，一面下旨将留驻大臣于此，这是对的。可是，乾隆帝没有在此设置管理机构，却撤离了大军，只留下几百人的亲兵，跟随、保护留驻大臣。

二是继续奉行“以准治准”策略。

阿睦尔撒纳很快反叛朝廷，不仅纵掠各部，提出要做四部总汗，而且敢于私用印章，发号施令。尤其到乾隆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阿睦尔撒纳的叛军围清朝攻留守大臣班第和鄂容安，导致两位王公人单力薄，自杀殉国。乾隆帝为此深深自责。

这个时候，乾隆帝没有汲取之前的教训，居然继续奉行“以准治准”的策略。他一面册封达瓦齐为亲王，企图利用他的影响加快平叛进城；一面又想利用厄鲁特四部的力量，合力绞杀阿睦尔撒纳叛军。

同样，利用“以准治准”策略很快击败阿睦尔撒纳叛乱，取得平叛的胜利。但是，由于乾隆帝过分依赖厄鲁特四部之兵，使他们在平叛中壮大了实力，各个头领便产生了“恢复旧制”的野心，于是，纷纷反叛清廷。厄鲁特四部再次陷入混乱不堪和互相征战的局面。

至此，乾隆帝彻底清醒了，再也不对厄鲁特四部报有很大希望，取而代之的是终于清朝廷的军队，《清高宗实录》记载：“已添驻重兵，并派调索伦、察哈尔、吉林等兵，迅速前往，协力擒捕。”

再次组成北路、西路大军，所有将帅尽为朝廷钦派：由忠于朝廷、熟悉蒙古事物的成衮扎布为统帅；北路由兵部尚书舒赫德为参赞大臣，户部尚书阿里衮、一等公明瑞为领队大臣；西路由一等伯、领侍卫内大臣兆惠和参赞大臣富德为领军。北西两路大军共7000余人，于乾隆二十二年二月初十日出发，征讨厄鲁特四部。

清军势如破竹，很快攻破伊犁，斩杀和擒获了反叛朝廷的头目多人，至六月初，平叛基本结束。阿睦尔撒纳遁入俄国，清军向沙俄索要。至八月，阿睦尔撒纳患天花病逝，俄国遂将其尸体送至恰克图，清军验看无误，至此，战事结束。

定回

勘定准部，乾隆帝并没有停歇，而是马不停蹄地部署定回大事。

实际上，回部势力最大者，是大和卓布拉尼敦和小和卓霍集占兄弟。兄弟俩本应感谢清廷，剪灭准部叛乱，救其于水火，这是天大的恩情。乾隆帝也有意笼络大小和卓，想借助于他们的势力，统一回疆，实现新疆并入大清版图的宏愿。

事态的发展有了新的变化，大小和卓观点迥异。大和卓布拉尼敦主张投靠清廷，率部归顺。小和卓霍集占则刚好相反，不肯屈居人下，力主回疆独立，自立为汗。

乾隆帝对大小和卓保持着高度警惕，乾隆帝曾下旨：“伊等不即前来投顺，明系别生异心，即应派兵擒拿。”为防止发生变故，乾隆帝命令将大小和卓迁移至可控地区：吐鲁番或巴里坤。并可进一步试探，看看他们是否真心归顺朝廷。于是，便早早安排副都统阿敏道率兵，前往库车招抚，结果令人意外。

大和卓布拉尼敦主张知恩图报，归顺清廷。小和卓霍集占却坚决反对，他咆哮如雷，《啸亭杂录》这样记载：“即来，我守险拒之；馈饷不继，可不战挫也。”在他看来，清军不堪一击，可以凭险取胜。于是，他铤而走险，拘捕了抚臣阿敏道，至乾隆二十二年五月，竟然将阿敏道杀害，公然反叛清廷。

乾隆帝闻讯，大怒，下令征讨霍集占。乾隆二十三年正月二十六日，乾隆帝特下谕旨，晓谕回部居民，此次征剿，完全针对霍集占一人，与他人无关。这天，乾隆帝授予雅尔哈善为靖逆将军，哈宁阿为参赞大臣，顺德纳、爱隆阿为领队大臣，领兵5000征讨，包围了库车城。

大小和卓立即召集重兵，固守负隅，清兵与回兵激战。攻城与反攻城，双方展开拉锯战，互有伤亡。雅尔哈善大军紧紧包围了库车城，从六月到七月，前后达一月之久。眼看霍集占弹尽粮绝，即将大功告成之际，清军统帅雅尔哈善与顺德纳轻敌怠惰，终日下棋饮酒，导致两和卓乘隙逃遁，征剿霍集占失败。

乾隆帝极为恼怒，将雅尔哈善、哈宁阿、顺德纳、马德胜等将帅全部处死。乾隆帝此举并不理智，雅尔哈善作为一个文人，确实难当此重任，乾隆帝任用非人，理应承担责任。

接下来，乾隆帝又犯了一个错误，他急切地饬令大将军兆惠前往平叛。乾隆二十三年八月，兆惠不敢怠慢，领兵前往。可是，兆惠正在伊犁善后，突接圣旨，并无足够的军力，只带兵800前往。

结果可想而知。不要说兆惠之兵劳师袭远，不占优势；更由于叛军人多势众，众寡悬殊；还有地形生疏，环境陌生的劣势，双方经过激战，兆惠军大败，被围困于黑水营。大将军兆惠身负重伤，众多将领战殁，局面岌岌可危。

乾隆帝接到报警，大吃一惊，急忙调兵遣将，营救大将军兆惠。只有就近调集清军，方可解燃眉之急。经过多方调集，清军从四面八方而来，合力解黑水营之困。经过努力，从乾隆二十三年十月十三日被围，到二十四年正月十四日解围，前后长达三个月之久的黑水营之困解除。

上述征回之战可以看出，乾隆帝先后犯了两个错误：一是任用文人雅尔哈善征剿，导致霍集占用计脱逃；二是急催大将军兆惠征剿，急功冒进，轻敌被围黑水营，导致第二次征剿失败。

至此，乾隆帝如梦方醒，再也不能小视霍集占了。他一面引咎自责，一面改弦更张，做出了重大调整。

首先，他决定打持久战，不再急功冒进。其次，要做好充分准备，马匹、粮草、军饷一定准备充足。他鼓励并接收两淮盐商和长芦盐商的捐银，鼓励回疆人民反正助剿，主张使用先进武器，铸造新式大炮，等等。再次，乾隆帝决定仍用大将军兆惠领兵征讨。同时，乾隆帝还采取了多方笼络的办法，对那些早日“归诚”的回部头领，或封爵位，或给予赏赐，最大限度孤立霍集占。

乾隆二十四年六月，大将军兆惠领兵二万，全力开赴新疆，拉开了第二次征回的序幕。这次，乾隆帝再三叮嘱，一定要稳扎稳打，不仅要拔下两和卓的据点，还要将其擒获，千万不要再让他们跑了，遗患无穷。为此，乾隆帝细密地进行了分析，知道兆惠如何作战，如何布局，如何调兵等等，像诸葛亮那样，周详至极。

经过激战，布拉尼敦和霍集占力不能支，便毁掉了老巢叶尔羌和喀什噶尔城堡，携带人口、辎重，逃往霍斯库鲁克岭。兆惠乘胜追击，霍集占节节败退，逃往巴达克山。乾隆帝下谕兆惠，务必擒拿霍集占、布拉尼敦兄弟。乾隆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巴达克山汗终于交出霍集占首级，历时数年的回部之乱被彻底平息。

安藏

对于西藏，清政府历来十分重视，曾经付出过巨大心血。顺治九年，五世达赖进京，第二年四月十八日，用满、汉、藏文字册封达赖，至此，清政府与西藏开始了朝贡关系。康熙时期，清政府不仅密切关注藏务，在关键时刻，于康熙五十七年出兵西藏，驱逐准噶尔军的入侵。雍正时期，西藏发生内乱，雍正帝出兵平叛，进一步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藏务的统辖和管理。

乾隆帝即位后，对西藏的管理有一个曲折的过程。

首先，他犯了一个错误，这就是册封藏王，并授爵他的长子。乾隆帝对管理西藏军政事务的颇罗鼐非常依赖，于乾隆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册封他为郡王，成为堂堂正正的藏王。乾隆十一年正月初七日，乾隆帝再封颇罗鼐之子珠尔莫特那木扎勒为长子。这样，世代掌管藏务的首领，就要从颇罗鼐家族中产生，世代因袭。乾隆帝此法，提高了藏王的政治地位，为其日后反叛朝廷种下了恶果。

其次，乾隆帝麻痹大意，放松警惕性。果然，乾隆十二年颇罗鼐病故，其子珠尔莫特那木扎勒接班，成为藏王。这个人野心极大，多次滋事。他仇恨驻藏大臣，不愿意清廷干预藏务，企图建立独立王国。于是，他不断搜罗财务，聚集兵力，企图叛乱。至乾隆十五年，珠尔莫特那木扎勒反意显露，驻藏大臣傅清和拉布敦不断上书乾隆帝，要求早作准备，剪除叛逆。可是，乾隆帝一直不相信新藏王会叛乱朝廷，反复晓谕驻藏大臣不许轻举妄动。

最终，付出了代价。乾隆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乾隆帝相信了驻藏大臣的话，痛下决心，准备铲除新藏王，可是，新藏王早已采取了应对措施，驻藏大臣傅清和拉布敦只有采取非常手段：矫诏擒杀新藏王。乾隆十五年十月十三日，新藏王被传至驻藏大臣衙门，驻藏大臣矫诏杀之。叛军蜂拥而至，防火焼房，双方激战。傅清、拉布敦寡不敌众，死于乱军中。

对此，乾隆帝汲取了深刻的教训。乾隆十六年二月，他批准了《酌定西藏善后章程》，规定不再册封藏王，强化驻藏大臣的权力，加派驻藏部队人数，等等，对于加强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理，奠定了基础。此后，西藏进入几十年的相对平静期。

至乾隆晚年，西藏局势突发变化，竟然导致外侵事件的发生，这就是廓尔喀两度入侵西藏。乾隆帝旗帜鲜明，坚决抵御，屡次出兵征讨，确保国家寸土无失，领土版图绝对完整。

第一次廓尔喀入侵事件。

这次入侵，发生于乾隆五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驻藏大臣庆麟向乾隆帝报告廓尔喀侵入西藏的消息。乾隆帝闻报，并没有惊慌失措，而是分析了廓尔喀侵入西藏的原因。这很关键，找到原因，才可对症下药。其侵入原因是什么呢？

究其原因，就是为宝物而来。这些宝物是六世班禅大师的财产，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初二日，六世班禅因出痘在京师圆寂，大师所有的奇珍异宝落入其兄仲巴呼图克图，引起班禅之弟沙玛尔巴的不满。乾隆四十九年，沙玛尔巴前往廓尔喀，煽动廓尔喀国王侵入西藏，劫掠宝物。乾隆五十三年六月，廓尔喀兵侵入西藏，占领聂拉木、济陇，围攻宗喀、噶尔寨，战火蜂起。

乾隆帝从容布阵。他先调兵遣将，谕令驻藏大臣雅满泰保护好年幼的班禅；谕令川督李世杰、提督成德率绿营兵4000人赴藏作战；谕令建昌镇总兵穆克登阿率满洲兵500赴藏作战；谕令成都将军鄂辉备兵3000人，随时响应。接着，筹备粮草，由于路途遥远，内地供应困难，转由藏地采买，并鼓励达赖、班禅出存粮，支援战事。

为了保护达赖和班禅，乾隆帝指示：一旦廓尔喀侵入前藏，即将二位大喇嘛转移到青海安全地方，以免受到惊扰。同时，谕令驻藏大臣庆麟、雅满泰发布檄文，晓谕廓尔喀识务撤军。为了确保圣意的贯彻，派出钦差大臣巴忠迅速入藏，主持西藏军务。布置完这一切，乾隆帝静候佳音。

这场战争，仅仅持续了三个月，至九月，战火停熄，双方达成协议：西藏噶隆每年交给廓尔喀元宝300锭，廓尔喀便交出聂拉木、济陇、宗喀三地。这个协议，先是西藏噶隆代表出面，与廓尔喀商议，后来，又经驻藏大臣、钦差大臣同意，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乾隆帝接到藏地熄火战事的消息，开始反对议和，后来相信了巴忠及驻藏大臣的奏述，也赞同此法。乾隆五十四年二月三十日，下谕道：“总在慑服伊等之心，使永远不敢侵犯，立定界址，即行撤兵。”五十四年六月十八日，乾隆帝批准了《收复巴勒布侵占藏地设站定界事宜》十九条，基本结束了战事。乾隆五十五年正月十二日，乾隆帝赐宴各国朝贡使臣，廓尔喀使臣位列其中，大皇帝颁发敕旨，册封廓尔喀王公。

至此，喧嚣一时的第一次廓尔喀侵藏之战结束。

第二次廓尔喀入侵事件。

第一次廓尔喀侵藏事蒇，廓尔喀撤兵。廓尔喀本以为得利不小，却没想到是空头支票。藏方每年300锭（折合白银9600两）的巨额支付根本难以实现，逼得廓方屡次逼款。加之，莎玛尔煽动，乾隆五十六年七月，廓尔喀再发大兵侵藏，很快就占领了聂拉木、济陇等地。廓兵**扎什伦布，肆意掠夺，金银佛像、金册金印等被抢掠，藏地告急。

乾隆帝接到这些消息，并未惊慌，而是进行了有条不紊的安排和部署。就在他对藏事踌躇之际，发生了一件不测事件：巴忠投河自尽。巴忠乃第一次廓尔喀入侵西藏时的钦差大臣，就在第二次廓兵侵入西藏之际，巴忠上书乾隆帝，请求前往藏地“效力赎罪”，乾隆帝未允，巴忠便自尽身亡。

乾隆帝惊诧之余，分析了这个事件。经过细密思考，巴忠等人欺君背主，纳款输地之事终于大白于天下。乾隆帝果断调整了驻藏大臣、四川总督、成都将军等职务，革去保泰、雅满泰、鄂辉、成德职务，保泰以欺君罪枷号示众。

关键是，必须朝廷派出将领，前往藏地督战。五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傅恒之子福康安被授予征廓“大将军”，以超勇公海兰察和成都将军奎林为参赞大臣，前往藏地。又多方筹集粮草、军饷、驮马、枪炮等，一切准备就绪，于乾隆五十七年四月，统领1.3万大军直抵西藏。

本月十八日，乾隆帝下达指示，令福康安一面扫清藏地廓军，一面深入廓尔喀国，或灭之，或受降。《清高宗实录》这样记载：“福康安等于官兵齐集后，探访賊匪情形，道路险易，事在可办，自必直前进剿，扫穴擒渠，将其土地给还各部落，永免卫藏驻兵防守，岂不甚善？”

至五月中旬，福康安指挥大军，尽收失地，廓军狼狈撤归本国。福康安遵照乾隆帝指示，挥军直入廓境。

清军一路披荆斩棘，如入无人之境，深入廓境七百余里，距离廓尔喀首都阳布仅仅几十里，就要大功告成。至本年七月初，清军遭遇廓国兵力的强烈抵抗，清廓展开激战，互有伤亡。至此，廓尔喀国王乘隙乞降。廓国送还扎什伦布财务，交出祸首沙玛尔巴遗骨，等等。

乾隆帝接到前方战报，审势度时，做出了正确的抉择。他没有坚持一定要打进廓国都城阳布，指示福康安见机行事。福康安因势利导，晓以利害，廓尔喀因之而乞和，并派出贡使，于五十七年九月二十日至扎什伦布，向班禅谢罪。同时，派使者进京，第二年正月，乾隆帝赐宴来使，并册封拉特纳巴布尔为廓尔喀国王。

至此，第二次廓尔喀入侵事件宣告结束，廓尔喀向清朝纳贡称臣。

为了加强中央政府对藏区的管理，乾隆帝开动脑筋，做了两件大事。

一是创立金瓶掣签制度。

西藏的达赖和班禅，在转世灵童的确定上，往往存在争议，清朝中央政府难以控制。乾隆五十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乾隆帝第一次提出金瓶掣签制度，确定达赖喇嘛灵童转世之法，将“实在根基之呼毕勒罕”若干人的出生年月日各书一签，放在金奔巴瓶内，令达赖喇嘛会同驻藏大臣一起“对众拈定”，完成灵童的转世传承。后来，这个制度进一步推广到班禅的转世灵童确定；再后来，又推广到蒙古和青海大活佛的灵童转世。这样，金瓶掣签制度特别设立了两个金瓶，一个放在北京雍和宫，专供蒙古地区大活佛转世灵童掣签用。另一个置放在拉萨大昭寺，专门供西藏、青海等地掣签，确定大活佛转世灵童。所以，凡藏蒙大活佛如达赖、班禅、章嘉呼图克图、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等转世时，均须经金瓶掣签认定。

二是批准《钦定西藏善后章程》。

乾隆五十八年正月二十一日，乾隆帝令王公大臣讨论福康安的“酌筹藏内善后章程”，后来又加进了金瓶掣签等其他制度，合起来共有二十九条，命为《钦定西藏善后章程》。这个章程，明确规定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政治、军事、宗教、经济、外交、贸易等诸多方面的最高权力，加强了清中央政府对使这一区域的管辖，这对藏地、藏民的安宁和发展，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