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1911年)

相较于其他的朝代，我们对清朝的认识要多一些。也许你不知道何为“胡服骑射”，可是却能第一时间反应出旗袍马褂的样子。他们溜光的大脑门、残酷的文字狱，以及听起来津津有味的传说秘闻，都让人觉得很“亲切”。因为它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帝国。在新的世界成为主流时，它于将要消亡之时的痛苦、反抗、挣扎，于我们而言，太过具象和刻骨。

历史关键词

七大恨

1618年，清太祖努尔哈赤以“七大恨”祭告天地，宣布不承认于明朝的附属关系，起兵反明。

1、明朝无故杀害努尔哈赤父、祖；

2、明朝偏袒叶赫、哈达，欺压建州；

3、明朝违反双方划定的范围，强令努尔哈赤抵偿所杀越境人命；

4、明朝派兵保卫叶赫，抗拒建州；

5、叶赫由于得明朝的支持，背弃盟誓，将其“老女”转嫁蒙古；

5、明当局逼迫努尔哈赤退出已垦种之柴河、三岔、抚安之地，不许收获庄稼；

7、明朝辽东当局派遣守备尚伯芝赴建州，作威作福。

留头不留发

清初统治者为了彻底从精神上征服汉人，勒令他们剃发归顺。为此，还提出了一个很血腥的口号：“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而对汉人来说，这是无法接受的。身体发肤，不仅受之父母，还是汉人的气节忠骨，哪能剃掉？为此，汉人奋起反抗，也提出了一个口号：“宁为束发鬼，不作剃头人!”

处于弱势的民众，对上手持屠刀的“强权”，反抗起来必然异常激烈。而满人的镇压也异常残酷。血风腥雨之下，出了许多惨不忍睹的悲剧：江阴十日、嘉定三屠。

最悲壮的莫过于“江阴十日”。是年农历六月二日，江阴人在阎应元、陈明遇的率领下誓死捍卫头上之发，誓死效忠明朝，坚守城池八十一天，杀死清兵七万五千人，有六万七千壮士战死于城墙上下。城破，清军纵兵屠杀十日，直到满城杀尽方才封刀。有十七万多军民死于清兵刀下，仅有五十三名老小幸免于难。

文字狱

清朝文字狱最盛，一经查处，处罚非常之严酷。

在清朝历史上，著名的文字狱有很多起，如明史案、黄培诗案、朱方旦中补说案、《南山集》案、年羹尧案、谢济世案、陆生楠案、曾静吕留良案、屈大均案、裘琏戏笔之祸、 “清风不识字”案、王锡侯《字贯》案、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案。

如何算诽谤朝廷，读书人说了不算。可怜这些书生，只有一脸热血、满腹文章，最后却不得善终。不为国、不为义、不为信仰，就那么可笑地死在了莫名其妙的汉字上。

不仅如此，清政府还大力篡改、歪曲历史，甚至直接毁去。乾隆年间修的《四库全书》，就搞的很彻底。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不仅不利于满清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籍一样多。

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一共有两次。

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在1840年～1842年。

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在1856年～1860年。

从乾隆后期开始，清朝的统治日趋衰落。但清政府仍以“天朝上国”自居，闭目塞听。而欧美列强却已有长足发展，并把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作为他们扩大海外市场的目标。外国商人为牟取暴利，从华南将大量鸦片走私输入中国，鸦片的输入量由道光即位之初的四千余箱，到道光十八年，即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已猛增到四万零二百箱。

鸦片的泛滥，不但影响了民众的身心健康，还使吏治败坏，导致中国白银外流，政府财政收入短绌。道光延续自雍正以来的禁烟政策，但鸦片走私不但不见收效，反而日益猖獗，引起朝野人士的警觉。道光下令封疆大臣讨论禁烟的看法，朝野对禁烟的看法不一，最终打动道光帝的是当时湖广总督林则徐的禁烟奏折。林则徐一针见血地指出:鸦片不禁，几十年后会弄的国贫民弱“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这种局面显然是道光帝无论如何也不想看到的，“兵”、“银”是封建统治的两大死穴。道光十八年十一月（1838）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

1839年3月，林则徐抵达广州，随即开展禁烟，严查烟贩，整顿水师，晓谕外商呈交鸦片。同年6月3日，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二万余箱（200多万斤）鸦片。中国的禁烟措施，遭遇英国政府的强烈反对。

1840年6月，由四十八艘舰船和陆军4000人、海军2～3千海军组成的英国远征军封锁了广州珠江口，鸦片战争爆发。清军武备废弛、敌情不明、指挥紊乱，因此屡战屡败。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英军攻陷镇江，切断京杭大运河南北交通，继而直抵南京城下。清政府已无力再战。

1842年七月二十四日，清政府在英军的炮口下，被迫签定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这是清政府第一份不平等条约，严重损害中国的主权。它规定中国割让香港岛，赔偿2100万西班牙银元；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口岸城市对外通商。此外英国还享有协议关税。而由于清政府官员长期以天朝自居，不熟悉国际关系，在随后的《南京条约》两个补充文件谈判中遭受了进一步的利益损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的签订使英国得到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优惠国待遇和开设租界等特权。

鸦片战争彻底打开了清帝国关闭自守的大门，从此外国侵略者**、如入无人之境。中国主权屡遭践踏，中国人从来没有这么丢脸过！

1856年10月，英国利用“亚罗号事件”制造战争借口。“亚罗号”是一艘中国船，曾为走私方便在香港英国当局注册，但已过期。10月8日，广东水师在“亚罗号”上逮捕几名海盗和涉嫌水手。这纯系中国内政，与英国毫不相干。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巴夏礼在英国驻华公使、香港总督包令的指使下，致函清两广总督叶名琛，称“亚罗号”是英国船，捏造中国兵勇曾侮辱悬挂在船上的英国国旗，要求送还被捕者，赔礼道歉。叶名琛初据理力争，但旋又妥协退让，将全部人犯送到英领事馆。巴夏礼为进一步扩大事态，百般挑剔，拒不接受。10月23日，英舰突然闯入虎门海口，进攻珠江沿岸炮台，悍然挑起侵略战争。接着，英军炮轰广州城，并一度攻入内城。当地军民英勇抵抗。英军因兵力不足，被迫于1857年1月退出珠江内河，等待援军。

为了扩大侵略战争，英国政府于 1857年3月任命前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为全权代表，率领一支海陆军来中国；同时向法国政府提出联合出兵的要求。此前，法国正以“马神甫事件”（又称“西林教案”）向中国交涉。所谓“马神甫事件”，是指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违法进入中国内地活动，胡作非为，于1856年2月在广西西林县被处死一案。此案迄未议结。1857年，法国政府将它作为侵略中国的借口，任命葛罗为全权代表，率军来华协同英军行动。

1857年12月，英法联军五千六百余人（其中法军一千人）在珠江口集结，准备大举进攻。美国公使列卫廉和俄国公使普提雅廷也到达香港，与英、法合谋侵华。其时，清政府正以全力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加上“饷糈艰难”，对外国侵略者采取“息兵为要”的方针。叶名琛忠实执行清政府的政策，不事战守。12月28日，英法联军炮击广州，并登陆攻城。都统来存、千总邓安邦等率兵顽强抵御，次日失守。广东巡抚柏贵、广州将军穆克德讷投降，并在以巴夏礼为首的“联军委员会”的监督下继续担任原职，供敌驱使。叶名琛被侵略军俘虏，后解往印度加尔各答。侵略军占领广州期间，当地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广州附近义民在佛山镇成立团练局，集合数万人，御侮杀敌。香港、澳门爱国同胞也纷纷罢工，以示抗议。

广州陷落后，四国侵略者合谋继续北上，以便对清政府造成直接威胁。1858年4月，英、法、俄、美四国公使率舰陆续来到大沽口外，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指派全权大臣进行谈判。俄、美的照会还表示愿意充当“调停人”。咸丰帝一面命令清军在天津、大沽设防，一面派直隶总督谭廷襄为钦差大臣，前往大沽办理交涉，并把希望寄托在俄、美公使的“调停”上。英、法侵略者并无谈判诚意，只是以此拖延时间，加紧军事准备。5月20日，英法军舰炮轰大沽炮台。驻守各炮台的清军奋起还击，与敌鏖战。但谭廷襄等毫无斗志，望风披靡，加以炮台设施陈陋，大沽失陷。英法联军溯白河而上，26日，侵入天津城郊，并扬言要进攻北京。清政府慌忙另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赶往天津议和。桂良等在英法侵略者威逼恫吓下，于6月26日、27日分别与英、法订立中英、中法《天津条约》。

中英《天津条约》共五十六款，附约一款；中法《天津条约》共四十二款，附约六款。主要内容是：

①公使常驻北京；

②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后定为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

③外籍传教士得入内地自由传教；

④外人得往内地游历、通商；

⑤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

⑥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

⑦对英赔款银四百万两，对法赔款银二百万两。

其后，侵略者又屡屡寻衅，挑起事端。一路烧杀抢掠，还火烧圆明圆。最后，又签订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

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有：

①开天津为商埠；

②准许英、法招募华工出国；

③割让九龙司给英国；

④退还以前没收的天主教资产。法方还擅自在中文约本上增加：“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

⑤赔偿英、法军费各增至八百万两，恤金英国五十万两，法国二十万两。

俄国自以“调停”有功，逼迫奕欣于11月14日订立中俄《北京条约》，割占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为进一步掠夺中国西部领土制造条约根据。1864年，俄国据此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又割占巴勒喀什池以东以南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至此，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中国 再次损失了大量主权和领土，向半殖民地道路又前进了一步。其中，鸦片贸易合法化、华工出国及允许外国人前往内地传教，都使中国的社会矛盾更趋激化。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由东南沿海进入中国内地，并日益扩展，外国公使驻京加强了对清政府的影响和控制，中国社会进一步半殖民地化。

戊戌变法

1897年末，山东发生曹州教案，两名德意志帝国传教士被杀。德国乘机侵占胶州湾（今青岛），俄国同时进占旅顺大连，法国进占广州湾（今广东湛江），英国进占山东威海，并要求拓展九龙新界。列强意图瓜分刚败于日本的清朝，在朝中再次敲响了警钟。

光绪帝虽然在1887年十七岁时已在名义上亲政，但实权仍然掌握在慈禧太后的手里。面对列强瓜分的危险，1898年（戊戌年），慈禧太后同意光绪帝进行朝政的改革。6月11日，光绪帝帝颁布《定国是诏》，表明变更体制的决心，这亦是百日维新的开始。之后光绪帝帝召见康有为， 调任他为京章行走，作为变法的智囊。其后又用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人，协助维新。

新政内容主要有：裁汰冗员、废八股、开学堂、练新军、满汉平等，等等；涵盖教育、军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体制。其最终目标，是推行君主立宪制。康有为向光绪帝帝赠送康有为自己的著作日本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还有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的译本和其他有关各国改革的书。正在变法的时候想要推荐使把型号特别地当作明治维新的改革前进了。

戊戌政变新政一开始便遭到原来各大臣的抵制。特别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更是保守派的头目。9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统率北洋新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面谈后升任他为侍郎候补。另一方面，直隶总督荣禄以英俄开战，催袁急回天津。据袁世凯的日记，之后谭嗣同於9月18日夜访袁世凯住处，透露皇上希望袁世凯可以起兵勤王，诛杀荣禄及包围慈禧太后住的颐和园。两日后（9月20日），袁世凯回到天津，将谭嗣同的计划向荣禄报告。 9月19日，慈禧太后回宫，9月21日即临朝，宣布戒严，火车停驶；并即幽禁光绪帝，废除新政，搜捕维新党人。是为戊戌政变，结束了只有一百零三天的维新。维新党人中，康有为早离开北京，梁启超逃入日本使馆。谭嗣同拒绝出走，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其他数十人被捕，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六人于9月28日斩于菜市口。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则发放新疆；陈宝箴革职永不叙用。所有新政，除京师大学堂（即现北京大学）和各地新式学堂被保留外，其余主要新政措施均被废止。

亮点人物

千古一帝康熙

康熙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全能型”的皇帝。他善于治国的、知人善任，一生颇有建树：除鳌拜、平三藩、收台湾、平准噶尔、遏沙俄、昌文化、大治天下。而更难得的是，他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帝王，却仰慕汉文化，并且本人还多有文才。

康熙即位之时，国家正处于百废待兴之境。而康熙虽然当了皇帝，但因为年幼，国家大事的决断基本掌握在四位辅政大臣手中。这四位辅政大臣，索尼居首位，总掌启奏批红等大权，但年老力衰。排在第二位的苏克萨哈富有才干，但与鳌拜不和。其后的遏必隆则为人圆滑，不与人争锋。对权力最有野心的是鳌拜。为了在索尼退下之后掌控朝政，鳌拜一方面拉拢遏必隆，一方面借圈地事件打击苏克萨哈。在处理朝政时，鳌拜十分专横，根本不将康熙帝放在眼中。

康熙以退为进，在祖母的支持和帮助下，一方面避免与鳌拜发生正面冲突，一方面韬光养晦，专心学习治世本领，并寻找适当时机剪除鳌拜。

1667年6月，索尼去世。十二岁的康熙决心废除四大臣辅政体制，实行亲政。7月，实行亲政大典。不过，康熙虽然亲政，但原有辅政体制却未能发生变化。为了使康熙能够及早亲政，并迫使遏必隆和鳌拜也交出权力，苏克萨哈在康熙亲政第六天上书请求退隐。在康熙尚未做出反应之际，鳌拜罗织了24条罪状陷害苏克萨哈，并强迫康熙将其处死。清除了苏克萨哈后，鳌拜更加肆无忌惮，朝廷所有政事，均由其决断；对于康熙帝的有些诏令，他也敢公开抗旨。这些使康熙意识到该是剪除鳌拜的时候了。康熙考虑到鳌拜亲信党羽遍布朝野，所以决定设计将其铲除。

康熙一方面在表面上麻痹鳌拜，一方面选择一群身强力壮的少年练习扑击之术。1669年5月，康熙决定采取行动。他首先将鳌拜的党羽以各种名义派出，削弱鳌拜的势力，然后派人将鳌拜召入宫中擒获。鳌拜的党羽在此之后也被一一擒拿。

他下诏说：“鳌拜愚悖无知，诚合夷族。特念效力年久，迭立战功，贷其死，籍贯没拘禁。” 也就是说，鳌拜因立过许多战功，所以免于一死而终身监禁。对于其党羽也给予了不同的处罚。同时恢复了苏克萨哈的职位。这种措施稳定了满清的朝局。康熙翦除鳌拜后，废除了辅政体制，收回了朱批大权。自此才真正开始了亲政。

在政治上，康熙进一步加强了皇权。他表示“天下大权当统于一”，“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身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清圣祖实录》卷284，康熙五十八年四月辛亥）。为此，他一方面通过各种手段，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限制满洲贵族的权力，如剥夺各旗王公干预旗务的权力，破除“军功勋旧诸王”统兵征伐的传统，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政治影响等。另一方面，康熙将用人之权、奖惩之权亲自控制，不许大臣干预；并设立密奏制度，以广泛体察下情。这种统治方式为被雍正、乾隆二帝继承和发展，并为清朝其他皇帝沿用。

康熙还是位多才多艺的学者。钱宗范在《康熙》中说：“他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自然科学方面的数学、天文、历法、物理、地理、农学、医学、工程技术；人文方面的经、史、子、集；艺术方面的声律、书法、诗画。他几乎都有所研究。他写出了八九十篇关于自然科学方面的论著，他亲自审定了多种历史方面的书籍，他还精通多种民族语言。”

康熙善射。他晚年对近御侍卫说：“我自幼至老，用鸟枪弓箭射死老虎135只，熊20只，豹25只，猞狲10只，麋鹿14只，狼132只，吹哨引来而射死的鹿几百只。射获其余野兽不计其数。曾一天之内射兔318只。”

康熙有丰富的水利知识。他六巡江南视察河工，对每项水利工程都能作出具体指示。他最后一次南巡（康熙四十六年一至三月）是亲自考察泗州西溜淮套是否可以开河才去的。经过实地考察，他正确地予以否决。

康熙是清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文武双全，既精通传统文化，又涉猎西方科学；既能上马开弓，御驾亲征击退噶尔丹，又能治国安邦管理天下。他运筹帷幄，坐镇北京取得了平三藩、遏沙俄的胜利，还收复台湾，显示了康熙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另一方面，康熙有着过人的政治眼光和手腕。康熙创立“多伦会盟”取代战争，联络蒙古各部；以条约确保了黑龙江的领土不被侵犯。卓越的功绩，为持续100多年的“康雍乾盛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大事件

吐尔扈特东归

吐尔扈特蒙古部是我国西蒙古卫拉特四部之一。四部卫拉特分为：准噶尔、和硕特、林尔伯特和吐尔扈物四大部落。

公元十七世纪初，准噶尔部势力渐驱强大，意欲兼并土尔扈特部。土尔扈特部不行已从新疆的塔尔巴哈台出发，向西迁徒，他们远离故土，迁到了伏尔加河流域。后来他们就在那里建立了游牧基地，定居下来，历时140余年。

进入18世纪，俄罗斯逐渐强大，四处扩张。吐尔扈特部落不堪忍受沙俄的欺凌、压榨，在年仅27岁的汗王渥巴锡的率领下，于1771年1月，三万三千余户，约十七万人，毅然踏上东归祖国的万里征程。一路上历尽千辛万苦，冲破沙俄无数次围追堵截，于1771年8月底，这支在渥巴锡率领下的土尔扈特部终于渡过伊犁河，到过伊犁附近的卡伦他木哈，回到祖国的怀抱。八个月残酷战斗，艰难跋涉，加之饥寒交迫，瘟疫流行，土尔扈特的牲畜死亡殆尽，人口死伤大半，幸存者仅存7万多人。伊犁将军府奉请乾隆皇帝批准，将这支东归的土尔扈特部分四块安置在巴音郭楞、和布克赛尔（和丰）、哈尔乌苏（乌苏）、精河等地。同年秋天，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召见了汗王渥巴锡一行。众多土尔扈特上层官员居住在精河县和博乐市贝林哈日莫墩乡，如今这里的大多数蒙古族为东归土尔扈特部落后裔。

这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悲壮事件，震惊了世界。时至今日，东归英雄的史诗还依然传唱不息。

编纂《四库全书》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提出《永乐大典》的辑佚问题，得到乾隆皇帝的认可，接着便诏令将所辑佚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名曰《四库全书》。这样，由《永乐大典》的辑佚便引出了编纂《四库全书》的浩大工程，成为编纂《四库全书》的直接原因。

《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共分四步：第一步是征集图书。征书工作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结束，历时七年之久。为了表彰进书者，清廷还制定了奖书、题咏、记名等奖励办法：“奖书”即凡进书500种以上者，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进书100种以上者，赐《佩文韵府》一部。“题咏”，即凡进书百种以上者，择一精醇之本，由乾隆皇帝题咏简端，以示恩宠。“记名”即在提要中注明采进者或藏书家姓名。在地方政府的大力协助和藏书家的积极响应下，征书工作进展顺利，共征集图书12237种，其中江苏进书4808种，居各省之首；浙江进书4600种，排名第二。私人藏书家马裕、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等也进书不少。

第二步是整理图书。乾隆皇帝为了存放《四库全书》效仿著名的藏书楼“天一阁”的建筑建造了南北七阁。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第一部《四库全书》终于抄写完毕并装潢进呈。接着又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抄完第二、三、四部，分贮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北四阁”。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又抄了三部，分贮江南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南三阁”。每部《四库全书》装订为36300册，6752函。七阁之书都钤有玺印，如文渊阁藏本册首钤“文渊阁宝”朱文方印，卷尾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方印。

《四库全书》的底本的四个来源

1.内府藏书；

2.清廷官修书；

3.从各地征集的图书；

4.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佚书。

四库馆臣对以上各书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应抄之书是认为合格的著作，可以抄入《四库全书》。应刻之书是认为最好的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抄入《四库全书》，而且还应另行刻印，以广流传。应存之书是认为不合格的著作，不能抄入《四库全书》，而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仅存其名，列入存目，这类著作共有6793种、93551卷，比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多出将近一倍。对于应抄、应刻的著作，要比较同书异本的差异，选择较好的本子作为底本。一种图书一旦定为四库底本，还要进行一系列加工，飞签、眉批就是加工的产物。飞签也叫夹签，是分校官改正错字、书写初审意见的纸条。这种纸条往往贴于卷内，送呈纂修官复审。纂修官认可者，可用朱笔径改原文，否则不作改动。然后送呈总纂官三审，总纂官经过分析之后，可以不同意纂修官的复审意见，而采用分校官的初审意见。三审之后，送呈御览。

第三步是抄写底本。抄写人员初由保举而来，后来，发现这种方法有行贿、受贿等弊病，又改为考查的办法，具体做法是：在需要增加抄写人员时，先出告示，应征者报名后，令当场写字数行，品其字迹端正与否，择优录取。考查法虽比保举法优越，但也有不便之处，因此最后又改为从乡试落第生徒中挑选，择其试卷字迹匀净者予以录用。这样，先后选拔了3826人担任抄写工作，保证了抄写《四库全书》的需要。为了保证进度，还规定了抄写定额：每人每天抄写1000字，每年抄写33万字，5年限抄180万字。五年期满，抄写200万字者，列为一等；抄写165万字者，列为二等。按照等级，分别授予州同、州判、县丞、主簿等四项官职。发现字体不工整者，记过一次，罚多写10000字。由于措施得力，赏罚分明，所以《四库全书》的抄写工作进展顺利，每天都有600人从事抄写工作，至少可抄60余万字。

第四步是校订。这是最后一道关键性工序。为了保证校订工作的顺利进行，四库全书馆制定了《功过处分条例》，其中规定：所错之字如系原本讹误者，免其记过；如原本无讹，确系誊录致误者，每错一字记过一次；如能查出原本错误，签请改正者，每一处记功一次。各册之后，一律开列校订人员衔名，以明其责。一书经分校，复校两关之后，再经总裁抽阅，最后装潢进呈。分校、复校、总裁等各司其职，对于保证《四库全书》的质量确实起了重要作用。

《四库全书》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按照内容分类，包括4部44类66属。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经部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史部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2属，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2属，政书类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6属，目录类又分经籍、金石2属；子部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其中天文算法类又分推步、算书2属，术数类又分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7属，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4属，谱录类又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3属，杂家类又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6属，小说家类又分杂事、异闻、琐语3属；集部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布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

从《四库全书》修成至今已有200余年。七部之中，文源阁本、文宗阁本和文汇阁本已**然无存，只有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溯阁本和文澜阁本传世至今。文渊阁本今藏台湾省，文津阁本今藏北京图书馆，文溯阁本今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澜阁本在战火中多所残阙，后来递经补抄，基本补齐，今藏浙江省图书馆。

清宫四大迷案

一、太后下嫁

就是太后下嫁摄政王。太后是指清太宗皇太极之妃、世祖福临的生母，卒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被谥为孝庄文皇后；摄政王即指摄政睿亲王多尔衮。孝庄文皇后系多尔衮之兄嫂，弟妻兄嫂，按照汉人道德观念来看，是一件太不光彩也太不文明的事。有清一代，对此讳莫如深。

但清末才刊行的《苍水诗集》有句云“上寿称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即是指太后下嫁这件事说的。诗作者张煌言是清初人，与多尔衮同时，所说当有所本。另据《朝鲜李朝实录》仁祖二十七年(1649年，清顺治六年)二月壬寅，亦有“皇父摄政王多尔衮”这样去“叔”字改称“皇父”的记载，它间接地透露了多尔衮称皇父“已为太上”与太后相对称，正是太后下嫁的一个旁证。何况多尔衮之改称“皇父”不但明载于《清实录》与蒋良骥《东华录》等书中，即当时流传到今的许多档册和文告中，于抬写皇上处，一并抬写摄政王，而摄政王之上，或冠以“皇叔父”，或冠以“皇父”字样。

满洲入关以前的社会性质虽已由奴隶制迅速向封建制过渡，但很早很早以前女真人的落后习俗，如弟娶兄妻、妻姑侄媳的一些群婚制的残余，延续到入关初年，也是不足为怪的。那么，太后下嫁这件事是可以相信确有其事的。

二、顺治出家

史载顺治十七年(1660年)八月十九日，皇贵妃董鄂氏薨。世祖福临哀悼殊甚，为之辍朝者五日。旋即下谕追封为皇后。董鄂氏仅仅是个贵妃，为什么要这样滥加谥号，并晋封她为皇后呢？

有的人于是以讹传讹，说这个妃子是明末人冒辟疆的姬人董小宛。清军入关之初，被掠至京师，后入宫，赐姓董鄂氏，跟着又册立为贵妃。谁知董氏入宫之后，竟以不寿卒。然世祖之于董贵妃，宠冠六宫。怎奈红颜薄命，惹得世祖终日闷闷不乐。不数月，遂弃皇位，遁入山西五台山，削发披缁，皈依净土。历来故老相传如此，是否真有其事呢？

首先要承认，清世祖福临确实好佛。宫中延有木陈 、玉琳王秀二禅师，尊礼备至。世祖钤章有“尘隐道人”、“懒翁”、“痴道人”等称号，又谕旨对木陈有“愿老和尚勿以天子视朕，当如门弟子旅庵相待”云云。世祖信佛是事实，谁也否认不了的。

其次要说，世祖死去前几个月，适值孝献皇后董鄂氏之丧，世祖哀痛过情，为世所叹异。因而就有人认为世祖是由悼亡而厌世，终于脱离尘网，遁入空门。从此传为“万古钟情天子”的一段佳话。这是与历史事实不符合的。不错，由于世祖好佛，他死前确实有过要求祝发为僧的念头。但事实上在他死去的前几天，只是叫他最宠任的内监吴良辅去悯忠寺(今北京市广安门内法源寺)削发，他本人也曾亲自前往观看过。这里还说明世祖当时并无大病。那么，世祖是怎样死的呢？据当事人王熙《王文靖集·自撰年谱》载：“奉召入养心殿，谕：朕患痘，势将不起。”张宸《青王周集》亦称：“传谕民间毋炒豆，毋燃灯，毋泼水，始知上疾为出痘。”两人所记完全相合，可以互相印证。这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世祖既死于出痘，那么，遁入五台山祝发为僧的说法，就并不可信了。

三、雍正被刺

传说清世宗胤禛的暴崩，是因为被刺！这一说法究竟可信吗？

它起因于雍正七年(1729年)曾静、张熙一案。曾静慕明末人吕留良的为人，以排满复明为职志，因遣其徒张熙诡名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劝他为祖先(岳飞)举义。不成，牵连到吕留良。

世宗严加处治，戮留良尸。留良子葆中，时为编修，亦论斩。传说吕留良有一个幸存的孙女，名叫吕四娘，她的剑术之精，冠绝侪辈，立志要为父祖报仇。后来她潜入宫内，终于刺死了世宗，并把世宗的脑袋割下，提着逃走了。

好事的人说是根据鄂尔泰传记的记载。说世宗暴崩的那一天，上午还“视朝如恒，并无所苦”，就在那天下午，忽召鄂尔泰入宫，而外间世宗暴崩的消息已满城风雨了。鄂立刻“入朝，马不及被鞍，亟跨骣马行，髀骨被磨损，流血不止。既入宫，留宿三日夜，始出，尚未及一餐也”。人们认为，当时天下承平，长君继统(清高宗弘历二十五岁登位)，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要搞得这般惊慌失措的。这就只能说明世宗被刺的说法并非没有道理。

曾静、张熙一案牵连的吕留良等人都是真人真事，是历史真实；但提到吕留良的一个孙女，是传说，不是历史事实。世宗死的年月日是事实，但说他是暴崩，并不见明文记载，也只是传说，目前尚不能证实其事。此其一。

上述鄂尔泰传记所描述的鄂仓皇上朝一段情节，写得惟妙惟肖，好像真有其事似的。但至少在正史记载里，如《清实录》、《清史列传》、《清史稿》等书并没有这类的记载。当然，没有文字记载，不等于没有这件事；而且直到今天仍无法得到证实，也就不可能确认有这件事；即使鄂尔泰的仓皇上朝是事实，也不能证明世宗一定就是被刺，因为二者并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此其二。

世宗本人好佛好道，“所交多剑客力士”，传说“结兄弟十三人”。皇帝与人结为兄弟之事，未必可信；但既好佛好道，多交剑客侠士，则炼丹求长生之术，间或有之。求长生吞丹药，以致暴崩，也有可能。秦皇、汉武之事，早有先例在。此其三。

四、狸猫换太子

这里指的是清世宗胤禛与海宁陈氏换子的传说。

浙江海宁陈氏，从明末起，累世簪缨。数传至陈之遴，清初降于清，位至极品。稍后，陈氏一家，如陈说、陈世倌、陈元龙等父子叔侄，都是高官厚禄，尊宠备至。

康熙年间，世宗时为皇子，与陈世倌尤相亲善。恰巧碰着两家各生一子，年、月、日、时辰无一不同。世宗听说，十分高兴，命抱子入宫，过了许久，才送回去。陈氏发现，送还的已经不是自己的男孩，而且易男为女了！陈家万分震怖，但又不敢出来剖白，只得隐秘其事。高宗尝南巡至海宁，当天即去陈家，升堂垂询家世甚详。将出，至中门，命即封闭，并告以后不是皇帝临幸，此门不得再开。所以此后陈氏家中永远关闭其门，从未再开过一次。

海宁陈氏一家，如陈说、陈世倌、陈元龙父子叔侄，位极人臣，皆是事实：就是清高宗南巡去过陈家，也是事实。按清制，皇帝到过的人家，经过的大门是必须封闭，禁止再开的。但不能由于有这些历史事实，就说清世宗与陈世倌有以女换子之事了。

清代旗人生子一定要报都统衙门，宗室生子一定要报宗人府，定制十分缜密。何况紫禁城内，门禁森严，怎么能随便抱子出入宫内？显而易见，这些都是清末汉人在排满的革命浪潮中，无中生有编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