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起来，清朝对于官员的法度还是比较严的，别的不讲，单一项，守土有责，就挺要命的。地方官无论手中有兵无兵，有人打上门来，外敌也好，内贼也罢，只要人家打破了城池，你可以战死，可以自戕，但不能逃，只要做了逃官，追究下来，必定是个死，而且名声大坏，辱及祖宗，累及子孙。闹太平军的时候，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做安徽巡抚，城破而未殉节，西太后看在翁同书的父亲翁心存是同治皇帝师傅的份上，未加追究。但曾国藩却不肯，接二连三死咬不放，指使手笔如刀的李鸿章上奏，硬是把个翁同书流放了才算罢休。其他人没有翁心存这样靠山的，基本上，早早就准备好了毒药，先把老婆孩子打发走路，城一破，就仰药自尽，给自己的儿子，留个“烈士子女”待遇，功名和仕途上，有诸多的优待。

但是，这样的法度，皇帝本人却天经地义可以法外不问。晚清时节，皇帝一共跑路两次，谁也不敢说半点不是。官员弃城而逃叫做违法，而皇帝逃城却被叫做狩，从字面理解，说是去打猎了。这个狩，向北就叫北狩，向西就叫西狩。被人活抓了，当俘虏押走，只要是向北走，也叫北狩，比如北宋的钦徽二宗。在这一点上，清朝的皇帝还真的不如明朝的皇帝，别看明朝昏君多，但人家在两次敌人兵临城下的时候，都没走路。大概清朝的皇帝游猎人出身，天生就没有守城的耐心和胆量。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当时的湖广总督瑞澂很不争气，那边楚望台的炮一响，革命军还没有攻到总督府，自己就先在后花园挖了狗洞，一溜烟跑到楚豫号兵舰上，给下属示范了一个随时可以溜号的榜样。当然，余下的人，也就没有斗志了，一夜之间，武昌易色。对于这样的瑞激，朝廷给的处分是革职留任，要他把丢了的武昌夺回来。这样的处分，按清朝的惯例，如果后面被处分者表现稍微好一点，位子一般是可以保住的。所以，后来的遗老遗少们很是不忿，因此有传说，这样的从宽处理，是因为隆裕皇太后做了干预。说是当时作为内阁总理大臣的庆亲王奕劻力主从严，但隆裕不肯。奕劻说，封疆重臣，弃职逃去，岂可宽贷？隆裕说，庚子那年，咱不也逃了吗？于是奕劻只好作罢，退而忿然跟人说，小舅子保驾。因为瑞澂是载泽的妹夫，而载泽是隆裕的妹夫。

其实，这个说法，就是一个故事。因为武昌起义那会儿，朝廷当家的，还是摄政王载沣，隆裕虽然是皇太后，但一点权力都没有。封疆大吏的进退，还轮不到她来说话。她能说话时候，是袁世凯再次出山，把载沣给逼退之后的事了。这时候的瑞澂，见事不可为，早就乘船顺流而下，逃到了上海，在哈同花园做了隐士。退一万步说，就算当时的隆裕可以说话，也不会这样说。靠着西太后才做了皇后，一辈子都匍匐在西太后**威之下的她，怎么会对当年西太后主持做的那点丑事说三道四？毕竟，当年的庚子西狩，人都记得是西太后，有谁记得还有她来？再说，就当时而言，朝廷也只能这样处理。因为瑞澂虽然摆了一个要跑的架势，但毕竟没离开武昌江面，严格来讲，还不好说他是逃走。起义事起仓促，朝廷调兵不及，让瑞澂戴罪立功，也不算过分。这样的事，在清朝一直都有先例。况且，在满员里，瑞澂一直有能吏之名，别人还不如他呢？后来陆军大臣荫昌率兵南下平叛，连湖北境内都不敢进，把个司令部设在河南的信阳。

官员的弃城叫做逃，但皇帝弃城就不是逃，连这样的概念都不会有，至少，当年的隆裕不会有这样的概念。如果能有这样的自我批评，那就不叫太后了。君臣之间，远隔犹若天壤，天王圣明，臣罪当诛，岂可适用一种评判尺度？官员守土有责，是因为他们要对君主负责，丢了君主的城土，当然要杀头治罪。但君主对于自己的都城，却没人会追究他的守土之责，要追究，也是追究守城官员的。官员对君主负责，君主对谁负责呢？理论上要对自己的祖宗负责，但祖宗已经都成了牌位，成了影像，有哪个能跳出来打皇帝的屁股呢？皇帝自己想逃，逃就是了。虽然说清朝皇帝的第二次弃城，倒未必是皇帝的主意，还有消息说他倒是想留下来，但真正的当家人西太后不允许，他也还是得逃。逃走了的皇帝，其实连祖宗的影像以及牌位都给丢了。第一次北狩的咸丰皇帝，听说圆明园被焚抢，哭天抢地，让大臣偷偷回去，找一下留在园子里的先帝影像。大臣回去，找到是找到了几张，但已经被践踏得不成样子，怎敢这样拿回去复命，只好一把火给烧了，回去蒙皇帝，说是都烧光了。

祖宗不显灵，皇帝无论做了什么，也就没有人来打板子了。所以，皇帝可以逃城，官员不能逃。到了官员逃城，皇帝无力进行惩治之时，皇家的天下，也就塌了。所以说，严格地讲，君主专制体制，就是一个没人负责的制度。貌似大家都为皇帝一人负责，而皇帝自己要不想负责了，也就没人负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