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十号傍晚离开上海，到达某地。正拟在访陈诚时，陈诚偕某部长迎头而来，言将往前方对某师作训话。于是又被邀约上车，向某地出发。
车中陈诚告我，某师战绩最佳，现整理完备又将加入前线，集合班长以上的人训话。
在敌前集合全师官长作训话，虽在夜间，我是感觉着有点冒险的。
这冒险，陈诚也有点担心。他在一次长时间的沉默之后，突然对我这样说：今晚要托你的洪福才好。
这意思，我没有懂得。
陈诚又才加以说明，他说，你自己的文章上不是说过，说你今年交大运？
这一说，我便恍然大悟了，原来他读过《由日本回来了》的我那篇文章，那儿是写着我四十六岁交大运的。
夜是朦胧的夜，月光藏在云中，但隐隐可辨其所在。达到目的地时，正面的空中有红绿各色的光球升上，是汉奸放的信号。接着便有飞机的拍音，但机影不可见。
士官们集合在一处草坪上，早就在等待着了。
陈诚约某部长和我一同去训话，但我们辞谢了，立在路傍听候。
训话在一小时以上，因为在陈诚之后，尚继之以军长、师长。
正在训话途中，轰然一声落下了一个炸弹，离集合处不远，自然是敌机投下的。但士官们屹立着，连头也没有掉动。
训话毕又登车就归途，途中，陈诚又对我说：今晚真是托了你的洪福，假使那个炸弹投在队伍的正中，岂不是一场大祸？
是的，我自己近来都有点相信命运了，就是我自己托福的事实在很多，这怕是托的国家民族的福吧？所谓“国家将兴，必有祯祥”，我看，似乎是有些道理，但这道理，我现在还没有工夫去参透。
在某处与某部长相别，他是要往苏州去的。他说，他明天下午要回南京，我便想揩他的油，搭他的汽车同去，约好了明天往苏州访他。
到达司令部时已夜半二时过，是夜宿陈诚室中。
二
二十一日傍晚抵苏州，用电话叩问某部长，某部长已去矣。当夜决于吴县留宿。
宿处有桂花，在暗中吐放着浓重甜蜜的香气。时有飞机来的警报，但我处之泰然。睡眠甚安稳，因一切行装乃来时在上海所新制者，颇觉舒适宜人。
次日，因须等汽车从前方开来，使得到了充分的闲暇，午前在苏州市上观光了一遍。市民尚镇静，但商店多关门，这心理觉得有些可笑。关门大约是防御轰炸吧，然而飞机的炸弹如投不中你的店铺，你何须乎关门？如投中了你的店铺，关门又有何益？这与其说太不够勇敢，宁可说太不够聪明。
想起了苏州有两位老人值得去拜访的。一位是李根源，一位是张一麐。这张、李二老，在抗战坚决上，值得称为“天下之大老”。
李老是在一座小小的农人家里遇着的，穿着异常朴素，一见便令人联想到《三国志演义》上的关壮缪。
李老精神甚好，但右额上有某种皮肤病，皮呈古铜色的鳞片状，因而右颚下的淋巴腺浮肿。李老雄于谈，音调甚激烈，犹有当年叱咤三军之概。
李老说，他的主张是“内王外霸”，他主张中国的动向只宜注重国防，一切粉饰太平的建设都不需要，这次淞沪抗战的结果便证明了。
李老又说，他对于蒋介石，在十三号以前，他也不很佩服但自十三号以后，他可以向他叩头了。
说这些话的时候，态度很认真，炯炯的眼光似乎有润意，脸上也浮出了细密的汗珠。
苏州的美国教士对救护伤兵事很热心，士兵以入苏州病院为乐，盖外科手术既佳，而待遇又好。美使詹森曾命教士们退出中国，而教士们不肯。——这消息也是李老告诉我的。
李老的印象既像关羽；张老的印象则颇类诸葛孔明。张老人不甚高，颜面作三角形，无髯，白皙，虽无纶巾羽扇，然其清明之气蔼如也。
张老便是在最近报章上传播一时的“老子军”的组织者。他的组织遭到蒋介石的电阻，自然中止了，但他有一通复电，报上却尚未传播。张老把那电稿取了出来给我看，稿子是用墨笔写在几张大型壁历的废纸背上的。文辞恳切动人，我要求拿到《救亡日报》上发表，张老同意了。
老人说，他前几天在某处遇见冯焕章，冯说他精神很好。他说：“我平常并不好，时常生病，但自‘八一三’以来，我的精神便百倍起来，什么病都没有了。”
老人又说，我们中国人素来是伸不起腰的，但是我们这次却伸起腰来了。我们中国人平常打死一两个日本人，立刻就要赔款两三万，但这次我们已经打死了他两三万人。这如在平时，不知道又该要赔多少款。老人叫我“统计”一下，说“怕有很多的零吧”？
张老书案上正写就了一张短轴，是临的苏长公的《天际帖》，“中秋后二日”所书。中秋后二日就是我抵苏州的九月二十一日。我顺便求他的墨宝，老人说：就把这张送你作为纪念吧，不过没有上款，不要紧吧？我说：没有上款正好，省得客气啦。
于是老人便连忙去取了张报纸来，把字条卷好，递了给我。
三
拜访了张、李二老回寓之后，陈诚派来跟我的一个人走来报告，汽车已经开来了，正在上油。
发车时是傍晚六点钟。雨在微微地下着。走到一处有两架大卡车停止着的地方，我们的车也停止了。前车的司机者来告诉我们，有敌机空袭。谛听时，在朦胧的夜空中果然有拍音，但不知究竟是我机，抑系敌机。
拍音消逝了，车又开动起来。
整整走了一个通夜，直到二十二日的清晨五时，才到了南京，据说，夜里所走的公路是绕过了××的。
到了南京，最初是拜访第××军驻京办事处的赵处长。由赵作向导，接着便去访问了周至柔。和军事上的朋友们谈话，我觉得是有趣味的一件事，因为他们的态度直爽，抗战意志也很坚决。
是在周至柔那里讲的话。我的估计是苏联的加入战争，或许会由日本先行着手的形势而发动。原因是日本所最恐怖的是苏联东方军的空袭。苏联由海参威发动空军力量，可以炸毁日本的心脏地带，如东京、横滨、大阪、神户等地，而且飞机的飞程可以来而复返，返而复来。日本的空军固然也可以炸毁海参威或更进炸毁贝加尔湖南之重工业地带，但此等地带并无关于苏联之生死存亡。日本的空军要想炸到莫斯科或列宁格勒，那等于是一种梦想。我们的对日抗战，日本人是在求其速战速决的；然而我们的抗战意志日益坚固，速战速决已经势不可能，这使得日本人发生了焦躁。抗战愈持久，日本人的焦躁愈亢进，因而对于苏联的恐怖也就会愈见激增。为要解除自己的恐怖，我觉得日本人有先下手袭击苏联的可能。
周至柔不甚同意我这个意见，他说，日本人是应该先以全力对付着我们的，一面敷衍苏联，不让他卷入漩涡，方为得计。一时要对付两国，他是不会那样愚蠢的。并且苏联的战备，他也袭击不了。
周至柔的见解本来是经常的道理，站在理智的立场上来说，自然是应该先以全力来对付我们为得计。然而日本军部早是把理智丧失了的。他们如还为理智的活动，第一他们就应该觉察到对华侵略只是增长他们的亡国的危机；其次至少也应该觉察到既在华北作战，便不应该再到南方来生衅。然而关于这两层他们都死不觉悟，我们可以揣想到：他们自己会是以袭击苏联为得计的，盖兵法所谓“先发制人”也。
不过这些都是估计，究竟事实会怎样，只有等待时间来解答。
四
一口皮箱，一囊被卷，被赵处长命人搬进了首都饭店。于是暂时便把自己的身子寄顿在那儿的二百十四号室里。饭店纯系西式经营，室内亦相当洁净。有浴室，这正投我所好，便入浴一次，扫**我两三日来身上所积蓄的尘垢。
在洁白的磁盆中想到了古人所说的“斋戒沐浴可以祀上帝”，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在古时候应该是最爱洁净、最重视沐浴的民族，对于沐浴一事竟赋予了宗教的情操。曾点的“浴乎沂，风乎舞雩”，深得了孔夫子的赞奖，大约也就是出于这同一的情操吧。但这在印度和欧洲的中世纪却是两样，尽管宗教仪节异常严重，而沐浴却是被视为罪恶的。据说浴时和浴后都发动人的**思。这心理和我们的民族心理似乎有点两样。不过我们的民族后来也不爱洁净了，同样也有以沐浴为拨发**兴的习气，不知是否受到西方的影响。
不管它，我究竟是中国人，重视沐浴的遗传因子仍然在我的血液中流着，我是喜欢沐浴的。据我自己的经验，沐浴之后尽可以减少人的杂念，使自己的身心都振作起来，不好放肆。就譬如一张洁白的手巾吧，你自己初拿到手时，总是不好随便污秽它的。故尔沐浴之后，必然地伴以心斋，我是这样地感觉着。有了这样的感觉，就要和“上帝”见面。似乎真可以泰然，虽则我自己并不相信有什么“上帝”。
浴后，坐就南窗下的书案，给上海的友人写了两封信。雨是早住了，但天气是昏蒙的。起伏着的紫金山在西首静峙着，有一高峰突出尖锐，颇类日本的富士山，略略动了一下登临的兴趣。但也想到应该做的事体还多，这种闲情，仅如微风一抹而已。
肠胃仍然不甚舒服，早食既未用，中饭也不想进，便索性实行了断食的斋戒。
室中是有双人床的，我占领了一张，倒上床去略略休息了几刻钟，醒来时已快午后一时了。早上由赵处长早已约定，在午后一时当去访钱大钧，不一会，赵也就坐着汽车来了。
钱是第一侍从室的主任，我们的见面这回还是第一次。第一次见面，觉得他的身体很魁梧。我把陈诚写的介绍信交给了他，同时也把由上海来时何香凝先生所委托的慰劳品一大包绒线编物也点交了。彼此略略谈了一些客气话，于是便告辞了出来。
五
回到首都饭店，和赵分了手，我自己便往第八路军后方办事处去访问叶剑英。叶是北伐时代的老友，我和他的契阔也整整地十年了。最后一次聚首，记得是民十六年八月初头的一夜，是在九江的一只湖船上。湖，大约是甘棠湖吧，因为是没有月的夜，四面都很朦胧。我只记得湖中四处有菱浮泛，我自己还把菱拔起来，剥食过几粒新鲜的菱角。同船的，有阳翰笙、李德谟，似乎还有梅龚彬，但当夜所谈的话已就和那夜景一样，完全朦胧了。
在一间陈设很简单的狭小的会客室里会见了剑英，他的面貌仍和十年前相差不远，只是眼睛更有光彩，但不知怎的，总觉得表情有点寂寞。这大约是由于他是善战的勇将，他的背境应该是几十万大兵，而不应该是几张沙发吧？
问了些陕北方面的朋友们的消息，也问了些住在首都的朋友们的地址，接着我又分头去开始了我的个别访问。
最先去访问了陈立夫和邵力子。陈立夫不在，邵力子也不在。我晓得他们是很忙的，便各留了一张字条，告诉了我住的地方，并请求指定时间和地点，以便再往候教。
其次是访问了李任公，这次是会着了。由任公的转告，才知道陈真如也住在首都饭店。因此我从任公那儿告辞了出来之后，便连忙赶回旅馆。
但是，真如出去了。
我踌躇了起来，想去访问多年不见的田汉。但我不知道他住的地方。我知道只要打电话到新民报馆去探问便可以问明，但那报馆里面我有很多的熟人，假如他们一知道我到了南京，立刻便会在报上登出来，却是使我有点踌躇了。在报上看见自己的名字时，不知怎的，连自己都觉得有几分憎恨。这怕是在日本过了十年的退撄生活所养出的情绪吧。日本的新闻记者，他们实在是做到了“无冕王”的地位，他们的一枝笔充分地可以生杀人。连日本人也都害怕他们，觉得他们比“刑士”（包探）还要可怕。
又想到傅抱石。这是一位擅长篆刻的名手，他能刻细字，于方寸之内刻列万言；国画也相当出色，我是在日本认识的。他有一个时期在留学生监督处充书记，月领薪水六十元，一面工作，一面苦读，而且还要寄钱回国养家。他那勤工俭学的精神我也是佩服的。我知道他在中央大学艺术科担任教职，便叫人打电话去问，但却没有问出一个结果。
怎么办呢？正在踌躇的时候，电话来了，是真如打来的。他又得到任公的转告，知道了我住的地方。他约我到某处去和他同吃晚饭。
——是的，这倒是一件大问题，吃晚饭！我的断了食一整天的肚子，这样告诉我说。
真如比北伐时更健康了。
六
在夜色苍茫的园子中，真如告诉了我一段故事。
“‘一二八’的炮手”——吴××，和他的日本夫人离了婚，上华北的前线去了。
这，我觉得，是很好的一项戏剧材料，我现在略略提供一些素材出来，希望在闹剧本荒的戏剧界能够有人把它剧化。
吴××是日本的士官学校毕业生，广东人，身体魁梧，年纪只有三十左右。“一二八”时是旧十九路军的团长，在“一二八”的当晚，他的日本夫人替他生出第一个男孩的时候。他在闸北向日本军人放出第一发大炮。
旧十九路军云散后，他游历过欧洲，在前年，又重到日本，我是那时和他相识的，也和他的夫人见过几次面。他的夫人很爱他，他也很爱他的夫人。不久他们便回广东去了。
今年我回上海，吴刚好由庐山下来要回广州，在上海又曾经聚首过一次。那时他告诉我，说他很关心他的夫人，又说他的夫人要有第三次的分娩了。回广州后曾来一信，报告那第三次的分娩又是一个男孩。
相别不久，全面抗战的局面便展开了。没想出仅仅两个月的光景，他竟和他的夫人离了婚，跑上了华北的最前线去。
离婚，据真如说，是双方合意的。在他们的离婚席上，真如曾为他们作证人。二男一女是由他的夫人带去了。
吴夫人在当席说过这样的话：吴，你是军人，处在国难严重的时候，正是你应该效命疆场的时候，请你不要顾虑我。我虽然是生在日本的女子，但日本军部的侵略兽行，我是彻底反对的。你的儿女我要尽心抚育，要使他们承继着你的志气，使他们永远是中国的儿女。
这，可不是一场悲壮剧吗？
吴××尽可以留在广州尽他的职守，然而他却上了华北的最前线，这心情是值得称赞的。
在夜色苍茫的园子中听到真如告诉我这段故事，我自己一面感觉兴奋，但一面也感觉会心的微笑……
——中国有这样的军人，中国不会亡！
七
九时顷，已经换上寝衣，在室中写着日记的时候，邵力子来了。
邵老的态度较诸从前更显得有醇醇儒者之风。十几年不见，我觉得他比从前是要老些，胖些，但他却说我比从前更年轻了。有好些朋友在这样说，我自己倒有点不知其所以然。我想，大约也就由于这次抗战的缘故吧。这次抗战的结果把我们的民族精神振作了起来，把罩在我们民族头上的陈陈相因的耻辱、悲愁、焦躁、愤懑，一扫而空了。我自己的额上的皱纹，眉间的郁浪，也应该是随着这民族觉醒的机运而消逝了的。
是的，我们整个的民族，都应该是比从前更年轻了。
——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是民国十五年四月在广东的时候，那时广州的血花剧社在青年会表演我的《棠棣之花》，我们一道看戏。戏演完之后，我还是搭着你的汽车回广东大学的。你该还记得？
这往事我回溯了一遍，邵老也说他记得很清晰。
邵老问了我回国时的光景，又谈了些宣传工作的情形，谈了有一个钟头的光景，才起身作别。我送他下楼时，他看我穿的是寝衣，怕我着凉，向我关照了好几次。我觉得就好像见到了一位长兄。
南京第一夜的睡眠是很恬适的。
八
二十四号了。天色仍然是昏蒙的。一大清早便有好几位朋友来访，直到九点钟的时候才空闲了下来。我觉得仍然有到新民报馆去找田汉的必要，我到了南京已经有不少人知道，早迟免不得要见报，我也就用不着多所顾虑了。
新民报馆是四川同乡陈铭德经营的。铭德的夫人邓季惺是一位律师，去年春天到日本东京治病，我曾经照拂过她，因此认识了铭德。田汉是时常在《新民报》的副刊上写文章的，向铭德和季惺探问当然可以知道他的住处。
上新民报馆的二楼时，劈头碰着铭德。他惊异了，大叫着：哦哦哦，你来了，什么时候来的？
我看见季惺在室底的南窗下和一位女客谈话，但她看见我进房，听见她丈夫大叫，她都没有动。
铭德连忙向她报告：季惺，你不认得了吗？郭先生来了！
季惺到这时候才惊喜着，跑到身边来，连忙说：骤看，简直认不出了，你比在日本看见的时候年轻得许多。
——因为你改了装，铭德解释着，——在日本的时候看见你穿的是和服，你现在穿西装，实在年轻得很多。
是的，这怕也是一种理由，不过在没有看过我的和服装束的人也同样说我年轻了，这理由又像有些不充分。
——师母呢？有信来吗？师弟、师妹们呢？好吗？季惺殷勤地问着，——我们实在关心，前几天田寿昌先生到上海去，我们特别拜托了他，要他定要来向你致意。
——寿昌已经到上海去了吗？
不用说我们是在路上错过了的。
接着问到了我的住处，他们定要我搬进他们的公馆里去，说旅馆太贵，吃食也不方便。
——你搬到我们那里去，一定搬，每天有四川菜好吃呢！铭德这样说着，自己又大笑起来。
——好的，我会搬，我会替你收拾，我帮你搬好了。季惺坚决地撇开我就要走。
我看他们太殷勤了，实在撇不过他们的厚意，于是也就答应搬，答应和季惺一道回到旅馆里去。
回到旅馆，叫听差的把账开来的时候，他说账房里已经有人关照过，凡是我的账都不要自己给。这，使我有点出乎意外，我一时想不出这关照者是谁。离开旅馆时，即问账房，账房也弄不清楚，据说是接头的人因事出外去了。
九
季惺的家在P路某号，是一座二层楼的洋房。前庭的一片草坪里已经掘出两个防空壕；但当她带我上楼时，还指着屋外正对面的一个土丘，高与楼窗齐平，对我说：我们在那土山下，还因山掘了一个土壕，上面的浮土有两丈多厚，一有警报来，我们便跑进那儿去躲避。
接着又把警报的方式告诉我，据说是用哨子。当有敌机来时有第一次的预行警报；敌机逼近了，有第二次的紧急警报。第一次警报时便当作避难准备；第二次警报时便一律都进防空壕。等到敌机走远了，又来一次哨子是警报解除的表示。
听着这些话觉得有点像童话般的滋味，因为住在租界里的人是从没有经受过这样的训练的。
把住处搬定了，为接见朋友，访问朋友，便忙了一天。有一位同乡夸讲我，说我的成绩很好，别的人就费十天工夫都怕把“关系”打不好的，我一天工夫就打好了。这夸讲，不知道是该我接受，还是该朋友们接受。
午后四点钟的时候，打电话给张群，他在电话里请我到他的公馆里去谈话。
我去了，被引进一间客厅。
张群穿着蓝色的缎袍子走出，彼此拉了手。
——十年不见了，整整十年啦。……马伯援以前常见面，谈起你，说你的生活很清苦。……又曾提起，想约朋友们多量地赠送些书籍给你，供你的研究。但我是担心，恐怕你不肯接受。……宝眷怎样呢？近来有消息吗？
没有十分改尽的四川乡音，娓娓地谈着。
——今年五月，在庐山，和慕尹、公洽、淬廉诸位谈起了你，大家都想把你请回来。但关于取消通缉的事情，不免踌躇了一下：因为如果取消了，恐怕你不能离开日本吧。
听着这些开心见肠的话，使我也开了心，我没有想出有这么多的人会关切我。不过关心者似乎把我估计得太高，其实我的生活虽“苦”，并不怎么“清”，苦得实在是有点焦头烂额的。已经是过往的事了，不妨在这儿说一说。
记得在八年前中国钱最贱的时候，有一个时期，三块大洋勉强可以换得日本钱一圆。在那时尽管运着一枝笔，从早写到晚，寄回中国去卖的中国钱仅仅只能掉换得少数的日本老头票。一家六口一月靠着四五十圆的老头票（约当留东学生的一个人的平均生活费）过活下去的，也有好几个月。
最使我不能忘记的，是我的一部《两周金文辞大系》，费了两年的工夫研究出来的成果，写信给商务印书馆求售，遭了拒绝。没有办法，只好去求日本东京的一家书店，书店老板却只肯给我三百圆的版税。我嫌少了一点，因为那种书是很难望再版的。老板说：要晓得啦，三百圆等于中国钱九百多块啦。这话虽然有点伤我的尊严，然而却也刺中了我自己的最软弱的要害。自己虽然迟疑了半个月，然而毕竟还是抱了那部书去换了三百圆老头票到手。从此，我的关于考古一方面的著作也就接一连二地在日本印出了。于是西园寺公望对我怎样怎样，日本政府又对我怎样怎样的谣诼便在国内传播了起来，险些儿没有把我定成“汉奸”。
仅仅隔着一个东中国海，我们对于日本的认识，不知道何以竟隔膜得那样。我可以坦白地再说几句话：西园寺公望看过我的书是事实，看后向人称赞过也是事实，但他和我并没有一丝一毫的直接关系。我不愿意借他来抬高我的身价，我也不愿意拿我去抬高他的身价。他固然是日本元老，而且是值得尊敬的一位国际政治家，然而说到古器物学的研究上，他究竟只是我的一名爱读者而已。
说到日本的官吏、日本的学者们，他们最初只把我看成落水鸡，把我的著作看成水中的鸡粪；然而待到他们的元老称赞，西欧的学术界也生出了反响的时候，他们便刮目相看了。真正是透顶的势利。
势利的民族，我怕日本人要算是世界第一。一些研究中国学问的所谓“支那学者”，连中国文都还读不断句，而他们的心目中却彻底地藐视中国人。但一遇着西方“支那学者”的横行文字的著作时，却奉若拱璧、五体投地，不是“马斯伯乐（Maspero）曰”，便是“卡尔格伦（Karlgren）云”，这和日本军部在上海散传单，声明要打中国共产党，而同时日本的天皇却在欢宴苏联大使，不正是同一国民性的表现吗？
——我近来简直专门在做秘书长了。仍然是张群在对我说。
——怎的？
——喏，政治会议的秘书长是我，国民政府的秘书长是我，军事委员会的秘书长又是我。一个人兼任三个秘书长。
我觉得中国的人才太少，能者太多劳了。听了张群的话，我这样想，但没有说出口来。
一〇
从张群那里刚好回到居停处，赵处长有电话来了，说蒋先生叫我去谈话，立刻就去，有汽车派来接我。不一会汽车也果然来了。
天在下雨，一个人坐在很宏大的一架汽车里面，觉得有点兴奋。汽车夫是用不着关照的，他只是开着车在走。
走了一些转折，到了一个地方，又被人引导着步行了一段路，到了一处朴素的住处。
刚进厅堂门，穿着深灰色的中国袍子的蒋介石远远由左首走出，呈着满脸的笑容，眼睛分外的亮。
——你来了。你的精神比从前更好。蒋一面和蔼地说着，一面和我握手。
厅堂相当宽敞。当门不远处，横放着一张条桌，蒋背着门在正中的一把大椅上坐着，叫我到桌对面的正首就座。我说，我的听觉不灵敏，希望能够坐近得一点。于是我便在左侧的一个沙发椅上坐下了。
——你的神采比从前更好，蒋又这样向我说了一遍。看来比从前更年轻了，贵庚是？
——是壬辰年生的，今年四十六岁。
蒋的态度是号称有威可畏的，有好些人立在他的面前不知不觉地手足便要战栗，但他对我照例是格外的和蔼。北伐时是这样，十年来的今日第一次见面也依然是这样。这使我感到轻松。
我也感觉到蒋的精神似乎比从前更好，眼睛分外有神，脸色异常红润而焕发着光彩，这神彩就是在北伐当时都是没有见过的。我见过些西安事变后的蒋的像，觉得憔悴不堪。抗战以来的局面的确是使所有的人都年轻了。
“目系而道存”，储蓄在脑子里所想说的话顿时感觉着丝毫也没有说的必要了。因为我感觉着蒋的眼神表示了抗战的决心。只要有这一决心就好，就能保证抗战的持久性。抗战既坚决而能持久，民族的幸福还能有超过这一点的吗？自然，我并不是素朴的唯心论者，以为精神超过一切。但我们目前的中国是当以精神奋励为前提的，因为物质的供应虽然不周到，但已相当有了一些准备，如果大无畏的精神力毫不发动，则一切物质上的储备只是死物，而且会成为自己的累赘。现在，我们最高尚的精神力活动了起来，一切物质上的工具都赋予了新鲜的生命。生命是连绵继续的不断的流。生命诞生生命，要保持着它的不断的永续，那是物理的必然的趋势。所以我们精神力一发动了，必然地进求物质的充实，以维持活动力的持久。
蒋问到了我关于甲骨和金文的研究上来，问我今后是否尚有继续研究下去的兴趣。我说，只要有材料和时间，是仍然可以研究下去的；关于那类古器物学的材料，散在欧美各国的很多，将来如有机会时很想把它们收集起来。蒋说，将来可以设法。
又问到我有没有朋友可以做宣传工作的。我对于这个问题却答得很含糊：因为我以前的朋友大抵分散了，有的也改变了兴趣，回国以来虽然知道一些从事宣传的人，但不必是我的朋友。因此，蒋接连问了两次，我于咄嗟之间，终没有可能提出任何人来。
蒋又说，希望我留在南京，希望我多多做些文章，要给我一个相当的职务。
我自己也感觉着，我的工作是以做文章为最适宜的。我因为耳朵聋，没有可能参加任何的机构。别人的议论我既不能听取，自己的意见也就无从交流。我把这个情形直率地说出了，我说，文章我一定做，但名义我不敢接受。
蒋说，一切会议你都不必出席，你只消一面做文章，一面研究你的学问好了。
我没有再多说话了。
蒋又问了我的家眷，又问到了我为什么到了日本。
关于到日本去了十年的一层，我也回答得很直率。我说：我没有钱，在国内不能生活，又不能到欧美去，所以只好朝日本跑。
此外还问了些我个人的私事，最后是说，我们改天再来详细的谈。于是我便告辞起身，蒋一直把我送到大门口。
一一
晚饭应了周至柔的邀约，有赵处长同座。
周和我才见两次面，他的体魄很魁梧，他对于文学也有趣味。他谈到了郁达夫，谈到了茅盾，更谈到了恽代英。他说代英不仅长于演说，而且会做文章，可惜他死早了，不然在现在又是该他活跃的时候。
讲到了敌人的轰炸南京上来。敌人早就宣言过，二十一号的正午以后要大规模地轰炸南京，请各国的外交人员和居留民一律退出。这种拙劣的暴戾的宣言，表示透了日本人的夜郎自大，欺软怕硬。中国人是好惹的，打死几十百万都不要紧，外国人却不好惹呵！日本人在外国人面前是侏儒，在中国人面前是“哼哈”。这就是他们的“武士道”。狗屁！
——但是敌人的飞机多多飞来袭击后方，倒是我们所欢迎的，因为那样可以减少我们前敌将士的痛苦，增加我们全面抗战的敌忾。这是周所表示的意见。
平型关的胜利也由周口中报告了出来。这消息在中午时早就听见人说，但大家都还在半信半疑，这次是证实了。但作战的情形和参加作战的部队，还没有得到明确的报告。
饭后我向赵说：我打算在一两天之内回上海，因为还有些要紧的工作非去处理不可。
赵说：汽车是方便的，随时可以动身。又说他也想到前方去视察，已有电向前方请示，大约明天便可以有回电。
于是我们便约定明天下午三四时左右离开南京，假如一切的情形是许可的时候。
既决定要赶回上海，有向蒋交代的必要。从周的公馆退出之后，我便再去访问张群，托他为我转达。同时也把蒋和我的谈话对他说了，重申了我自己的不敢接受名义的意见。
张群都回答了，要一一为我转达。他问我：是不是还想见见汪先生？
我说：只要他方便，我可以去。
张便去打电话给汪，约定了明天上午九点钟在某处会面。我把平型关胜利的消息告诉了他，他还向有关方面把情形问清楚了。
胜利的确是大规模的，毙敌三千，俘虏二千，虏获敌人军实辎重无算。敌方是精锐部队板垣师团，我方部队是八路军。作战的情形是先以一营人扰敌后方，诱至有埋伏的山谷一举而歼灭之。
真是愉快，假使是在十年前，听到这样的消息，一定又牛饮了一大瓶白兰地。
一二
二十五日的南京特别晴朗。一大清早起来便有人在说，今天恐怕有敌机来袭。果然，在九点钟左右，我正要乘汽车去访汪的时候，同居的人说，警报来了。——这警报在我半聋的耳里，实在什么也没有听见。
不一会又是紧急警报，于是同居的人都一齐跑向对山下的土壕里去躲避。他们都很关切我，叫我进最深处去坐。壕是因山凿成的，除有进口外，没有通气的气孔，坐在壕里做了一会两脚老鼠，实在有点气闷，我又移到近口处来。高射炮在轰隆地响。
季惺和铭德是上报馆去了。季惺有一位兄弟叫友海，还在高中读书。这位小朋友很活泼，穿着一套黄色帆布中山装，戴着一副黑色的羔羊角般的扩音器，站在进口的阶段瞭望空中的情形，一一向壕里的人报告。壕里有一人向我说：友海是我们的哨兵。
——他很有趣，等我也来替你们当个哨兵。我说着也就索性站上阶段上去了。
——郭先生，你下来，危险。壕里的人在说。
——郭先生，你下去，危险。壕外的友海在说。
——把你那听器给我好了。我没有听从他们，只向友海要他那对羔羊角。
友海把听器替我套上了，声音是要听得大一些。
高射炮和敌机的角逐真是可观。
据我所看见的说，开始是有十一架敌机飞来，由南转向东城去预备散开，四处埋伏的高射炮一时震天价响亮，炮烟在敌机的队中穿插。烟云和机影密接着，不易辨别清楚。
忽然有一声炮响得特别着实，敌机队中的第十架带着一股黑烟，像彗星一样坠落了。
——打得好，真打得好！敌机坠落了一架。友海满高兴地向壕里报告。
敌机被打中了一架之后，其余的散开了，高射炮烟和它们角逐了一会，它们又各自逃窜了。
空中的音乐告了一次中休。我和友海，索性离开了土壕，踞在土丘上瞭望。街道上除掉警卫的士兵之外，一个行人也没有。一切的交通机关早已绝迹。
寂静的街，万籁无声的海，但在这无声之中有意志力的波涛澎湃。
不一会又有一队敌机飞来了。这次是十五架，依然是由南而来，却转向城西北去散开。高射炮烟更加肩摩踵接地和它们角逐。忽然又是一声特别着实的炮响，敌机中的一架发出一朵红光，红光上冒着黑烟，又像一颗彗星一样，坠下了。
打得好，真打得好！敌机又打落了一架！友海跳起来了，比刚才更加高兴地向壕里报告。
怎么会放红光呢？我怀疑着问。
——那一定是打中了汽油槽。友海很内行地向我说。
被打落了的敌机落在城西北区去还冒起了一阵火烟。
其他的敌机慌慌忙忙地放飞了一阵，又逃窜了。
很有好一会，上天下地都凝寂着，没有声响。
——真是痛快，到了一次南京，亲眼看见我们的空中战，并亲眼看见我们的高射炮打落了两架敌机，真是痛快。我自己对友海述怀着。
——高射炮打中飞机是不容易的事，我也是今天才亲眼看见。
——怎么不看见我们的飞机来呢？
——我们的飞机是在城外和敌作战，堵截敌机。如敌机窜入了城空，便用高射炮射击。在城空作战，弄得流弹横飞，对于市民是相当危险的。
友海好像是很明白作战过程的一样，确否不得而知，好在是年轻人随便的谈话，姑且把它纪录在这儿。
警报期间特别长，太阳把头晒得有点痛，我弄得有点不能忍耐了。
——我看警报是快要解除的，我们回去吧。我向友海催促着。
——好的，大概是快会解除了。
友海陪着我刚好回到门口。他说：哦，你有先见之明，警报解除了。
他是听见了解除警报的哨声的，但我依然什么也没有听见。
不一会壕里的人也回来了，大家都笑逐颜开地十分高兴。
接着又是新民报馆铭德来电话，这电话中所报告的消息，更于大家的高兴之中又增加了高兴。
据说，这次的敌机来袭，我机在城外和它堵截了好一会，窜进了城空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又说我们的高射炮，在浦口一炮连中了三机。怎么连中了呢？是因为一炮打中了敌机的炸弹，炸弹爆炸了，自行打伤了两架，一并坠落了下来。
一炮中三机！这在将来恐怕要成为谚语。这比旧时的“一箭射双雕”更来得摩登而可纪念。
敌人宣言，要把南京化为灰烬。
我却亲眼看见，敌人在南京化为了灰烬。
一三
警报解除后，汽车又开来了。汽车夫异常的高兴，在车里连连地向我说，我们的高射炮真打得好，真打得好！城里所打落了的两架飞机，他也看见了。
一街的人者限笑逐颜开的，那笑中自然有从恐怖里解放出来的安心，而更加不用说的是含有真打得好、真打得好的欢喜。这欢喜把我们民族的感情打成了一片，我们要把这民族的欢喜汇成哄笑，轰落下敌人的一切的飞机！视死如归的欢笑的轰炸，这是我们的至精锐的武器，敌人，你尽量地来吧！
到了约定地，因时间已过，汪留下了一位秘书，告诉汽车夫更开到某地去。
在客厅里坐候得没有一分钟光景，汪进门来了，老远开着跑步，跑来和我握手，几几乎要把我拥抱着的一样。
汪的精神很好，但比武汉时代是消瘦得多了。
汪说，大家晓得你来了，都很高兴。刚才在开会议，大家都期待着会开完后可以和你见面，但可惜警报的时候太长，所以都散了。
汪又说到我要回上海的话来，于是我便知道，张群把我要走的消息报告了他。
谈了将近一个钟头，汪问我，已经见过陈公博没有？我说，还不曾见过，正想和他见面。
汪说：那么好，你就留在我这儿吃午饭，我打电话去叫公博来，我们一道再谈。
我说：已经和孙哲生约过，要在午前去看他。午饭也有先约。
汪说：那么好，我打电话去问公博，让他约定一个时间和地点。
汪进去打电话去了，起初转来说，公博要来看我，问我住在什么地方。我告诉了。但汪再转来时，却说，公博约我三点钟到他住的地方去。
离开十二时已经不远了，我便告辞了，去访问孙哲生。
孙科也问到了我的关于甲骨和金文的研究上来。在上海曾经听见吴经熊说过，孙科曾买过我的《殷契粹编》来送他，他却把我的《屈原研究》和《浮士德》来转赠了。古器物学的研究，在中国似乎有成为一般趣味的倾向，但我自己回到中国来仅仅两月，对于那些研究就好像隔了两个世纪。沉潜在那些研究里，在我自己看来倒是一种危机。
在陈设中看见有一个青铜器，是有益的匜。把盖揭开来看，盖顶和器底都有铭，作器者是“浮公之孙公父宅”（公父是字，宅乃名）。这个器皿，记得在《宁寿鉴古》或《西清古鉴》上纪录过。器之如匜而有盖者。王国维以为是饮酒的兕觥。但这个公父宅匜既大而有盖。铭文也明明说是匜，而且器和铭都不会是赝品，足见王国维的兕觥说也有点靠不住。古者匜与盘必相将，匜是盛水的器皿，无论盛热水或冷水，都不妨有益。匜不当有盖，我看是说不过去的。大约有盖面小的匜也可以盛酒，古人则称之为兕觥吧。
因为警报的频繁，在孙科那儿竟由十二点钟捱到了三点过钟。谈了不少的话，会了不少的人，陈公博也是在这儿会着的。
一四
离开南京已是二十六号的清晨。真是凑巧，今天又是雨天。敌机在雨天是很少出动的，大约我真是在走运吧？
途中在某处吃中饭时，通过一次警报，但没有听见有什么轰炸的声音。又到陈诚那里去，把去南京后的情形向他报告了。仅仅作了二十分钟的逗留。
同行的赵处长，他的想早入上海的心似乎比我还要切。他很想在戒严时间以前赶进租界。他说，早点进租界，到四川菜馆去吃顿夜饭，再进旅馆去洗一次澡，可以舒服地睡他一夜。这，并不能说是怎样的奢望：因为汽车上的一个整天实在是足以使人劳瘁。而且公路又不平，汽车总爱跳，在有一次过桥的时候，跳得很高，把两人的头都碰伤了。
但我自己是未敢乐观的。上海附近的公路，我往返过多少遍，不平的程度更厉害，我不敢相信在戒严时间前便赶得进租界去。但我也不好说出来以败坏别人的希望。人在有希望的时候，虽然吃苦总还有几分甜头。待到希望毁灭了，那纯粹的苦会加倍地令人难受。
果不出我所料，车到某处附近的时候，公路烂得真有点荒唐。接连着有好几架卡车陷在泥里不能动。我在心里祈祷着：希望我们的车不要也陷没了。然而，这祈祷终竟不灵。仅仅开过了两三架陷没着的卡车，车轮也同样地陷没了。糟糕，怎么办呢？雨仍然在下着，泥里的辙迹有一尺来往深。前也是陷没着的卡车和汽车，后也是陷没着的卡车和汽车，一连怕有十几架。幸好是在晚上，而又在下雨！但到了明天清早，这十几架车子，岂不是敌机的极显著的目标？糟糕，怎么办呢？赵的忧虑已经早把他的希望打碎了，时间已经是夜里十点钟。
赵和跟来的公役都下了车，从前后陷没着的卡车中找了些人来，想把车子推动。我也下了车去推。但泥是那么烂，不让你有站脚的地方。司机尽管鼓动着发动机，汽车本身也好像在大冒真火，满焦躁地像狂牛一样吐着气，焦躁到它的转蹄发出了橡皮臭，然而一动也不能动。
——糟糕，怎么办呢！赵也焦躁起来了。
我想到了离薛岳的住处不远，我向赵说：我们只好去找他，可能时请他派部汽车送我们，陷着的车子让他叫人设法。
找着一位伕子让他引路，冒着雨，在泥滑的路上走。费了好些周折，走到的却是一处前敌指挥站。在这儿和负责的商量好了，请为我们备十名伕子，去推动。据说坏路是只有一短截的，只消把那一截推过了，便没有问题。赵也给薛岳打了电话去，但已经有办法了，便没有再麻烦他。
伕子们都披着蓑衣，戴着斗笠，穿着草鞋，要征服雨和泥，似乎只有这种才是最好的武装。
回到公路，在雨中立在一架陷没的卡车旁边等待。这等待怕有点像立在法庭上等待着受生或死的宣判那样，虽然自己还不曾有过等候那样的宣判的经验。
伕子们去了不一会，前头有头灯光闪动了。再不一会，喇叭发着欢喜的声音向我们的身边咆哮了来，正是我们乘来的草色的尚未流线型化的轿车。我们和汽车同样，获得了再生的欢喜。
把车停着，等待伕子们的转来。赵付了十块钱犒劳他们，向他们致谢，他们也都十分欢喜。“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在这儿怕得到了一个很好的示例吧。
车又开动了起来，到这时赵才告诉了我那汽车的来历。
原来那架汽车是陈诚夫人的嫁奁，本是红色的轿车。因为前方车辆缺乏，陈夫人自己捐廉，把车皮改漆了一遍，送到前方来使用。我们要算是获得了这出征车的第一次乘车的光荣。
听了这汽车的来历，不禁肃然生出敬意。难怪赵处长刚才要那样的焦躁，而汽车本身也要那样的焦躁了。如果陷没在那儿不能动，或者遭了敌人的轰炸使这车子成了废车，岂不是辜负了别人的一片爱国至诚，而增加了我自己的罪过吗？
知道了汽车的来历，在车里坐着却有点不大安稳起来。这样私人献给公家的车子，实在不是我这拖着泥脚的闲人所应该坐的，像我这样的人只应该拖着泥脚在泥里面拖着这车子走。不知怎的，坐在车里感觉得快要流眼泪——就是目前写到这儿来的时候，眼泪也总是在眼眶里涌。
南京来的司机不识路，在公路上逢人必问，过岔必停，因此到达真茹时已经两点过钟了。肚子很饿，道旁有一家卖烧饼油条的在赶夜工，公役和司机买了烧饼油条来吃，我也吃了一些。
赵处长说：你回国来，吃烧饼油条怕是第一次吧？
我说：不，前回我到××（昆山），冯焕章先生已经请我吃过一次。
赵又说：四川菜没吃成，来吃油条烧饼。说了，自己笑着。笑了，又继续着说：你这一次一定有好文章写，写的时候，这油条烧饼的一节，断不要忘记。
是的，我把一节琐事也就记录在这儿，所谓“苍蝇之微”也。
三点钟光景到达徐家汇，不用说无法进租界。四个人同在一架小汽车里过夜，但我自己是睡得很舒服的。
二十七日的清早，在晴朗的曙辉中，车至枫林桥，费了相当的周折才得入租界。我是七月二十七日由日本回到上海的，九月二十七日又由南京回到上海，刚好满了双月。
1937年9月下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