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端

创造社自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遭了封闭以来，已经满三年了。早就有些朋友要我把它自成立以来的经过追记出来，我也有那样的心事，但总迁延着，一直迁延了三年。我现在终于下了决心，要费点工夫来记录出我所知道的创造社，或者更适切地说，是以创造社为中心的我自己十年间的生活。迁延了三年，使我终于下了决心的，说也奇怪，却要感谢我们的鲁迅先生。

是本年的正月三号，一位日本朋友K君到我寓里来，谈到中国的文艺，谈到鲁迅先生。

他问我：“鲁迅是怎样的立场？”

我说：“鲁迅是一位用写实手法的作家，在前颇带着一种虚无主义的倾向，近年听说是转换到左翼来了。”

——“是的，”那朋友说，“我们的右翼之雄的佐藤春夫是称鲁迅为左翼之雄的。”

K的说话显然含有一种讽刺，但我们也没有作怎样的深谈，因为我对于鲁迅先生的旧作既少研究，他的方向转换以后的新作我也还未曾看见。

在临走的时候，那位朋友拿出了一本黄油纸封面的杂志来，递给我，我看时有似篆非篆的“古东多卐”的四个红字。旁边还有一行铅印标识：

佐藤春夫编辑《古东多万》第二号

昭和六年十一月五日发行

这“昭和六年”是民国二十年，西历一九三一年，更简切地说一句，就是去年。照那标识看来，自然是杂志了。

K把目录揭开，指示着《上海文艺之一瞥》下署着鲁迅的给我看，他说：“这篇文章很有趣，请你留着读一读。”

我多谢了他，问他：“古东多万是什么意思？”

他说：“这书的封面背后便有解释。”

翻开封面背后来看，是从日本的一部字典《言泉》上引用来的一段解说，原来“古东多万”的发音是kotodama，写成汉字是“言灵”；照那解说直译出来是：

“我国之言语之自由的变化，具有一种灵妙的作用之谓。国语之妙用。”

再翻到书后的“编辑余谈”，才知道这“古东多万”用的是“万叶假名”——日本的一部歌集用汉字作为日本字母写成的——竟连日本人都不懂，屡屡质问，问得编辑先生“不耐烦而且冒火”，所以在封面背后才引用了那段字典。

我看了着实暗地感叹了一下，我对K说：“要懂得一种外国文字，像在这些地方真很困难啦。老实说，我起初看见封面时，我以为你送了我一本骨董店的广告。”

——“哈哈，我起初却把它当成了法西斯谛的机关报呢。”

——“怎的？”

——“有个卍字啦，德国的法西斯谛希屈拉派打的是这个商标。”

彼此笑了一会，K才告辞走了。我便把鲁迅先生的文章翻了出来，原来是鲁迅的讲述，由一位日本人所译记的。据那译记者“九月十七号在上海”写的短序上说：

“《上海文艺之一瞥》是最近在当地某处，鲁迅秘密的讲演。那讲演的大要在当地的周刊《文艺新闻》上连载了。然而《文艺新闻》在其立场上，顾虑到官方，不能不多少加了一些删削。但是鲁迅又根据那连载于《新闻》的笔记，更把叙述弄得恳切周到，更适切地把辛辣的骂倒直言出来，改写了这篇《上海文艺之一瞥》。本稿即由改写了的原稿向仆讲说了的译录。”

我看到了有“秘密”、有“顾虑到官方”的字样，已经就虔敬起来了。我预想到我们的战士一定展开了一篇左翼理论，对于上海的御用文学民族主义派一定加了些“辛辣的骂倒”。我如饥似渴地把那二十几页的长文，一口气读下去。看他的确是骂了好些人，骂了鸳鸯蝴蝶派，骂了创造社，甚且对于左翼运动也没有忘记他的“辛辣的”清算，一直读到尾上才看见了这样的几句：

以上所说之外还有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和许久以前便盛行着的武侠小说之类，应该详细解剖，可奈已经没有时间，等到将来有机会时再讲。

就好像读旧式的章回体小说，读到起劲处，却被“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的手法欺骗了的一样，我的一口气软了下来。我鼓着劲要跳过一条三尺宽的沟，鼓得一脸通红，仍然跳不过去，立在沟的边上。像这样的讲演我不知道有什么“秘密”的必要，更不知道有什么地方要“顾虑到官方”。在《文艺新闻》上所发表过的内容，我不曾见到。鲁迅先生所“改写”成的中文原稿，似乎也还没有发表出来。我现在暂以一个准鲁迅崇拜者的资格，把日译文中骂到创造社的地方要忠实地——我特别在这“忠实地”旁加上注意点——重译成中文。前后的文脉自然要稍稍照顾到，但我不好便把全部都整译出来：因为鲁迅先生的改写稿一定有发表的机会，即使没有，将来也一定有鲁迅先生忠实的——又来加上注意点——崇拜者来重译全文，我不好把这一笔稿费从别人手里抢来。

讲演的开头是说到新式的才子佳人鸳鸯蝴蝶派。这鸳鸯蝴蝶派“因《新青年》的流行才渐受打击”，“那时有易卜生的脚本之介绍，有胡适之先生的《终身大事》那样取着俊俏的形式之婚姻问题剧出现”，以下便论到创造社来了。

此后有新才子派的创造社出现。创造社尊重天才，是艺术至上派，专重自我，崇创作，恨翻译，尤憎恨重译，与同时在上海的文学研究会相对立。其出阵最初之广告上，言有垄断文坛者，即指文学研究会也。

在创造社的头上加上了一顶瓜皮小帽，轻轻地便把创造社的一群穷小子化成了鸳鸯蝴蝶。我们鲁迅先生的确不愧是绍兴人，他的一枝笔实在有点刀的风味。是的，“新才子派”又等于“艺术至上派”，鲁迅先生似乎是学贯中西，大约王尔德、波特莱尔一类的人物，又是欧洲的鸳鸯蝴蝶派罢？是的，“创造社尊重天才，专重自我，崇创作”，这倒不是什么罪恶。无论在怎样的社会里天才是不能否认的，不同的只是天才的解释罢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不是绝大的天才吗？我们鲁迅先生不也是一位文学上的天才吗？特别是“辛辣的骂倒”上其才是尤天的啦！就在“重自我，崇创作”这一点上，创造社的那些穷小子似乎也还没有我们的大天才鲁迅先生的那么“专”，不信，你请去尝试一下罢。只要你有胆量敢把“先生”两个字误排成“老生”，或者对于《呐喊》没有摇旗呐喊一下，你看他先生会是怎样地慷慨，他至少会恭维你是“才子”的。“恨翻译”？“尤憎恨重译”？我自己似乎也是创造社里面的一个人，我自己便“翻译”过不少的东西，并也“重译”过不少的东西啦！是的，那些东西怕没有值得我们鲁迅先生的大眼之“一瞥”。不过不负责任的翻译和重译，似乎是在可“恨”、可“憎恨”之例，创造社也干过些受指摘的事情，鲁迅先生大约就是根据的这些罢？这好象是在说“你恨酸败了的面包，便是恨面包”。吾无以名之，名之日“阿Q式的逻辑”。至于广告的一件，那是要请达夫先生负责的，说详本文。

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反对，主张为人生之艺术，一面创作，一面重视重译，并注意介绍了被压迫民族的文学，因为彼等小国谁也不知道他们的文宇，所以差不多全部都不得不靠着重译。而且文学研究会声援了《新青年》，遂为新敌与旧敌所夹，受了三方面的攻击。一方面是创造社，他们既尊重天才的艺术，以主张人生流之艺术的文学研究会为埋头于闲事，为“俗”（此字原译文有引用符，不知鲁迅先生引用的是那一位创造社员的话），且为无能，所以一发现了一个误译，有时便要大卖气力地写一篇很长很长的专论。

第二方面说的是吴宓所代表的学衡一派，第三方面是所谓鸳鸯蝴蝶派。在这儿鲁迅先生又不费气力地把创造社来和学衡派、鸳鸯蝴蝶派归为一类，而使文学研究会继承着《新青年》和胡适之《终身大事》的正统。似乎创造社之成为文学研究会的新敌，是因为该研究会声援了《新青年》。是的，只有文学研究会才是文学的正统，是最革命的团体。我可以奉命拥护，高呼几声口号：

革命的文学研究会万岁！

文学的正统万岁！

文坛总司令鲁迅先生万岁！

还有一个“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也该得高呼万岁。我们贵大民国的贵大百姓，要算是不折不扣的“被压迫民族”了。我们贵被压迫民族的贵民族主义的文学呢？在这儿很遗憾，鲁迅先生沾染了点子章回体小说的派头，要等到“下回分解”。于是乎让这一“万岁”也就不好明目张胆地叫出，我们须得学学乖，“顾虑到官方”啦。打个折扣，叫它个半声罢。

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文学卍！

在这儿要加上一个注解。这个屁股上的卍字，就和《古东多万》屁股上的那个字一样，是当作“万”字在使用。“万岁”的一半自然就是卍，但有聪明的读者要把它连想到法西斯，那也是他的自由。

是的，创造社那一批“反动派”——这个罪状倒不自今日始，据鲁迅先生的“一瞥”看来，从与文学研究会反对以来便已经是反动的了。是的，创造社那一批“反动派”真正是罪该万死！公然敢反对“声援《新青年》”、“介绍被压迫民族文学”的文学研究会，要指摘他们的误译，真正是罪该万万死！哼，你们不知道像“雅典主义”一类的翻译，不正是中华民国的国宝吗？你们不知道那些名译，纵不“百世”也会“万年”的吗？我鲁迅先生正告你们：文学研究会者人生之人生也，艺术之艺术也，如此之如此也，这般之这般也；“俗”云何有？岂是“无能”？“无能”者天下之大能也，“俗”者不俗也。“错误”之仅仅“一个”便足使汝辈之“专论”做出很长很长“一篇”，谁能谁不能乎哉？——好了，我尽力摹仿我们先生的笔调似乎有点不类，然而不类者类也，好像通，又好像不通，然而不通正是大通。此亦一“阿Q式的逻辑”。

创造社的这番起事，在表面上看来是胜利了。多数的作品既投合于当时的自称才子辈的心情，加之以出版者之帮助，势子遂盛，势子一盛，大商店，例如商务印书馆，也就把创造社的译著来出版了。——这是说的郭沫若、张资平两先生之原稿也。自此以来，据我所记得的，创造社便再没有把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之误译来审查，来写专论了。在这样的地方，不好说得，岂不就是才子加珂罗茨基式乎？（日本文的珂罗茨基Gorotsuki译成中文是“流氓痞棍”。）

这一段文章做得真是煞费苦心，直言之，便是“郭沫若辈乃下等之流氓痞棍也”；但要看我们鲁迅先生的文字是怎样的“曲”。先生全靠他那空灵的推想和记忆，便把一群人的罪状在“一瞥”之中宣布了出来，这是何等折狱如神的名手呀！但先生在这儿也隐隐泄漏了一点天机。他在上面骂创造社攻击文学研究会的误译，在这儿把文学研究会的五个字写成了商务印书馆。哦，原来文学研究会就是等于商务印书馆！文学研究会的一些“正人君子”（这是鲁迅先生的言外之意，因为是和“才子痞棍”相对），特别是袒护文学研究会的我们鲁迅先生，是很清而且高，高而且清，没有受过“大书店”的买贿的！（至于说到我和商务印书馆发生买卖关系的详情呢，那是私人的事情，与创造社无涉，我在本书中要提供一些事实出来，在这儿暂不赘述。）

却说，因为新上海到底不是旧上海之故，创造社员在凯歌声里终自觉得自己替自己的出版书店写商品，虽是种种的努力，然从老板一方面看来，就和眼镜铺的show-window（门面玻璃窗）中装饰着的纸扎人物之活落活落的眼睛一样，不外是以广招徕的广告而已。

这一段把创造社员叙得又如此有自觉。因为就是到现在也还有不少的人在替书店老板写商品，在show-window中做着广告人物，而自己却在扬扬得意的！

于是乎才希图独立出版，书店老板便把他们向裁判所告发了。

这一句话却要算是天外的奇文！这儿所说的“书店老板”自然是指泰东书局的赵南公。幸好赵南公还没有死，创造社的几个人也都还活着，创造社设出版部时，原来赵南公是提起过诉讼的吗？老实说，我对于我们鲁迅先生这位伟大的“正人君子”的脑神经不免有点怀疑。鲁迅先生或许不会是有意的捏诬，因为受书店老板告发，倒也并不是什么不名誉的事。我想，怕是脑中的记忆有点绞线，在这儿把新青年社和创造社扯在一道了。新青年社由群益书局独立时，书局老板提起过诉讼，这是人众皆知的事。

后来终竟独立了，一切的书籍大加改订，改印刷，新开起店子来，然而旧老板方面也永远地用着旧板，一味的印刷，贩卖，年年闹着什么“纪念大廉卖”。

这几行倒很近于事实，什么“纪念大廉卖”——这是九州万国几百商行所惯用的骗钱调门，自然不限于上海，不限于上海的书业，不限于泰东；然而这种极普遍、极陈套的现象，落到我们大小说家鲁迅先生的手里是怎样地“着手成春”了！因为这个现象一局限到这儿来，便是说：创造社的作品屁钱不值！

在作为商品上虽是怎么也忍耐不过，然而独立了也没有如意地赚出钱来，创造社的人们之走头自然是朝比较有希望的革命的策源地广东跑去了。于是乎便有“革命文学”这个东西出现。然而怎样的作品也没有。在上海呢，连那样“革命文学”的名字都还没有出来。

这段的首两句，我是很忠实地翻译出来的，然而意思还是摸不准确，不知道鲁迅先生的原文是怎样。不过这全段的意思是很明白的，便是创造社的几个“流氓痞棍”想赚钱没赚成，又才跑去革命。所谓“革命文学”也就是那几个“流痞”所想出的骗钱的幌子。我们这位“左翼之雄”的鲁迅先生的唯物的解释真可以算得是超马克思主义的。但可惜那几个“流痞”所闹出的事实和先生的推论全不相符。创造社出版部的独立是在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流痞的一员成仿吾是以一九二五年六月去广东，当的是广州大学的理科教授。还有几位流痞便是郭沫若、郁达夫，和一位新入流后又拆了伙的王独清，是以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从上海出发往广东的：这“三一八”是一个纪念日，在这儿自然用不着我来做“宣传大纲”。几个流痞刚好在这个纪念日上动身，这个日期也就留在了我的脑里。我记得那天在下雨，在黄浦滩码头上送我们上船的有一位楼建南。走的不只我一个人，又还有送行的人做见证，可恨这个日期不好自由创作。就这样，我们在这儿还是应该痛骂那几位创造社的痞棍，为什么那样早便跑向广东去了，没有停一下造些事实出来和我们鲁迅先生的“一瞥”相符，使得我们的“正人君子”又形同捏诬地自由创作了一下。

到了前年（译文中说的是“一昨年”，大约是指一九二七年），“革命文学”这个名称才旺盛了起来，主张它的人是由“革命的策源地”回来的几个创造社的元老和若干新分子。革命文学之旺盛了起来，不消说是有它社会的背景，是因为一般的民众和青年们中有了那样的要求。从广东开始北伐的时候，一般积极的青年都奔走于实际运动，在那时还没有什么显著的革命文学，然而到政治环境突然改变，革命遭了挫折，阶级的分化非常地鲜明了起来。国民党以“清党”之名大大地屠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活剩下的青年们又入了被压迫的境遇。在这儿，革命文学才在上海成了强烈的活动。所以这革命文学之旺盛了起来，从表面上看来是和别国不同，不是由于革命之高扬而盛，而是由于革命之挫折。其中虽也有几位旧文人投了指挥刀又来干笔墨的旧业，有若干的青年由实际活动赶了出来不得不借此以谋生路，然而实际上具有社会的基础，新分子中极坚实而正确的人多所存在。然而这时候的革命文学运动，据我（！）的意见看来，是还没有经过十分适切的计划，错了的地方怎么也很多。（沫若案：最大的错处就是骂了鲁迅先生。）例如，第一，他们对于中国的社会并没有加以细密的分析，在苏维埃政权下才能够运用的方法，便想机械地拿来运用。（这大约是责备那时的运动过激了的意思，在这儿正表示着鲁迅的认识之极不正确。苏维埃政权成立后的文艺政策多少可以自由，在成立前的左翼文艺是只有纯粹的战斗。）第二，他们，特别是成仿吾先生把革命使一般人看成很可怕的东西，以一种极左的凶恶的面貌，简直好像是只要革命一到来，一切的非革命者立即便要镳杀干净，使人对于革命只是怀着恐怖。（这一节不知道是根据成仿吾的那一篇文章，恕区区浅学，指不出出处来。）其实革命决不是杀人的东西（阿弥陀佛），而是活人的东西（再来一个阿弥陀佛）。像这种教人以“革命之可恐怖”（这句话原有引用符，未样出处），而自行痛快的态度，这也不好怎么说得，只好说是中了才干加流氓痞棍的毒。

这一段文章说得倒还风凉，不过先生的苦心我们是不好忽略看过的。便是一九二七年连到一九二八年的革命文学运动，有好些新分子是很坚实而正确，只是创造社的几位旧人都是投机的家伙，而且带着“极左的凶恶的面貌”，反使革命生了障碍。就这样，我们鲁迅先生自始至终是要把创造社的几个流痞打进阿鼻地狱里去的。在未革命以前他们是流氓痞棍，在既革命以后他们还是流氓痞棍！在以前的文学运动中没有他们的份，在以后的革命文学运动中也没有他们的份。我们鲁迅先生真是有一手遮天，一手遮地的大本领呀，而且文中的神髓更不好忽略地看过，那是在这样说：“中国的新文学中无论革命的与反革命的，都只有我鲁迅一个人的！”

是的，我们鲁迅先生的确是天上地下最最伟大的一个创作家，他的小说是创作，他的批评是创作，他的讲演也是创作。他在“一瞥”之间便替创造社创作出了一部“才子加流氓痞棍”的历史。（须要注意：“才子”者轻薄之谓也。）

鲁迅的《一瞥》是很长的一瞥，在下文他还把近年来的左翼文学运动“瞥”了一下。在这次运动中最可庆幸的是我们鲁迅先生在榜上有名，所以他也说得像煞有介事。不过他叙述创造社的地方就停止在这儿，以下我不便再多事征引了。创造社遭了封闭的一节，鲁迅先生是绝口不提的，当然这在“正人君子”看来正是那痞棍集社的恶贯满盈了。日本有一位“左翼作家”和暴力团的团长一样的前田河广一郎从前到过一次上海，因为创造社的人没有欢迎他；待他回国之后听说创造社遭了封闭，他便大大称快，在他的机关报《文艺战线》上做了一篇痛骂创造社的文章，说是中国的Ultra派（即鲁迅先生所说的极左派）被中国社会清算了。我看这位日本的“左翼之雄”实在赶不上我们中国的“左翼之雄”，因为像那样鼓睛暴眼地表示出自己的立场来，何如闭着眼睛连不加以“一瞥”的高妙呢？一总之，我应该感谢鲁迅先生，我读了他那篇《一瞥》，才决心来写这部《十年》。但我在这儿还要附带着声明一笔，我这《十年》倒并不是小说——记得国内另一位大小说家宣言过：我是没有做小说家的资格的，因为我的笔太直，不曲，没有像鲁迅先生的那样曲。是的，这层我自己是很承认的，假使要曲才配做小说，那我实在是不配做小说家。据说小说是“寒带”，那吗只适宜于Eskimo那样的小人去住，我也就敬谢不敏。

还有，我这《十年》也不好就说是历史，因为自来的历史其实就只是小说，是由阶级的立场或个人的私怨所写出来的小说。像鲁迅先生的那篇《一瞥》，那才是真正的历史，是上海最近二三十年的文艺史。

后代的文艺史家一定要从那儿取材的。所以我这部《十年》也不敢僭分地说它是历史。

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说本色些，就说它是一个珂罗茨基的自叙传之一部分罢。

一

一九一八年的夏天，我由日本的第六高等学校毕了业，升入了九州帝国大学，由冈山转到福冈。

福冈是日本西南端九州岛的中心都市，在岛的北端，沿着博多湾海岸。市街是由两个旧市合并而成，西段是福冈，东段是博多。大学的医学部在博多市外，背面就是博多湾。这博多湾在历史上是有名的地点，它是六百五十年前元世祖的大将范文虎征伐日本时，遇着大风全军覆没了的地方。（日本史家称为“弘安之役”，当西历一二八一年。）当时的遗迹在那沿海一带还是不少，有所谓“元寇防垒”、“元寇断首台”、“元寇纪念馆”。纪念馆中搜存着元军所遗留下的兵器及服用器具之类。

市东尽头处有一带大松原，沿着海湾就和围墙一样，怕有五六里远。日本人称为“千代松原”，在古书上又称为“十里松原”。这“十里”怕是中国人替它取的名字，因为日本的里数一里是要当中国七里。在松原中，离大学后门不远处，有一座大神社，叫箱崎神社，供的是日本人的守护神八播大明神。那种神社在日本国内随处都有，从前骚扰中国海边的倭寇，中国的古书上记载着他们在船上打着“八旙大明神”的旗帜。今年的上海事件，把闸北化成了一片焦土的日本兵也打着“八旙大明神”的旗子，日本的报上还拍了一些照片下来，这是他们自己意识着就是倭寇，同时也就可以看到日本人信仰八旙神的程度了。

日本的神社是有等级的，就像官有官阶，学有学级。那箱崎神社是所谓“官币大社”，用学制来譬比，就是所谓“国立大学”。神社面着海，但由社门走向海岸，相隔还有五六百步路光景，一直成为一条甬道，两边是松林，道旁对立着无数石灯。

到了福冈之后，我住在离大学后门不远的一家性质与“当铺”相当、但规模较小的“质屋”里面。时候是八月下旬，学校还没有开课。有一天中午，我很早吃了午饭，为逃避午后所易起的慵倦和睡意，我跑出寓所来，在松林里面散步。正走到箱崎神社前的甬道上，无心之间我遇着由海岸上走来的张资平。

——“哦，你怎的到这儿来了？”

——“哦，你也怎的到这儿来了？”

差不多是同时叫出的两人的声音。

张资平本是一高预科时的同学。那时候的日本的高等学校是分成三部的，第一部是文科，第二部是理工科，第三部是医科。一高里面为中国留学生特设的预科也就照样分成三部，但是学医的人少，又加以和文科的性质相近，一、三两部合班讲授。如像物理、化学、博物一类的功课，因为讲堂大，便是一、二、三三部合班讲授。资平学的是理科，我学的是医科。因为不同班，彼此虽没有什么往来，但也同了一年的学，差不多天天都在见面的。一年的预科毕业，我被分配到冈山的六高，他也分派到别的地方去了，彼此便足足分别了三年。

——“我是来进这儿的医科的，你是进这儿的工科吗？”

——“那里！我们还没有毕业呢。”老张的梅县的广东官话说得分外激越。

——“怎么还没有毕业？”

——“我们五高的校长很顽固，他说我们是因为排日回国的，他不准我们补考。我们说别的高等学校都补了考，为什么我们又不可以补考？他说：‘你们又要爱国，又要诳文凭，二者是不可得兼的。’”

他这样说我才记起了他是被分配到熊本五高的。熊本也是九州岛上的一个都市，离福冈只有半天工夫的火车。他因为学校还没有开课，便一个人到福冈来洗海水澡来了。

原来在那一九一八年的五月，日本留学界为反对“冲日军事协约”，曾经闹过一次很剧烈的全体罢课的风潮。在那次风潮中还有一个副产物，便是有一部分极热心爱国的人组织了一个诛汉奸会。凡是有日本老婆的人都被认为汉奸，先给他们一个警告，叫他们立地离婚，不然便要用武力对待。这个运动在当时异常猛烈，住在东京的有日本老婆的人因而离了婚的很不少。不幸我那时候和安那已经同居了一年有半，我们的第一个儿子和夫产后已经五个月了。更不幸我生来本没有做英雄的资格，没有吴起那样杀妻求将的本领，我不消说也就被归在“汉奸”之列了。但好在我是住在乡间，“武力”的滋味我倒还没有领略过。

全体罢课支持了有两个礼拜的光景，所反对的协约并没有因而取消，于是乎便又产生了全体回国的决议。这一决议下来，凡是有钱在手里的人回了国的也就不少，不幸像我这样的“汉奸”每月所领的三十二圆的官费是要养三个人口的，平时所过的早就是捉襟见肘的生活，更那有什么余钱来做归国的路费呢？没有钱便失掉了“爱国”的资格，“汉奸”的徽号顶在头上，就好像铁铸成的秦桧一样。我这人的泪腺似乎很发达，自来是多眼泪的人，当年我受着这样的懊恼，在无人的地方真不知道流过多少的眼泪。但说到回国上来，我也是有经验的人。我初来日本的第二年，日本提出了二十一条逼着中国承认，我在那年五月七日的一天跟着几位同学也曾回过上海一次。那时我还做过这样的一首律诗：

哀的美顿书已西，冲冠有怒与天齐。

问谁牧马侵长塞，我欲屠蛟上大堤。

此日九天成醉梦，当头一棒破痴迷。

男儿投笔寻常事，归作沙场一片泥。

但是，慨当以慷地回了国的“男儿”在上海的客栈里待了三天，连客栈附近的街道都还没有辨别清楚，又跟着一些同学跑回日本。谁料隔不到两年我又变成了“汉奸”呢？

——“回国后到底得到了什么结果？”

——“那有什么结果？跑北京的代表们听说是段祺瑞亲自接见过一次，嘉奖了他们，要他们回到日本安心求学，说政府是决不做有损国体的事的。这一部分的代表有的早回来了，有的留在北京在运动做官。又有一部分南下到了上海，和派到上海的代表们合在一道，现在在办者《救国日报》。空空洞洞地只是一些感情文章。我看他们通是一些政客！”

——“真正爱国的人怕也很不少罢？”

——“受牺牲的倒很不少，特别是一些年纪较小的朋友，他们很热心，四处去卖报，去宣传。但那样的生活能够支持好久呢？能有多大的影响呢？要救国怕还是要有点实际的学问才行罢。”

老张很雄辩，大约也是因为落了一年第，所以特别地愤懑。我自己是有过一番经验的人，自己的爱国心觉得也并不比谁落后。

——“假使中国的政府真正能够同那一国开战，跑回去当兵倒还有些意思。不然只是空跑啦。”我对他这样说。

两个人在那甬道旁边的一座石灯下谈了好一会，老张问我吃了午饭没有，他说他要回寓去用饭。我也就跟着他到了他的寓所。他原来就落宿在邻近村落里的一家新修的下宿屋里面。他是住在楼上的。六铺的草席上连矮桌也没有，只有一个藤手箧，手箧旁边散乱着几本书。我顺手拿了一本来看，是当时以**书驰名的《留东外史》。

——“你怎么在看这样的书？”

——“怎么，不好吗？我觉得那写实手腕很不坏啦。”

我没有再说什么，看了一下书的内容是旧式的章回体，我又把书给他放还原处去了。

等资平吃了中饭，两个人又走到海边上来。

就在箱崎神社的正面，社前的甬道通向海滨的地方，展开了一片银白的沙原。临海处西侧有水族馆和筑港事务所；东侧有一座旅馆，是城堡般的西式建筑，名叫抱洋阁。自欧战开始以来，西欧的资本家因受战事的影响一时遭了挫折，日本的资本主义便乘着这个机会勃发了起来。那时的日本政府正是在财政上采取积极政策的政友会的原敬内阁，对于产业热特别加以煽扬，于是乎有好些通常的家屋都改成了各种各样的小规模的工厂。它们的最大销路不消说就是我们伟大的贵中华民国。中国便替日本人造出了很多的“成金”（Narikin）——暴发户来。那些暴发户一有了钱，痛头的便是怎样来把钱消费。依着经济上的铁则，他们自然要向着规模较大的再生产的方面去灌注，而同时是向着享乐一方面去挥霍，物价便如象受着魔术的呼遣一样，暴涨了起来。在这“成金风”吹煽着的时候，日本的企业家自然是遇着了名实相符的黄金时代，一切的无产阶级和中小商人倒也还没有梦想到失业和破产的危险。在这时候最受着打击的是没有营业本领的中产人家和没有劳力出卖的知识阶级。日本的官公吏和教职员等增加了薪水的是在这个时候；中国的官费留学生，高等学校级的每月由三十二圆增加成四十三圆，大学级的由四十八圆增加成七十二圆的，也正在这个时候。抱洋阁和筑港事务所对峙着的箱崎海岸，就是那时候的“成金风”的标识了。

博多湾中有筑港工事在进行着，是商办的有限公司，打算把博多湾浚深起来成为海港，好推进福冈附近的石炭产业，以夺取长崎港的地位。博多湾的外貌很是像一个大湖。在东北角上有一个细长的土股名叫海中道，一直伸向海中，就像缩小了的意大利半岛一样，把外海的玄界滩和内部的博多湾隔断了。博多湾真是风平浪静的，比太湖的湖水还要平稳。

——“令人有点不相信啦，元军的几百艘战舰，在一夜之间通统沉没在这里了。”

——“那是遇着‘二百十日’的大风啦，那样的大风一来，听说是排山倒海的。这个时期不久就要到了。‘二百十日’你懂么？是从春分起算到第二百零十天，正是夏秋之交，北半球的空气寒冷了起来，和南太平洋上在夏天晒得灼热的空气生出猛烈的对流，便激起那股大风。”

资平到底不愧是学理科而且打算学地质学的人，他这样启蒙地对我说。

抱洋阁前面停着好几部汽车，有好些，一看便可以知其为“成金”的人，带着“艺伎”在那儿进出。有时也挟着些戴四角帽的大学生在里面。听说那里面有海水浴池可以男女共浴，又还有好些娱乐的设备，如像台球之类。时而从楼上的窗口中，于男女的笑声之外，响出撞球的声音。

两个人在滨海的一座石造灯台旁边把衣服脱了，便向海里走去。海水是满潮的时候，但是那博多湾真是“远浅”，在水中走了很远很远，依然还可以踏着海底。一只浚海机在将近湾心的地方刮拉刮拉地运转着。运转机械的动力用的是煤油，待我们在海里凫了一会之后，想来是风头转换了，本来是很清洁的海水，一海面都浮起了煤油，在阳光中反映着种种的虹彩。糟糕！糟糕！两个人匆匆忙忙地又赶快朝岸上逃跑。眼望着抱洋阁上临海的大楼，一些寻乐的男女，坐在楼头畅饮啤酒。

上了岸，把衣服穿好了，向右手松原角上停放着两尊大炮的地方走去。炮是日俄战争时的捕获品，是涂着红油漆的。这种废物，日本国内无论神祠、佛寺、学校、官衙，大抵都有陈列，一方面以夸耀他们的武功，同时并唤起国民的军国主义的观感。

在两尊大炮附近的松树脚根上坐着，纳了一会凉，又谈了一些东西南北的事。但在这时有一番话使我永远留在记忆里的了。

我是三年没有回国的人。又住在乡下，国内的新闻杂志少有机会看见，而且也可以说是不屑于看的。那时候我最不高兴的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和《小说月报》，那是中国有数的两大杂志。但那里面所收的文章，不是庸俗的政谈，便是连篇累牍的翻译，而且是不值一读的翻译。小说也是一样，就偶尔有些创作，也不外是旧式的所谓才子佳人派的章回体。报章的乱七八糟，就在今天也还没有脱出旧态，那可以不用说了。隔了三年的国内文化情形，听资平谈起来，也还是在不断地叹气。

——“中国真没有一部可读的杂志。”

——“《新青年》怎样呢？”

——“还差强人意，但都是一些启蒙的普通文章，一篇文字的密圈胖点和字数比较起来还要多。”

——“丙辰学社出的《学艺》杂志名誉还好吗？”

——“那和《新青年》比较起来又太专门，太复杂了。陈启修的政治论文被蔡元培看中了，聘去做了北大的教授，他便不再做文章了。许崇清的哲学论文，和蔡元培大打其官司，老陈从北京写信到上海，叫社里的人不要再做反对蔡老头子的文章，大家都很不满意。我看中国现在所缺乏的是一种浅近的科学杂志和纯粹的文学杂志啦。中国人的杂志是不分性质，乌涅白糟地什么都杂在一起。要想找日本所有的纯粹的科学杂志和纯粹的文艺杂志是找不到的。”

——“社会上已经有了那样的要求吗？”

——“光景是有。像我们住在国外的人不满意的一样，住在国内的学生也很不满意。你看《新青年》那样浅薄的杂志，不已经很受欢迎的吗？”

——“其实我早就在这样想，我们找几个人来出一种纯粹的文学杂志，采取同人杂志的形式，专门收集文学上的作品。不用文言，用白话。科学杂志，我是主张愈专门愈好的，科学杂志应该专门发表新的研究论文，像浅近的科学，我想各级学校有各级的教科书和参考书，不已经够了吗？似乎用不着办杂志。像《学艺》里面所收的科学论文，专门翻译讲义的钞本，我最不赞成。”

——“出文学杂志很好，但你那里去找人？”

——“据我所知道的，我们预科同班就有一位郁达夫……”

——“哦，不错，不错，老郁是会做诗的。听说他常常做旧诗到《神州日报》上去发表。听说他也在做小说呢。”

——“对，我想他可以来一个。我还知道一位我们在冈山同过学的成仿吾。他去年进了东大的造兵科，恐怕他今年也回了国。他也是很有文学趣味的。他的英文很好，他似乎也可以来一个。你可还认得些什么文学上的朋友吗？”

——“我可没有的。比我们早的同学如像文范村、吴君毅，都在《学艺》上发表小说的翻译，但他们恐怕不肯和我们一道。比我们后的同学我就不知道了。在熊本的人是一个也没有的。”

——“大高同学的系统之外怕还有些人罢？”

——“有或许有，但我可不知道。”

数来数去可以作为文学上的同人的还是只有四个人，便是郁达夫、张资平、成仿吾和郭沫若。

——“我想就只有四个人，同人杂志也是可以出的。我们每个人从每月的官费里面抽出四五块钱来，不是便可以做印费吗？”

资平很赞成我这个办法。他约定就以我那儿为中心，待学校开课以后，征求仿吾和达夫的意见，再策进行。

这一段在箱崎海岸上的谈话，在我自己留下了很深刻的印痕。我和资平发生交谊实际上是从那时起头。我知道他有文学上的趣味的也是从那时起头。所以我一想到创造社来，总觉得应该以这一番谈话作为它的受胎期。我这部《创造十年》要从这儿叙起，也就是这个原故。

在海岸上谈了一会，日脚渐渐偏西了。我约资平到我寓里去吃晚饭，他也乐于同行。从那陈列大炮的地方穿进松林，走向我寓居着的“质屋”，为时只消两分钟光景的。

——“我们在研究自然科学，”我一面走着，一面这样说，“只是在教我们观察外界的自然。我是想由我们的内部发生些什么出来，创作些什么出来。”

——“要创作，不也还是先要观察吗？”

资平这样地回答了我，我当时觉得他似乎没有懂到我的话。但到现在想来，这两句话正是两人当时的态度不同的地方。资平是倾向于自然主义的，所以他说要创作先要观察。我是倾向于浪漫主义的，所以要全凭直觉来自行创作。我现在觉得他的话是比我更有道理了。无论是怎么深渊的精神活动，没有外界的素材是不行的。

进了我的寓所，我替资平把安那介绍了。资平到这时候才知道我是有日本老婆的人。他回头便用中国话来对我这样说：

——“你把材料提供给我罢，老郭，我好写一部《留东外史》的续篇。”

我听了他这话，觉得受了一番小小的侮辱。在我心里这样想：“这家伙太不客气。这家伙的趣味真是下乘！”但我没有说出口来。看他倒并没有侮辱我的意思，反觉得他这人的自信力很强，他直觉到我是不会做小说的人，要叫我把材料提供给他。

在这次会面后，不两天，资平便回学校去了，大学也开起课来了。

二

九月下旬，有一天午后，我从学校里回来。安那背着和儿在楼下烧茶。她对我说：“楼上有几位稀客来了。”

我匆忙地跑上楼去，看见了三位来客，一位是成仿吾，一位是陈君哲，还有一位是我不认识的大学的同学。君哲把那位不认识的同学向我介绍了，是六高出身的大学的四年生徐诵明。君哲也是六高出身的人，和仿吾是同年级，比我早一年进的大学。

原来仿吾也是因为风潮回了国，这回是同着一位同乡的老先生，盲了目十年的人，到福冈来就医的。他到君哲那儿去，听说我也在福冈，他便跟着他们到我住处来了。

我和仿吾相识是在一九一五年的夏天，我初进六高的时候。仿吾要比我年青三岁，但他的学级却早我一年。他学的是工科，在高等学校里属于二部。我们在冈山算同了两年的学，也同住了将近两年。他很有语学上的天才，他对于外国语的记忆力实在有点惊人。他最初是和他的大哥成劭吾一道到日本的。他的大哥进了名古屋的第八高等的时候，和几位朋友同译过一部英文字典。仿吾在旁边也帮助过誊录和校对的工作。他自从有过那样一番的根底之后，他在高等学校的三年间是没有用字典的。做一位高等学校的学生没有外国语字典，这在国内的学生看来或许不甚稀奇，但在对于日本高等学校有些经验的人，他至少是会惊异的。日本高等学校的功课，有一半乃至以上是学外国语，有第一外国语，第二外国语。甚至像我们学医的人在第一德语、第二英语之外，还要学第三种的拉丁语。一个礼拜的外国语时间在二十二三个钟点以上。加之日本人教外国语的方法是很特别的，他们是特别注重读。教外国语的先生大概都是帝大出身的文学士，本来并不是语学专家，又于学生们所志愿的学科没有涉历，他们总爱选一些文学上的名著来做课本。上课时的情形也不同，不是先生讲书，是学生讲书。先生只是指名某某学生起来把原书读一节，接着用日本话来翻译。译错了时，或者让别的学生改正，或者由先生自己来改正。接着又指名第二个人读下去，译下去。指名的方法，有的先生是挨着座次，那倒还可以偷懒，不轮到自己名下时可以不必准备。但有的先生全是任意，没有一定的。因此学生的自修时间差不多就是翻字典。日本人还好，他们是用本国话来译外国文，又加以朋友多，可以并伙，可以省些气力。中国学生便是用外国话来翻译另一种外国文了，一班之中大抵只有一个中国人，或者至多有两个人光景，因此是吃力到万分。你看，在这样的学生生活中能够不用字典，是不是一种惊异？

仿吾是很木讷的人，他很少说的中国话是一口湖南的新化腔。初和他会面的人，真不容易听懂。他到日本时年纪很小，但他对于中国的旧文献也很有些涉历。我们在冈山同住的时候，时常听见他暗诵出不少的诗词。这也是使我出乎意外的事。大抵仿吾的过人处是在他的记忆力强，在我们几个人中他要算是头脑最明晰的一个。

他在风潮中回上海去了，在他本来是不想转来的。直到九月尾上，各学校已经开课了，他在上海才遇着他的同乡，那位盲了目十年的陈老先生。我们要记得，蔡松坡也是湖南新化人，是死在福冈病院里的。大约就因为这样的关系，那陈老先生知道福冈的医科大学里有一位日本的有数的眼科博士。他的年纪已经六十以上了，带着一个儿子和一位管事，远远地从他的家乡出来到了上海，更打算到福冈来就医，想使自己的双目复明。他们到了上海，遇着仿吾，便拉他一同渡日。

我的住房是在那“质屋”的质库楼上，面积只有一丈见方，人立起来可以抵着望板。东北两面各有一堵铁格窗，看来很像鸟笼，也很像监狱。但就是那样的楼房，每月也还要我们六块钱的房金。仿吾想来是看到我们住处逼窄，他说到陈老先生们住在旅馆里面，每天的耗费太大，一个人每天要七块钱，四七便是二十八块，起居饮食都不方便。他们打算在外面找一间房子来自行开火。在这时候，他便向我提议，好不好让我们夫妇和他们同住，就由我的夫人替他们管理家政。

正在这样商议，安那烧好了茶，背着孩子送上了楼来。我便把仿吾的意思向她说，不消说她立地便答应了。因为那时候日本的一斗米要管七块钱，两个人一个月至少也要吃十块钱的米。我还有一件至今想起都还令人愤恨的事，是在六高毕业的时候，曾经到过一次东京，向经理员预支了两个月的官费。因为转入大学之后，第一学期要缴四十圆学费，又要买参考书。医科所用的参考书多是德文书，由于欧战的关系，书籍不能输入，就买旧书都要比原价贵到五倍以上。所以在初入大学时，预支学费便成了一般的通例。预支时原约定按月摊还，但最可恨的是那时的四川经理员，绰号叫张麻子的，他从八月份起便和我整扣下来。好在我预支时在七月，是旧额的四十八圆，从八月起增加了官费，所以我在八月底算就仅仅得到二十四圆的增加额。写信去质问并请求通融，他欺负你是住在乡下的人，给你一个不置答复。于是便弄得来把买好了的参考书又拿去进当铺，——好在当铺就在楼下——在九月将近一个月中连吃饭都是在节省着的。谁能料到在这样意外的地方才遇到救星呢？所以当仿吾一提议，我在心里早就喜出望外了。再向安那说明之后，她也欢喜得几乎流出了眼泪来，她只说，怕的是那老先生不高兴，她是没有不赞成的。

仿吾得到了我们的同意，便辞去了。隔不一会，他又一个人转来，邀我们出去找寻房屋。原来那陈老先生听说我们愿意和他们同居，也异常地高兴。所以在瞬刻之间事情便定夺下来了。我们便到箱崎神社前去找到了一家房子，是有楼的，楼上有四间居室，楼下也有两间。仿吾和陈老一门定住在楼上，我们一家三口便住在楼下。把租约议定了，第二天我们就搬了家。于是乎我的老婆便成为陈老一门的家政妇，我自己便成为听差。但我当时是怎样感激的呀！漂母的一饭原值得韩信的千金，况我和我的老婆是在出卖气力，我们是没有什么可以羞耻的。

和仿吾同居在一处，我把月前同张资平两人的拟议向他提说过，他也很赞成。但他觉得人手太不够。据他的意见，东京的留学生能把中文写通顺的都没有好几个人，更说不上什么文学。他主张慢慢地征集同志，不要着急。

仿吾和我们同住了两个礼拜的光景，我白天是要进学堂上课的，他和陈老父子、特别是那位管家似乎不很相得，他的生活很有些无聊。我们劝他回东大去继续学业，他起初很迟疑，以为再当冯妇是可耻的事。但他也经不起人多口众的劝说，终于决心再往东京。他动身时是在一天晚上乘的夜车，天气已经渐渐寒冷了下来。我记得他是披着我的一件披风去的，到了东京之后又邮寄了转来。

陈老所打算就诊的眼科大夫是大西教授。那是很有怪癖的人，用医学上的术语来说，是有点癫性。他在德国留过十二年的学，在日本的眼科中是数一数二的国手，在日本医学界中也怕是数一数二的怪人。

他的逸话很多。

有一次听说有一位日本的陆军大将或是中将找他疗治眼疾，走进了他的诊察室，向他举手行礼。

他叫着：“把帽子脱了！”

那将军遭了他的叱咤很出意外，但也很倔强地回答了一句：“帝国的军人是不脱帽的。”

大西听了便跳起来，连忙把那将军推出门去，不让他说出第二句话来。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进我诊察室的人不脱帽。”

像这样的逸话在学生中传说着，是真是假虽不得而知，但大家都很怕他。特别是在他名下的助手，怕他就和怕老虎一样。因此他那一个教室里，助手是寥寥无几的，但也怕是由于眼科不甚吃香的原故。

陈老来找他，学校里的老同学们为他介绍，但大家都很战战兢兢地深怕触犯了那怪教授的逆鳞。中国人的旧礼节也是不脱帽的，因此陈老头上的那顶瓜皮小帽，又成为了大家的忧虑的焦点。那叱咤将军脱帽的一段故事也有人在他面前提说过，意思是要那老先生注意，和大西见面时把瓜皮小帽脱了。那老先生倒还很通方圆，据他说“入乡随乡”，脱帽是不成问题的。不过据我在旁边所亲眼看见过的说来，老先生住在病院里的时候，大西教授每天是要来诊察一次的，老先生有好些次便没有脱帽，怪教授也没有发过一次脾气。我想，大约他是看到陈老是上了年纪的盲人，又不远千里地走到海外来就他，他也是在感着义气的罢？

陈老的眼疾据诊察的结果是白内障（Cataract），假使施行手术，或许有复明的希望。老先生的热心真可佩服，就是要略略见血的手术，他也甘愿受。在施行手术之前的准备是很慎重的，血液的检查，小便的检查，各种内科疾患的有无的检查便费了几天。食饵的调节也特别严格，这一层似乎把那老人苦了不少。湖南人爱吃辛辣的食物，就是上了六十岁的陈老每餐没有姜，没有辣椒，是食不甘味的。但怕会激起老人的肾脏病，这辛辣的食物却在最严禁之列。不过那老先生也很能忍耐，因有复明的希望在后头，医生说什么他也就唯唯听命。他时常爱这样说，他的眼睛将来复明时，能够看见我们一眼，他是多么高兴呵。

起初受种种诊察的时候是住在寓所里，遇必要时再到学校去，后来决定要行手术，便移进病院里去了。我和陈老的儿子和管事三人便轮流着在病院中陪他过夜。行手术的时候因为有课，可惜我不曾临场。据说大西教授很得意，说他的手术进行得很顺畅，复明的希望或许是有的。

天气一寒冷起来，学校里的人体解剖便开始了。一个礼拜有三次，都是在下半天。八个人解剖一架尸体。尸体分成八部分，头部，胸部连上肢，腹部连大腿，腔连脚，左右各一人。余下的背部是归头部的两人解剖的。第一学期解剖筋肉系统，第二学期解剖神经系统，在约略四个月的期间要把这全身的两项系统解剖完。因为左右是对称的，所以一个人便须得轮解着八架尸体。尸体是用防腐剂福尔马林（Formalin）注射过的，全身缠着纱布，储在解剖教室的尸库里。八个人去抬出一架尸体来，陈在锌板制的长条桌上，就像围着吃西餐的一样，拿着刀子和钳子，来坐着吟味。起初一两次倒还是一个囫囵尸，随后便分割成七零八碎了。最后是像几头人熊，各人抱着一节骨头。福尔马林的臭味倒还不甚恶劣，但到时间经久了，绷带的保障已经不严密，尸体上要发起霉来。天气一热时更要腐化，甚至钻出些蛆蛹来。这样叙述着好像很恶心，但在解剖着的人看来，实在好像在抱着自己的爱人一样。特别是在头盖骨中清理出了一根纤细的神经出来的时候，那时的快乐真是难以形容的。

尸体的来源是刑务所，因此所解剖的尸体便都是犯人。有的是绞死了的，在颈项上还留着绞索的痕迹。但大概是病死的多，得肺病死的很不少。日本人是有文身的习俗的，有些尸体上，全身都施着朱色和蓝色相间的人物画，画得异常工整。

在这样奇怪的氛围气中，我最初的创作欲活动了起来。

我幻想着我所解剖着的一个尸体上，在胸部有一个拙劣的**女人像的文身，旁边也歪斜地写着“滨四爱子”四个字。同我解剖着的一个日本学生便哗噪了起来：“哦，这是斋藤寅吉的尸首啦！”接着便谈起了一段盗尸的故事。

那滨四爱子是离福冈不远的昔年日本遣唐使所出入的唐津地方一家名门的女儿。在三年前的夏天，在唐津海湾中洗海水澡时淹死了。黄昏时分尸体打上了海岸，因为要到天明警官才能来检验，在当晚便停寄在海岸上的一个棚厂里。但到第二天来，那尸首却突然不见了。

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在社会上生出了很大的波动。警察方面不消说在加紧侦察，费了将近一礼拜的工夫都没有着落。后来是有一位渔师的行迹可疑。那渔师自那尸首不见以来，白天没人看见过他，只有在晚上偶尔出面，购买多数的冰块。他的渔船每天都不见，要说他每天出去打鱼去了，但又不见他打捕过什么鱼回来。这渔师就是那斋藤寅吉了。他在三年前死掉了妻子，一直到现在都还是独身。警察方面得到了这个线索，对于这人的行踪也就特别注意起来了。结果是在一天夜里，那渔师又回到了他自己的家里。有两个侦探早就埋伏在那附近在等候着他，看见他挑着一担空鱼篮来放在门外，走进门去了。停不一会又由屋子里走出，挑着空鱼篮，走上市去。两个侦探便尾随着他，看他到冰店去买了好些冰块来盛在鱼篮里，但这回他没有挑回家，却是向海岸上走去。两个侦探又跟着他走到海岸，在星光中发现了他的渔船是停在岸边上，有一种异样的奇臭。只听见那渔师上了船，对着空洞洞的渔船在说：

——“小姐，我回来了！滨田家的小姐！……”

侦探听见了，便急忙地掩上去，跳上了他的渔船。那渔师看见有人来袭击他，便顺手提着一把切鱼的长尖刀向为首的一位侦探当心刺去，把那位侦探刺中了，他同时也被第二个侦探捕获了。

那位渔师的确就是那盗尸的犯人。那滨田爱子的尸首**裸地藏在那舱板下面，虽然浸杂着好些冰块，但已经是半腐的程度了。尸体经检查的结果，很狼藉地在死后受了凌辱。受了重伤的一位侦探不久也就死了。就这样，那渔师便犯了几重的大罪：盗尸，尸奸，拒捕，杀人。后来是受了绞刑。——

这就是我所幻想出的渔师斋藤寅吉的故事。但我的幻想还没有结束。

故事的全体，我是采用着欧洲旧式的小说体裁，全由一个日本学生口中谈出的。煞尾是我听了那番故事之后，我把那斋藤寅吉画有**女像的——那自然是他在监狱中思慕着滨田爱子所自行刺墨的了——胸上的一幅皮肤割了下来，盛在酒精瓶子里面，在课毕之后携回了寓所。自己觉得很疲倦，便倒在草席上休息。突然之间有人在我的耳边喊叫：

——“喂！还我的爱人来！”

我睁眼一看，才看见一架骷髅立在我的房门口。我不禁大吃一惊。但是这一惊不消说只是一个梦。

这就是我的最初的一篇创作的梗概，题名就叫《骷髅》。我自己苦心惨淡地推敲了又推敲把它写在了纸上，草稿也更易过两三次。我自己不用说是很得意的。那陈老听说我做了这样的一篇小说，叫我把原稿念给他听，他也很称赞，说落尾的一个梦收得最好。我在当时真是不揣冒昧，公然把那篇最初的创作投寄到东方杂志社去过，不消说是没有被采用。隔不了好久，那《骷髅》仍然寄还到了我自己的手里来，是我把它火葬了。

陈老的眼睛受了手术之后，经过很良好，所担心的并发病也没有。但是，失了的明却是恢复不过来。大西教授每天上午要来诊察一次，要拿着手指在他眼前摇动，问他看见什么没有。要把他的头掉向有窗户的一面，问有没有什么白色的影子可以看见。但那老先生的空洞洞的一双眼睛总是什么也没有看见。我在下课时去看他，或者在病室里留宿的时候，也时常看见他爱自行伸一个指头在眼睛前面摇动，或者把头掉向有窗子的一边去望望，但总是摇头。教授的意思是假使有丝毫的模糊白影可以看见，那么网膜上的视神经还没有退化，第一次的手术没有完全，还可再行手术，使效果增强些。但是终竟连丝毫的影响也没有，结论是末梢神经怕已经退化了。那盲老一听见这样的话非常失望，再受手术的勇气也就消灭了。在病院里住了四个礼拜，依然在黑暗的世界中又回到我们的共同寓所。在十一月中旬，他们整顿起行装回国去了。我总忘记不了陈老对我们说过的一句话：

——“我能够睁开眼睛看见你们一眼，我是多么地高兴呀！”

这句话他说过不仅一次。在未行手术以前说过，在手术无效以后也说过。我把他们送到门司上船，在临别时他也把这话来反复了一两遍。

三

在箱崎神社前租定那间大房子是先下了三个月的定钱的。陈老父子在十一月中旬走了之后，我们还在那儿住到了年底。在当年的除夕我们才搬到了附近临海的一家小房子里去。搬家是在夜里，因为地方近，行李又不多，便同老婆两人手提背负地搬运了一两次，也就搬空了。那时我的感伤索性大动了一下，做过好几首绝诗。有几首我还记得，把它们写在这儿：

松原十里负儿行，耳畔松声并海声。

我自昂头向天笑，天星笑我步难成。

除夕都门去国年，五年来事等轻烟。

壶中未有神仙药，赢得妻儿作挂牵。

寄身天地太朦胧，回首中原叹路穷。

入世无才出未可，暗中谁见我眶红？

到处随缘是我家，一篇秋水一杯茶。

朔风欲打玻璃破，吹得炉燃亦可嘉。

这些最足以表示我当时的心境——矛盾的心境。自己好像很超脱，但在事实上却很矜持。自己觉得是很热心的爱国志士，但又被人认为了“汉奸”。在无可如何之中便只好得过且过，算好倒还没有落到自暴自弃的程度。这没有闹到自暴自弃的程度的，或者也怕是没有钱的关系。有一些人要表示出自己的风尘潦倒，便要写出满纸的醇酒美人。不假思索的青年也就为之洒雪无限同情的眼泪。其实那所谓醇酒美人是要以钱为前提的。

转瞬便是一九一九年了。绵延了五年的世界大战告了终结，从正月起，在巴黎正开着分赃的和平会议。因而“山东问题”又闹得甚嚣且尘上来了。我的第二篇的创作《牧羊哀话》便是在这时候产生的。

做那篇小说时是在二三月间，学校里正在进行显微镜解剖学的实习。我一面看着显微镜下的筋肉纤维，一面构成了那篇小说。那在结构上和火葬了的《骷髅》完全是同母的姊妹。我只利用了我在一九一四年的除夕由北京乘京奉铁路渡日本时，途中经过朝鲜的一段经验，便借朝鲜为舞台，把排日的感情移到了朝鲜人的心里。那全部的情节只是我幻想出来的，那几首牧羊歌和一首《怨日行》，都是我自己的大作。我在纵贯朝鲜的铁路上虽是跑过一天一夜，但那有名的金刚山并不曾去过。我的关于金刚山的知识，只是看过一些照片和日本文士大町桂月的《金刚山游记》。所以那小说里面所写的背境，完全是出于想象。

那篇小说写成了之后，因为《骷髅》尝受过一次绝望，我不敢再作投稿的冒险了。但我想发表它的心事也并没有抛弃。那时候我的大哥还住在北京，在司法部里做事，我便把小说寄给了他，请他改削，万一有可以发表的地方，便请他在报上替我发表。大哥写信来责备了我，说我正在求学，不应该沾染文墨上的事情。他叫我好好地学些本领，将来为国效力。我的小说，他一字不易地又给我寄回来了。问我那首《怨日行》是从那一位朝鲜人的诗集里抄下来的？

不久之间五四运动的风潮便澎湃了起来。那在形式上是表示为民族主义的自卫运动，但在实质上是中国自受资本主义的影响以来所培植成的资本主义文化对于旧有的封建社会作决死的斗争。自从那次运动以后，中国的文化便呈出了一个划时期的外观。

在那年的六月，福冈的同学，有几位集合了起来组织过一个小团体，名叫夏社。这夏社是我所提议的名字，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结社是在夏天，第一次的集会是在一位姓夏的同学家里。我们的目的是抗日，要专门把日本各种报章杂志的侵略中国的言论和资料搜集起来，译成中文向国内各学校、各报馆投寄。由几个人的自由的捐献，买了一架油印机来作为我们的宣传武器。但是这个团体结成以后，同学们都不会做文章，只让我和陈君哲两个人担任。君哲只做了一篇东西，在暑假期中他又回浙江去了，因此便只剩下我一个人做了油印机的保管者和使用者。我在暑假中也发过好几次稿，都是自己做，自己写蜡纸，自己油印，自己加封投寄。

因为在做这种义务的通信社工作，国内的报纸便至少不能不订阅一份。我们订的是上海《时事新报》。那个报纸在五四运动以后很有革新气象，文艺附刊《学灯》特别风行一时。订报是从九月起，第一次寄来的报纸上我才第一次看见中国的白话诗。那是康白情的一首送什么人往欧洲。诗里面有“我们叫得出来，我们便做得出去。”（大意如此，文字当稍有出入。）我看了不觉暗暗地惊异：“这就是中国的新诗吗？那么我从前做过的一些诗也未尝不可发表了。”我便把我一九一八年在冈山时做的几首诗，《死的**》、《新月与白云》、《离别》，和几首新做的诗投寄了去。这次的投机算投成了功，寄去不久便在《学灯》上登了出来。看见自己的作品第一次成了铅字，真是有说不出来的陶醉。这便给与了我一个很大的刺激。在一九一九的下半年和一九二〇的上半年，便得到了一个诗的创作爆发期。

我自己在小时本来就喜欢念诗，因为母亲爱从口头教我们暗诵唐宋诗人的五绝、七绝。在国内中学校肄业的几年间，科学方面的教员们通是些青黄不接的资料，不能够唤起科学上的兴趣，我自己也就只好在古诗、古学里面消磨。这不幸的几年间，构成了我日后的一个怎么也难克服的文学倾向。

我初到日本来时，是决心把这个倾向克服的。二三十年一前的青少年差不多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是国家主义者。那时的口号是“富国强兵”。稍有志趣的人，谁都想学些实际的学问来把国家强盛起来，因而对于文学有一种普遍的厌弃。我自己是在这种潮流之下逼着出了乡关，出了国门，虽然有倾向于文艺的素质，却存心要克服它。这就是我所以要学医的原故。受着时代潮流的影响，既厌弃文学，同时又厌弃法政经济之类的学科，而自己的科学上的基本知识却没有坚实的根底，对于数学尤其有点畏难，所以避开了理工科，而拣取了这条学医的折衷路径。但不料我在一高预科时无心之间和印度诗人太戈尔的作品接近了。同住的一位本科生，有一次他从学校里拿了几章英文的油印录回来，是从泰戈尔的《新月集》中选出来的几首诗，是《岸上》、《睡眠的偷儿》、《婴儿的世界》等篇。我把来展读时，分外感受着清新而恬淡的风味，和向来所读过的英诗不同，和中国的旧诗之崇尚格律雕琢的也大有区别。从此我便成为了泰戈尔的崇拜者。凡是他早期的诗集和戏剧我差不多都是读过的。我在冈山时便也学过他，用英文来做过些无韵律的诗。《辛夷集》开首的《题辞》便是一九一六年的圣诞节我用英文写来献给安那的散文诗，后来我把它改成了中文的。

准备学医的人，第一外国语是德语。日本人教语学的先生又多是一些文学士，用的书大多是外国的文学名著。例如我们在高等学校第三年级上所读的德文便是歌德的自叙传《创作与真实》（《Dichtung　and　Wahrheit》），梅里克（Morike）的小说《向卜拉格旅行途上的穆查特》（《Mozart　auf　Reisenach　Prague》）。这些语学功课的副作用又把我用力克服的文学倾向助长了起来。我和德国文学，特别是歌德和海涅等的诗歌接近了，便是在这个时期。

因为喜欢泰戈尔，又因为喜欢歌德，便和哲学上的泛神论（Pantheism。）的思想接近了。——或者可以说我本来是有些泛神论的倾向，所以才特别喜欢有那些倾向的诗人的。我由泰戈尔的诗认识了印度古诗人伽毕尔（Kabir），接近了印度古代的《乌邦尼塞德》（《Upanisad》）的思想。我由歌德又认识了斯宾诺莎（Spinoza），关于斯宾诺莎的著书，如像他的《伦理学》、《论神学与政治》、《理智之世界改造》等，我直接间接地读了不少。和国外的泛神论思想一接近，便又把少年时分所喜欢的《庄子》再发现了。我在中学的时候便喜欢读《庄子》，但只喜欢文章的汪洋恣肆，那里面所包含的思想，是很茫昧的。待到一和国外的思想参证起来，便真是到了“一旦豁然而贯通”的程度。我在高等学校第三年上曾经起过一个野心，想做一部《庄周评论》，把想论述的详细目的，写给北京的长兄，但同样遭了他的斥责。

在大学二年，正当我开始向《学灯》投稿的时候，我无心地买了一本有岛武郎的《叛逆者》。所介绍的三位艺术家，是法国的雕刻家罗丹（Rodin）、画家米勒（Millet）、美国的诗人惠特曼（Whitman）。因此又使我和惠特曼的《草叶集》接近了。他那豪放的自由诗使我开了闸的作诗欲又受了一阵暴风般的煽动。我的《凤凰涅槃》、《晨安》、《地球，我的母亲！》、《匪徒颂》等，便是在他的影响之下做成的。

但使我的创作欲爆发了的，我应该感谢一位朋友，编辑《学灯》的宗白华。我同白华最初并不相识，就由投稿的关系才开始通信。白华是研究哲学的人，他似乎也有嗜好泛神论的倾向。这或许就是使他和我接近了的原因。那时候，但凡我做的诗，寄去没有不登，竟至《学灯》的半面有整个登载我的诗的时候。说来也很奇怪，我自己就好像一座作诗的工厂，诗一有销路，诗的生产便愈加旺盛起来。在一九一九年与一九二〇年之交的几个月间，我几乎每天都在诗的陶醉里。每每有诗的发作袭来就好像生了热病一样，使我作寒作冷，使我提起笔来战颤着有时候写不成字。我曾经说过：“诗是写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便是当时的实感。但到一九二〇年的四五月间白华到德国去了，《学灯》的编辑换了人，我的诗潮也就从此消涸了。

我之得以认识田寿昌是由白华的介绍。田寿昌和宗白华都是当时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是五四运动后所产生出的新人。寿昌也在日本留学，在东京高等师范读书。他那时已在介绍俄罗斯义学，又在议论着诗人和劳动问题。据我所知，他是受了日本文坛的影响，同时不消说也就间接地受了俄罗斯革命的影响。一九一七年俄罗斯的十月革命一成功，在各国的劳工运动上和文化运动上有一个划时期的促进。日本思想界之一角显著地呈出了左倾色彩的，便是从那时候起头。在当时日本比较进步的杂志《改造》和《解放》，继续发刊了。

寿昌由白华的介绍和我开始通信，后来在一九二〇年的三月尾上，他利用春假竟由东京到福冈来访问过我。他来的时候正逢我第二个儿子博孙诞生后才满三天，我因为没钱请用人，一切家中的杂务是自己在动手。他看见了我那个情形似乎感受着很大的失望。他那时候还年青，还是昂头天外的一位诗人，不知道人生为何物。就是我自己也是一样。当他来了的第三天，我公然陪着他到福冈附近的名胜地太宰府去玩了一天，第四天也陪着他游玩了福冈市中的名胜，把产后仅仅五六天、应该保持绝对安静的安那连带着两个孩子丢在了家里。后来弄得奶子断了，生出了种种的苦痛。

孩子因为奶断了便不能不用人工哺养。哺养又不得法，因此便发生了食饵中毒症，只得抱进大学病院里就医。先生说，孩子恐怕是不能保的，只有用最后的手段饥饿疗法来调治，要等到中毒现象的热度退了，才有希望。一家人搬进病院的一间小小的病室里，守着一个发高热、因饥饿与痛苦而啼哭着的半死的婴儿。时候是秋天，窗外的庭园中有寂寞的鸡冠花映着寡白的秋阳。白天守了一天，到晚来又眼睁睁地守了一夜。我那首《密桑索罗普之夜歌》便是在那惺忪的夜里做出的。那是在痛苦的人生的负担之下所榨出来的一种幻想。由葡萄中榨出的葡萄酒，有人会讴歌它是忘忧之剂，有人又会诅咒它是腐性之媒，但只有葡萄自己才晓得那是它自己的惨淡的血液。孩子在第二天清早热度退了，算好了起来。那首副产物的夜歌，后来因为寿昌翻译了王尔德的《沙乐美》，要我做篇序，我便写寄了给他。

寿昌来访的结果是产生了一部《三叶集》，所搜集的是白华、寿昌和我的通信。寿昌对我有很大的失望。他回东京时，路过京都，和郑伯奇见面，伯奇问他见了我的感想如何。他说了一句“闻名深望见面，见面不如不见。”这是后来伯奇对我说的，但我相信绝对不是假话。因为寿昌对我也露过这样的口气。当他初来的时候，我正在烧水，好等产婆来替婴儿洗澡，不一会产婆也就来了。我因为他的远道来访，很高兴，一面做着杂务，一面和他谈笑。我偶尔说了二句“谈笑有鸿儒”，他接着回答我的便是“往来有产婆”。他说这话时，或者是出于无心，但在我听话的人却感受了不小的侮蔑。后来在《三叶集》出版之后，他写信给我，也说他的舅父易梅园先生说我很有诗人的天分，但可惜烟火气太重了。当时的寿昌大约是嫌我太不清高，太不自重，往来的是产婆下女，关心的是柴米油盐，这样是会把诗艺之神骇到天外去的。但他却没有想到我假如有钱，谁去干那样的事？……《三叶集》出版之后颇受一时的欢迎，寿昌便又食指欲动起来，又曾约我和他的另一位朋友作三角的通信，好出一部《新三叶集》。这个提议是由我拒绝了。

在《学灯》上投寄诗稿的时候，我也投寄过一两篇小说。有一篇题叫《鼠灾》，写的是我的唯一的一件哔叽学生装放在破了一只角的藤箧里被耗子咬坏了，我和安那勃溪了一场的故事。那全篇用的是心理描写，写得颇暗淡，比较我那《牧羊哀话》和火葬了的《骷髅》，要算是进了一境的创作。可惜我自己没有存稿，别的人也没替我保存着的。

那篇《牧羊哀话》，我起初是在《学灯》附刊上看见了有一种《新中国》杂志在北京刊行，看那广告上也登载着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的翻译，我也就大着胆子投寄了去。这回也搭响了。那杂志的编辑先生登时回了一封信，称赞我的小说“笔酣墨饱，情节动人，决于本志第七期登载”。但自从接到那封信以后便没有得到消息，后来隔了许久，由我的诘问才得到了两本杂志的报酬。那《新中国》究竟是那一系的刊物，那位编辑先生究竟是谁，我到现在也还不知道。

四

自己本是爱好文学的人，受着时代潮流的影响，到日本去学习医科。日本人的教育方针是灌注主义，生拉活扯地把一些学识灌进学生的脑里。这在我又是一番苦痛。在高等学校的时候倒还没有感觉着怎么，因为那儿的功课一半以上是语学，也可以说就是文学。进了大学，情形便迥然不同了。天天闹的是“姆士苦鲁士”（musculus筋肉），“奈尔乌士”（nervus神经），“欺尔苦拉穹”（circulation循环），“勒斯披拉穹”（respiration呼吸），并没有多少道理，只是乌士、鲁士、拉穹、沙穹的死记些外国名辞。一个脑筋成为一个世界漫游者的皮箧，纵横狼藉地贴各满了各个口岸、各种文字的旅馆招贴。

在我自己还有一种身体上的缺陷，是我在十七岁时，得过一次重症伤寒，两只耳朵得了中耳加达儿，耳鸣，重听。原因是由于高热的关系使鼓膜凹陷了，在传播声音的机构上生了障碍。在高等学校时，因为那儿班上的人数少，每班至多只四五十个人，教室不大，这种障碍倒还没有感觉到怎样的为难。进了大学，特别是医科，每班的人数在一百人以上，所有的讲义都是口授笔记。因此自己的不充分的听力便成为了很大的障碍。

就这样，在身心两方都感受着痛苦。在进大学后没一年工夫，我深深感觉着我自己的学医是走错了路。一九一九年的暑假，我早就想改入文科，但反对最激烈的便是我自己的老婆。在她的想法又不同，她是和我同受着生活上的压迫的。她认定医学可以作为将来的生活的保障。而我自己所身受的痛苦，她又并没有身受。像那种眼睛所看不见的痛苦，你就诉说出来，别人也只把你当成神经过敏。因为有了她的反对，于是乎我的迁怒便是恨她，甚且唾弃一切的科学。歌德的《浮士德》投了我的嗜好，便是在这个时候。

在一九一九年的夏天，我零碎地在开始作《浮士德》的翻译，特别是那第一部开首浮士德咒骂学问的一段独白，就好像出自我自己的心境。我翻译它，也就好像我自己在做文章。那场独白的译文在那年《学灯》的双十节增刊上发表过。第二年春间经宗白华的劝诱，我又曾把那《天上序曲》和第二部的开首一场《风光明媚的地方》译了出来，也在《学灯》上发表过。

就在宗白华往德国留学的时候，我自己却是想跑回中国。“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位很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她简直就和我的爱人一样。我的那篇《凤凰涅槃》便是象征着中国的再生。“眷念祖国的情绪”的《炉中煤》便是我对于她的恋歌。《晨安》和《匪徒颂》都是对于她的颂词。特别是《匪徒颂》，那是对日本新闻界的愤慨，日本记者称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学生为“学匪”，为抗议“学匪”的诬蔑，便写出了那首颂歌。在“五四”以后的国内青年，大家感受着知识欲的驱迫，都争先恐后地跑向外国去的时候，我处在国外的人却苦于知识的桎梏想自由解脱，跑回国去投进我爱人的怀里。我那时候想回国去，也并没有多么大的野心。就像泰戈尔的《园丁集》里那个只想替女王拉上鞋跟的园丁一样，我是只想跑回中国去，在那儿的中、小学校里当一名国文教员。

一九二〇年七月十日，我索性放下了决心，别离了安那和两个孩子，跑到门司，想乘船回到上海。那时候有一位朋友在门司养病（就是《残春》中的贺君），我去看他时，他的病也快要脱体了，打算在七月底退院回国，约我和他同道。我也想到在上海并没有熟人，地方也不熟悉，一九一五年的“五七”虽然回去过一次，但只在旅馆里待了三天，什么地方都没有去过，对于那未知的上海不免隐隐地含着一种恐怖。乐得有伴，我就答应了他，又由门司折回福冈。折回福冈时是七月十九日，就在那天，我意外地接到了一封张东荪的来信。

张东荪是当时的《时事新报》的主笔。信里说他们有几位同志，组织了一个共学社，打算介绍海外的名著。《浮士德》正是名著之一，因我曾零碎地翻译过一些，他便劝诱我从事全译。条件在《时事新报》上有广告登着，售稿或版税都听随自便。

我得到这封信时异常高兴，安那不用说也喜出望外。我便立地写了一封回信，接受了提议，著手《浮士德》的全译，把回国的计划暂时中止了。

西洋的诗剧，据我看来，恐怕是很值得考虑的一种文学形式，对话都用韵文表现，实在是太不自然。《浮士德》这部诗剧，单就第一部而言，仅可称为文字游戏之处要在对成以上，像那《欧北和酒寮》、《魔女之厨》、《瓦普几司之夜》及《夜梦》，要算是最没有诗意的地方。那些文字搀杂在诗剧里面而滥竽诗名，仅是在有韵调的铿锵而已。在这些地方译得最吃力。假如要用散文译出时，会成为全无意味的一些骸骨。用韵文译出，也不外是下乘的游戏文字而已。因此，我觉得元代杂剧，和以后的中国戏曲，唱与白分开，唱用韵文以抒情，白用散文以叙事，比之纯用韵文的西洋诗剧似乎是较近情理的。

译《浮士德》的第一部费了四个礼拜的工夫。我的初稿是用毛笔在日本的“改良半纸”上写出的。由于涂抹得厉害，我又工整地誊写过一遍。于是将近一个暑假的时间都为此消费了。第二部更长，更难译。难译的原故就因为那儿的游戏文字比第一部更多。全剧的构成过于支离，而那里面所包含的帝王思想，反对革命（这个革命的意义与现代的不同），使我最难忍耐。因此我便改变了初志，只译出第一部来印行，第二部不详。这个办法并不是由我创始，《浮士德》的英译有三十多种，仅译第一部的在二十种以上，把第二部全译了的不上十种。演《浮士德》的人，也多只演第一部。因此我便写信给共学社，提出仅译第一部的建议。不知道是那封信邮失了，还是共学社的人看见我不想译完，便以为没有出版的价值，信去后，一直没有得到回信。不久学校也开课了，我又只好把译稿收拾起来，放在一个小小的壁橱里，等有机会时再来译第二部。回国的念头同时也寄放着了。

不幸我又遇着了一次“鼠灾”。学校开课之后大约有四五个礼拜的光景，我在一天礼拜日想把译稿取出来整理一下，同时也想利用礼拜和每日夜间的余暇来试作第二部的翻译，好使工作告一个结束。待把壁橱打开，放在壁橱角上的原稿，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分量不见了。那壁橱原来有一个窟窿和旁边的一个橱子的地板相通，有高客先生把我的译稿拉去做窠去了。纸是改良半纸，异常柔软，但那高客先生们还嫌不如意，把纸头咬得来真是和粉一样碎。这个灾难使我失望不小，因为那是我费了两个月的劳力译出来的东西，每天清早四五点钟便起床，连吃饭的时间都疼惜着，却才成了这样一个下落。被咬坏了的部分就是那《街坊》以前的各场。那在第一部中要算是最难译的部分。假使我的底稿还保存着，都还可以安慰一下，但那些底稿在第二次清写时，已经先先后后消费到厕所里去了。就这样，第一次受了黄金干先生的批判，第二次受了高客先生的批判，使我那部译稿便成为一架残骸。而在第三次还受了老婆的批判。我的日本老婆对我说：“这是说你不应该做文学家，所以你第一次出马便受着这样的打击。”

翻译了《浮士德》对我却还留下了一个很不好的影响。我的短短的做诗的经过，本有三四段的变化。第一段是泰戈尔式，第一段时期在“五四”以前，做的诗是崇尚清淡、简短，所留下的成绩极少。第二段是惠特曼式，这一段时期正在“五四”的**中，做的诗是崇尚豪放、粗暴，要算是我最可纪念的一段时期。第三段便是歌德式了，不知怎的把第二期的情热失掉了，而成为韵文的游戏者。我开始做诗剧便是受了歌德的影响。在翻译了《浮士德》第一部之后，不久我便做了一部《棠棣之花》。在那年的《学灯》的双十节增刊上仅仅发表了一幕，就是后来收在《女神》里面的那一幕，其余的通成了废稿。《女神之再生》和《湘累》以及后来的《孤竹君之二子》，都是在那个影响之下写成的。助成这个影响的不消说也还有当时流行着的新罗曼派和德国新起的所谓表现派。特别是表现派的那种支离灭裂的表现，在我的支离灭裂的头脑里，的确得到了它的最适宜的培养基，托勒尔的《转变》，凯惹尔的《加勒市民》，是我最欣赏的作品。那一派的人有些是崇拜歌德的，特别把歌德的“由内而外”（“Von　Innen　nach　Aussen”）的一句话作为了标语。在把《浮士德》第一部译过了之后的我，更感觉着了骨肉般的亲热。但这一个影响却把我限制着了，我在后来要摆脱它，却费了不小的努力。

记得是北京的刘半农博士，他在《语丝》上嘲骂过我，说我是“上海滩上的诗人，自称歌德”。我在前虽然没有自称过我是歌德，但我和博士先生一样委实是崇拜过歌德的人。博士先生的说我“自称歌德”者是骂我不配，但我现在可又进了一步，我敢于这样说，像歌德那样的人是值不得我们崇拜的。——在博士们看来，或者又会说我是在“自称歌德以上”，那倒可以说是近乎事实。歌德可以令人佩服的地方，是在他的努力，但他的成绩也实在有限。他和他同国同时而稍稍后出的马克思比较起来是怎么样？那简直可以说是太阳光中的一个萤火虫！他在德国是由封建社会转变到资产社会的那个阶段中的诗人，他在初期是吹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号手，但从他做了魏玛公国的宰相以后，他老实退回到封建阵营里去了，他那贵族趣味和帝王思想实在有点熏鼻。诗人海涅骂过他，说他只晓得和女人亲吻。——用《红楼梦》上的话来表现时，便是只晓得“吃姑娘嘴上的胭脂”，他老先生的确是可以称为德意志的贾宝玉。

我虽然不曾自比过歌德，但我委实自比过屈原。就在那一年所做的《湘累》，实际上就是“夫子自道”。那里面的屈原所说的话，完全是自己的实感。“从早起来，我的脑袋便成了一个灶头；我的眼耳口鼻就好像一些烟筒的出口，都在冒起烟雾，飞起火星，我的耳孔里还烘烘地只听着火在叫；灶下挂着的一个土瓶——我的心脏——里面的血水沸腾着好像干了的一般，只迸得我的土瓶不住地跳跳跳。”在当时我自己的生理状况就是这样的。我在目前也多少还是这样，但我不再有那时那样的狂妄，要叫着“破灭！破灭！我欢迎你！我欢迎你！”了。我知道这样的一点点身体上的苦痛，比较起在铁锁之下呻吟着的朋友们、在火线上再接再厉的朋友们所受的苦痛，算得什么！但我当时实在是有些躁性狂的征候，领着官费，养着老婆儿子，实际上不外是一条寄生虫，而偏偏要自比屈原。就好像自己是遭了放流的一样，就好像天高地阔都没有自己可以容身之地。

我从前做过的一些古事剧或小说，多是借着古人的皮毛来说自己的话。这层也就是西洋贾宝玉所给与我的恶影响了。我们知道《浮士德》中的浮士德，就是歌德自己的化身，《威廉迈斯达》中的威廉，也不外是渥尔夫刚他自己。

《女神之再生》是在象征着当时中国的南北战争。共工是象征南方，颛顼是象征北方，想在这两者之外建设一个第三中国——美的中国。但我自己的力量究竟太薄弱了，所表现出来的成果仅仅是一副空架子。这篇诗剧的初稿我寄给郑伯奇看过，又由伯奇转寄了给达夫。达夫用德文做过一首诗给我，我把来寄到《民铎》杂志去一同发表过。可惜我手里没有《民铎》，达夫的诗我也不能记忆了。我仅记得是两节诗，每节四行。那八行诗的价值是在我那副空架子的诗剧之上。

五

《南国月刊》二卷一期（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日出版），多蒙田寿昌为我保存了一封旧信：

寿昌：

你近来做了些什么称心事？还好么？你我已久不写信了，你做的《Violin　and　Rose》，我很想看，可惜《少年中国》杂志已经停寄了，所以我至今还未入目。你其余的一些计划，已经完成了么？我在年假中也做了两篇短短的戏曲。一篇是《湘累》，是把屈原姊弟优孟化了的，不久在《学艺》杂志上当得披露。一篇是《女神之再生》，现在还在伯奇那儿，将来拟寄往李石岑君在《民铎》上披露。

成仿吾君你近来会过没有？他去年有信来，说有几位朋友（都是我能信任的）想出一种纯文艺的杂志，要约你和我加入。他曾经和你商榷过没有？他的来信上说：“新文化运动已经闹了这么久，现在国内杂志界的文艺，几乎把鼓吹的力都消尽了。我们若不急挽狂澜，将不仅那些老顽固和那些观望形势的人要嚣张起来，就是一班新进亦将自己怀疑起来了。”他这个意见，我很具同感，所以创刊的建议，我也非常赞成，不消说我们创刊杂志另外还有更大的目的和使命了。京都方面的朋友也可有三四人加入。我在二月间拟往京都——我昨天写到此处便住了笔，今天往校内去取信，成仿吾君竟有一封信来，我才知道他已经和你商量过。其后的进行怎么样了？

我等你来信，再商量以后的办法。

沫若，十八日

这“十八日”是一九二一年正月十八日，那时正是我的烦闷达到绝顶的时候。我说“二月间拟往京都”，便是想转学，进那儿的文科大学。这个计划没有实现，是遭了仿吾的反对。仿吾认为，研究文学没有进文科的必要，我们也在谈文学，但我们和别人不同的地方是在有科学上的基础知识。他这些话把我想转学的心事克服了。

仿吾自从同着那位盲目的陈老来过一次福冈之后，他和我是常常通信的。当我一九一九年与一九二〇年之交正猛烈地为作诗欲所袭迫的时候，我的诗，是用复写纸誊录出来，一份寄给宗白华，一份便寄给仿吾。仿吾最喜欢我那首“读Carlyle：《The　Hero　as　Poet》的时候”的《雪朝》，但他不高兴那第二节，说是“在两个宏涛大浪之中那来那样的蚊子般的音调？”但那首诗是应着实感写的。那是在落着雪又刮着大风的一个早晨，风声和博多湾的海涛，十里松原的松涛，一阵一阵地卷来，把银白的雪团吹得弥天乱舞。但在一阵与一阵之间却因为对照的关系，有一个差不多和死一样沉寂的间隔。在那间隔期中便连檐霤的滴落都可以听见。那正是一起一伏的律吕，我是感应到那种律吕而做成了那三节的《雪朝》。我觉得要那样才能形成节奏，所以我没有采纳仿吾的意见。仿吾尤其喜欢“我全身心好像要化为了光明流去”那一句，他在一九二一年的年头所做的处女作《流浪人的新年》，开首的几行中便引用了那一句。

仿吾开始作新诗，据我所知，是从一九二〇年起头。当宗白华还未去德国时，他有两首诗我替他寄到《学灯》去发表过。一首是《澎湃的黄海》，他宣言着我们达到了我们的“Sturmund　Drang”（狂飙突贯）的时代。他在那年的暑假，在房州洗海水澡，便做了不少的诗寄给我。我替他集成《海上吟》，在《创造》季刊的创刊号上发表了。仿吾初期的诗和他的散文是形成着一个奇异的对照的。他的散文是劲峭，有时不免过于生硬。他的诗却是异常的幽婉，包含着一种不可捉摸的悲哀。你读他的诗，绝对联想不到他在学造兵科，是和大炮、战车打交道的人。但他和我一样是在烦闷着的。他为什么要学造兵科，我不曾听他自己说出过他的理由。但那是很容易推想得到的，那也不外是要富国强兵，时代潮流的影响。他后来为什么又终于把造兵的本职抛弃了，我也不曾听他自己说出他的理由。但我想他的文学趣味的抬头纵不是全部的原因，总要算是重要的一个。

一九二〇年的下半期，他在研究托尔斯泰。达夫写信来对我说，他的研究最彻底，他打算把托尔斯泰的全部的著作都拿来读它一遍。但这项研究在后来似乎中断了，后来我也不曾看见他提到托尔斯泰。他和达夫同在东大。张资平那时候也在东大的地质科。我说的能够相信的几位朋友，便是指的他们。田寿昌和他们的交际是出于我的介绍。那个“想出一种纯文艺的杂志”的计划，便是博多湾上的旧议的复活了。据仿吾先后写来的信，说他们在东京在达夫的寄宿处开过两三次会，第二次寿昌出了席，讨论的结果是寿昌担任在国内找出版处，并邀约些国内的朋友参加。第三次开会时寿昌没有出席，出版处的消息也没有下文。

“京都方面的朋友也可有三四人加入”，便是说的郑伯奇、穆木天、张凤举、徐祖正诸人。伯奇那时还在京都三高，我和他的交际，又是由于寿昌介绍的。自寿昌来访之后，他便在和我通信了。

我听了仿吾的劝告，打消了转学向京大的念头，但我的烦闷并没有因而打消。我在二三两月间竟至狂到了连学堂都不愿意进了。一天到晚踞在楼上只是读文学和哲学一类的书。我读了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左拉的《制作》，莫泊桑的《漂亮朋友》、《水上》，哈姆森的《饥饿》，波奕尔的《大饥》；还有好些易卜生的戏剧，霍普特曼的戏剧，高尔斯华绥的戏剧。愈和这些书接近，便愈见厌弃医学，回国的心事又抬起了头来。

当在这样烦闷而动摇着的时候，仿吾也和我一样在烦闷而动摇。他是学造兵科的人而要彻底地研究托尔斯泰，单是这一点已经就可以知道他的矛盾。他在东京是和他的一位同乡李凤亭住在一道的。那是在一处私立大学学法政的人，在一九二一年的二月毕了业，先回上海去了。泰东图书局在那时打算改组编辑部，要分成法学、文学、哲学三科。李凤亭任法学主任，李石岑任哲学主任，是已经约定了的。李凤亭便推荐仿吾为文学主任。于是仿吾就决定了回国的计划，并把临到头的毕业试验也抛弃了。他决定在三月尾上由神户乘船动身，船在四月一号可以抵门司。我得到这个消息，便急转直下地也决定在四月一号到门司去，和仿吾同船回国。

我是在晚上动身的。那时候我家里还稍稍出了一点悲剧：便是我们在海上住了两年多的房子，在我决定了走的三月三十一号的那一天，屋主来领了房金，同时说他的房子要改建了，限我们在一礼拜之内搬出。这到后来才知道只是一个口实，实际上是他另外找到了一家愿多出一倍房金的佃客。那房子是一楼一底，楼上有两间房屋，底下是日本的渔家式的建筑，一边是墙壁，一边是敞放着的，虽也是两间的间隔，但并不成为房间。我们起初租赁下来的时候，房金是每月六元，把我们赶走之后，所新招的一家人听说是每月十二元。在我已经决定了走，而我留在后边的家族却要被人驱逐，这使我的决心发生了动摇。在这儿我是应该感谢我的安那的。她平常虽是阻挡我，不要我转学，不要我回国，但她看到我就象成为了狂人的一样，待在家里几月不进学校，她也就决心让我把医学抛掉，回国去另外找寻出路。她的性格比我强，只要一起了决心，便没有什么游移。在我动摇着的时候，反是她来鼓励我，执行了既定的计划。

由福冈到门司只有两个钟头的火车。我动身时是在夜里，因为在白天时两个孩子看见我走，是会哭的。安那在夜间煮了些红豆饭，烧了一匹红鲷鱼来替我饯行。这是日本民间的风习，表示喜庆或祝贺的时候便要用这些东西。红豆饭不消说是取其红色。鲷鱼在上海市上称为铜盆鱼，有红有黑，红色的居多。

走的时候天在下雨。安那说要送我到箱崎车站上去，我阻止了她，怕的是两个孩子在夜间醒了来没人照顾。

丢着一妻二子在后边，虽说是回国、实际是等于出外漂泊的我，我的不值钱的眼泪和那晚的夜雨一样，是淋漓地洒雪过的。我最放不下心的，便是我走之后，剩下的家里人在一礼拜之内不能不另寻巢穴。

安那安慰我，她说：“在村上有些熟人，在你回国之后暂时还有官费可领，我们的事情你可不用担心。只希望你回国去努力，有了职业时，我们便回来跟着你。”

就这样同安那住了四年另三个月，才第一次要作长久的分离。我在夜雨中从十里松原穿过，到箱崎车站去搭夜车，我心中的感慨就好像古代的武士出去上阵一样。——不是说自己很勇敢，有视死如归的精神，是自己的漂泊的前途，吉凶莫卜。

在门司的船上遇着了仿吾，天色也晴起来了。海湾中的海水呈着浓蓝的颜色，有好些白鸥在海上翻飞。在晴明的自然中，与久别的旧友重逢，夜来的忧郁已被清冷的海风吹送到太平洋以外去了。我那时候委实感受着了“新生”的感觉，眼前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