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国人的惯例，一个大的历史事件，每逢五逢十的周年，都会有一些例行的庆典，如果是学界，就会有一个或者几个一定规模的讨论会。只是，这样的纪念活动，往往会流于形式，甚至仅仅变成一种仪式。学界的讨论会，也多半没有多少学术的含量，研究推进有限，若有进展，也无非是在史实的考据上。2011年是辛亥革命的百年，海峡两岸都会有一番庆典。大陆这边显然要热闹一点，武昌首义的发生地，据说花了不少银子，除了一些官方的庆典，学界的会，也已经开了好几个了。但是，我们的这些庆典和纪念活动，到底是为了什么？具体地说，一场发生在百年前的革命，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什么遗产，值得我们这样的纪念？其实，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对于很多人而言，纪念，仅仅就是一种惯例，一个习惯性的行为。
要说辛亥革命的意义，中学生都能回答得上来，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把这意义当遗产，似乎也可以。是的，自打共和问世，到现在为止，中国依旧是共和国。帝制虽然经过两次复辟，但前后加起来不足一百天的寿命。有外国学者给辛亥之后的中国历史断代，北洋时期为第一共和国，国民党时期为第二共和国，现今为第三共和国，或者是说Republic of Warlord,Republic of Party,Republic of Peoples。但是，人们都知道，民主共和的内涵，在前两个时期，实际上都没落到地上。辛亥革命不久，有人感慨：“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至于推翻帝制，在今天看来是可喜可贺，两千多年帝制，一朝倾覆。对于现在的人们而言，帝制就意味着专制，专制统治的覆灭，当然值得庆祝。但是，对于当时的人们，问题却没有那么简单。恐怕只有少数知识界和社会的上流人士，才会认为共和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即使在这些人中间，也有更喜欢君主立宪的人，对保存帝制的框架，情有独钟。革命后，民众，尤其是农民，并没有翻身解放的欢愉，反而徒增强制剪辫的担忧和纷扰。皇帝没了，就没有王法的逻辑，在底层社会广泛流行。中国是一个伦理型的国度，汉人的基本伦理道德，尽管经过先进人士的跶伐，但依旧是三纲五常或者忠孝仁义。这样的东西，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人们行为的规则。而这道德体系中，君主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关键性的要素，一旦这个要素没了，整个的伦理道德体系就开始摇晃，晃得人们很不舒服。辛亥之后，中国长期以来都难以在民主的体制内，建立一种秩序。从北洋到国民党时期，国家系统内的效忠问题，困扰着每个统治者。以下犯上，公开反叛，成为流行病。只要官做得大了，就可能被下属推翻。一省督军如果不兼任下面的一个师长，就做不长久，同样，师长不兼任下面的旅长，旅长不兼任团长，都同样命运。连袁世凯这样的强人，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内阁成员迟到，因为晚上通宵聚赌，袁世凯都不能加以制裁。文官尚且如此，外面重兵在握的武夫，就更无奈了。整个民国时期，民间的骚乱，土匪、帮会、会道门的活动，都比清代更加活跃。即使国民党时期，也只是在抗战结束后，才做到对各地军阀的暂短时间的统一。
不言而喻，对于中国这样具有悠久而且没有间断的帝制传统的国度，现代转型，走英国道路是合适的。但是，虽然清朝的新政改革，给这样的道路点亮了希望。但这个道路的成功，相当关键的因素是统治者不犯重大的错误，或者说，犯了错误可以及时改正。特别地，当时的中国统治者，还是一个少数民族集团，在民智渐开的情况下，合法性不足，统治者更是需要谨慎。然而，我们却看到了相反的状况，1908年后，新上台的满人少年亲贵，盲目而蛮横地收揽权力，把兵权、财权、行政权人事权统统收揽在自己手里。还力图把本属于地方的路矿权也收归中央，推行铁路国有政策。这样的收权，到了皇族内阁的成立，臻于极致。先是得罪了北洋系，而后则得罪了最有实力的立宪派士绅和绅商，把各省的咨议局，差不多都推到了自己的反面。革命党人原本就一直在寻机造反起义或者暗杀，原本由于主流社会不支持，所以一直没有成功的机会。孙中山说，武昌起义前，革命党搞过十次大的起义，其实没有一次有可能胜利。但是，现在他们则有了机会。武昌起义，之所以一群新军士兵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一哄而起，就能成功，很关键的一个因素，是以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为首的立宪派及时加入了进来。在上海，无锡，常州，宁波等地，光复的主力都是商团。
革命引进了当时号称最先进的制度——美国体制。但是，中国人却没有做好准备，实践这个制度。从今天看，这样的选择，其实是国人的一种无奈。像哥们当口英国人说的那样，中国需要一个皇帝，但却没有人能做这个皇帝，多数中国人，其实不知道总统是个什么东西。但是，操纵这个选择的革命党人，其实并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其实只热衷于推翻异族统治。在这些人看来，中国的问题，就是满人的统治，只要把满人赶走，就一切都会好起来。极少数明了西方制度的人，却又满怀制度的迷信。觉得只要把最先进的制度的招牌挂在国都的城门上，中国就会像被仙女的魔杖点了一下似的，马上就会变个模样。清帝退位，共和告成之后，整个知识界都盲目乐观，此前新政时期的启蒙，办白话报，俗话报，演文明戏的现象，基本销声匿迹，启蒙中断，因为大功告成。于是，制度的水土不服病症，就愈演愈烈。
辛亥革命，给中国带来了一场不期而遇的跃进式变革，但变革后的水土不服，却引发国人对变革的某种异样的焦虑。明明是革命带来的问题，却不得不用更激烈的革命来化解，由此革命层层递进，越来越激烈。
辛亥革命的遗产，的确非常丰富，但也非常复杂，好坏杂陈，正负糅合，对于一个一直没有好好反思历史的民族来说，这样的遗产，实在是过于沉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