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六时起床，将《屈原》舞台面照片详细注出。

八时过在食堂遇熊式辉、沈鸿烈诸先生，闻昨夜广播，苏联已对日宣战。这是早在意料中的事，苏联人民也以极沉着的态度接受着这一消息，在一般社会情绪上没有引起丝毫的波动。

九时半苏太太来，亦言及对日宣战事。乘车同往访托鲁特涅甫博士，听取听觉检验之结果。本当在礼拜一（六日）前往，因赴雅坡，遂至延期。

博士告余注意四项：（一）严忌烟草，（二）严忌奎宁，（三）用电气治疗，（四）注意鼻道的卫生。假使能够遵守这四项注意，可望转好，至少不会更坏。

我告诉他：“重庆对于耳疾尚无电气治疗的设备。”

博士大吃一惊。他说：“这是很平常的事，怎么会没有？”

但在别的国家是很平常的事情，而在我们中国并不平常。反过来，在我们是很平常的事情，而在别的国家却是很不平常的。

好在博士又说：“电气治疗无关重要，要紧的还是一二两项。”这是属于自己分内的事，这，我可以发誓，绝对终身奉行。

博士很关心中国的耳鼻咽喉科的一般情形，据他说，世界各国的学者差不多都是消息相通的，只有和中国的学者还无法互通声息。我答应回国后把这项意见传达给这一科的专家们。（我要告罪，回国后并没有机会把意见传达，我今天就算在这《纪行》里面，把它公布出来，希望专家们注意。假使要和苏联学界发生关系，由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驻华代表作中介，我想是很方便的。）

在医院的庭园中坐候汽车，展阅新闻，见有关于原子弹的消息，广岛一弹炸平了四平方公里。杜鲁门的声明也见披露。

一时顷栗先生来，邀往对外文化协会参加公宴，我们到得比较迟，客厅里面已经宾客云集了。中国方面有傅大使、钱参事、胡济邦小姐，苏联方面，会长凯缅诺夫先生特别为我介绍了好几位新见面的来宾，名作家爱伦堡，西蒙诺夫，作家联盟的主席尼古拉·蒂鹤诺夫，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邓金，苏联政府直属艺术委员会主席赫拉卜青科，苏联政府直属高等教育委员会副主席库兹明尼赫教授，科学院通信会员康那德教授，此外我认得的有彼得罗夫大使，米克拉雪夫斯基参事，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司徒鲁卫先生，哲学研究所所长费维特洛夫先生，东方语文大学校长费辛科博士，诗人马尔沙克，以及外交部与对外文化协会的朋友们。

宴会开始了，凯缅诺夫先生致辞，朗诵着打字的原稿，由远东司副司长万西珂夫先生翻成中文，中文的译稿也是预先准备好了的。从这里可以看见，招待的准备是怎样的周到。最有意义的是这日期特别选在今天，苏联对日宣战的今天，这绝对不会是偶合。欢宴的消息，大使馆方面在五号便已经知道，可见苏联的宣战日期在五号以前便已经决定了。凯会长演说是特别强调了今天的这一个历史性的日期的。

会长开始是对于我的称誉，但也含着鼓励的意思：他说我“在中国人民的英勇的过去中，找到了富有生气的传统精神，促进今日的民主中国为国内的团结而战，为消灭外来的侵略者——强盗的日本帝国主义而战”。我虽然并不敢说就“找到了”，但正尽力在“找”，而且是向着这个“促进”的方向在“找”的。

接着，话头一转，便是：“今天是意义重大的一个日子。苏联国家忠实于对盟邦的义务，已经对日本宣战了。我们现在可以干杯祝我们共同斗争的胜利。”

凯会长的演说相当长，打字稿一共有四张。他引用了普列哈诺夫所曾称引过的古语：“朋友的朋友是朋友，朋友的敌人是敌人”，中国是苏联的朋友，故中国的敌人日本也就是苏联的敌人，反过来是：“敌人的朋友是敌人，敌人的敌人是朋友”，日本是德国的朋友，而且是仇视全人类的，故日本也就是苏联的敌人。他明朗地宣示着：“复仇的日子已经破晓了。由于英美中苏的联合一致的努力，就要把这个共同的敌人完全打败了。”

接着傅大使说了话，强调了中苏两国传统的友谊和文化的交流。

会长要我说话，我请求齐赫文斯基先生为我作翻译。我表示了对于文化协会与凯会长的深厚的谢意，为我订了周详的计划，使我在短时期之内游历了不少的地方，得到了很丰富的学习机会，尤其在今天，这样历史性的纪念日，受到盛大的招待，使我感受着没世不能忘的光荣。中国人民的最亲爱、最忠实的朋友，今天对我们最执拗、最残酷的敌人宣战了，我相信英勇的苏联人民和强大的红军，必然给予日本法西斯强盗以神速的一蹶不振的打击。中国人民将要翻身了，这快乐和感谢必然像电气一样，传遍了全中国，全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心灵。战争的胜利是前定了的，但在赢得了胜利之后还需要进行猛烈的斗争，便是要根绝法西斯的意识。这是文化工作者的责任，只有在进步的民主的文化基础上，才能够获得恒久和平的建立。我们愿意和苏联的作家们，学者们，一切的文化工作者们，紧密地携手，来完成这项重要的使命。

彼得罗夫大使致辞，为中苏两国的联合武装力量的胜利干了杯，为中苏两国的领袖干了杯。

两位大使目前正在为中苏条约的协定而繁忙着，他们是在百忙中抽出了时间来参加宴会的，在彼大使致辞完毕之后，两位大使也就联袂地先行退席了。

到会的差不多每一位来宾都对我说了一番鼓励的话。使我印象最深的是爱伦堡先生的新鲜而富有文学意味的说辞。两支军舰在海上相遇要互鸣礼炮，一位作家遇着另一位作家必然要向他敬礼。他接着又说，听说我是中国作家中的浪漫派，浪漫派是永远年青的，他要歌颂中国的青春和我的青春。爱伦堡先生似乎是颇以浪漫派自居的。

在国内听见人说自己是“浪漫派”的时候，感觉着是在挨骂，但今天却隐隐地感觉着光荣了。是否浪漫派，自己不敢保证，但说到年青，倒确实有这样的感觉。因此我在宴席之后，在客厅里面，对于全体的鼓励，作了这样的总的答词。

我把各位的诚恳的鼓励，作为对于中国人民全体的说话而接受了。中国在全世界的独立国家中是最年老的一个，也是最年青的一个。自己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是最年老的一个，也是最年青的一个。我们是处在方生方死之间的，但我们决不让死的老是拖着活的。我们要使方死的迅速死去，方生的蓬勃成长。苏联和苏联作家是我们的模范，希望以兄弟的情谊，永远缔结着我们的文化联盟。

傍晚的时候散会，凯会长送了我一尊象牙雕刻的列宁像，是演说的姿态。大衣和上衣是敞开着的，右掌向前伸出，左手握着上衣的胸襟。站立在一个圆台上，台底刻着作家的姓和年月日，是Lomonosov　19-30/XII/40（罗摩诺索夫，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九至三十日）。神采奕奕，如闻其声，真是极可宝贵的一个纪念品了。此外还送了我好些美术书籍和古本的托尔斯泰的著作，有不少的插画。

米参事和齐先生送我回寓，在寓前彼此分手。

晚间栗文松先生来访，言明日得休假，将离开莫斯科，特来告别。他送了我一本科学院第二二〇周年的纪念册。又拿出了一本往年我五十岁时重庆世界语学会所出的专号来，因为封面上有我的肖像，他要求我署名，作为纪念。我把从塔什干寄来的照片中选了一张来送他。自从我的两脚踏在莫斯科的地面以来，栗先生以一贯的情谊关切着我，我很感谢他。我希望他有一天能够到中国来，我将以同一的情谊向他报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