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information）这个概念，是晚近才兴起的，汉语原来即使有这个词，也不是今天这个意思。上个世纪80年代新三论走俏之时，人人谈信息，神乎其神。现在信息总算落了地，不再涵盖那么些内容，无非就是情报、消息的另一种说法。只不过，经过这番折腾，人们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信息是有价的，做买卖也好，做官也罢，经常要为信息付费。正因为如此，才有那么多咨询公司，那么多公关公司，人家吃的，就是信息的饭。

其实，为信息付费，古代人就懂。自古以来，中国的史官就痛恨宦官，谁都不说他们好话。每个新朝崛起，皇帝都会警惕宦官专权，订出好些条例严防死守。但是，过不了多久，就老病重犯，宦官的祸患，总也消除不了。其实，不是宦官就必定是坏人，更不是每个宦官都是坏人。每朝每代，宫里的宦官少则数百，多则上万，如果都是坏人，这样庞大的“反革命集团”，谁个能吃得消？即使宦官专权最厉害的朝代，真正的恶人，也就是那么几个。百分之九十五的宦官（后来叫太监）群众，还是好的，至少是不好不坏的。

细说起来，宦官为祸，其实都是那些不是宦官，身上零件完好的人给逼得。首先皇帝必须坚持多妻制，一群群的女人，让女人伺候，粗笨活计干不了，而且易于串通，让男人伺候，又不放心，于是想出这样的绝招，把男人阉割了，进宫伺候人，不仅伺候皇帝的女人，也伺候皇帝。这样一来，宦官就成了皇帝身边，跟皇帝走得最近便的人，一时一刻都不能分离。这样的人，恰是外面的大臣们所需要的，需要什么？信息。

在帝制条件下，臣子的安危荣辱，升迁降黜，基本上系于皇帝一身。臣子能不能混好了，跟后台、出身以及相貌有关系外，最要紧的，就是见了皇帝，出主意，说话，能否称旨，即皇帝是否满意。想要皇帝满意，就得预先知道皇帝到底怎么想的。单靠蒙，有点玄。幼稚的皇帝，傻皇帝的意思，狡猾一点的臣子，三套两套，就能套出来，但稍微有点城府的皇帝，就不好说了，臣子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想要预先知道他怎么想的，难。万一说错了，可不是玩的。这时候，皇帝身边人，就有大用了。如果事先能知道皇帝说了什么，看了什么，对什么事点了头，综合分析一下，就不难知道皇帝的打的算盘。想预先知道这些事，当然就得跟皇帝的身边人搞好关系，怎么搞法？付费，拍马。宦官们，就是这样抖起来的。

有清一朝，对宫里宫外的间隔防范甚严。在早期和中期，外面的臣子，想要巴结太监，难度颇大，巴结上宫女或者嫔妃，更是不可能的事。但偏偏皇帝却又个个有主意，城府深似海，稍不留神，说了不合适的话，皇帝看不上眼，一辈子很可能就交代了。所以，大家对信息的渴求格外地大。需求产生市场，什么时候都不例外。所以，凡是跟皇帝走得近，同时又可以为外臣见得到的人，就成了抢手货。

康熙皇帝喜欢跟汉人中的读书人打交道，好些名士进了翰林院，成为他身边的词臣，或者说清客。乾清门廊下的南书房，是他跟翰林们读书扯淡的地方，凡是有资格进来的词臣，都有一个头衔，南书房行走。高士奇，就是其中行走得特别勤的一位翰林公。高士奇开始招皇帝的喜欢，是因为他的才华，但是，到后来他的对答越来越合皇帝的脾胃，却是他背后下的功夫。由于南书房行走的头衔，他可以出入宫禁，跟太监们接触。他就用钱——不起眼的金豆子（携带方便），来为他的信息付费，从而轻而易举地知道了皇帝看了什么书，对哪个话题感兴趣，然后回去预作准备。以他的聪明好学，自然届时对答如流，让皇帝好喜欢，越来越喜欢跟他闲扯聊天。不用说，这样的结果，也使得他在外面身价日高，因为他知道得多。据说，每天他从宫里出来，都有一堆大人物在家门口候着他，等着从他嘴里打探一点消息。这些人当然不会空手来，于是，高士奇工资没涨，但收入日增。其中分出一小部分用来给太监付费，剩下来的还是很多很多。出身寒微的高士奇，就这样成了富翁。有人嫉妒，说他纳贿，三传两传，皇帝也知道了，问他怎么回事。高士奇老老实实回答说，都是皇帝您那儿来的，这些大臣以为我受皇帝的恩宠，所以老给我送礼。回答得这样实在，皇帝只能笑了。所以，无论有多少人羡慕嫉妒，高士奇都能安然地吃他的信息饭，最后全身而退。其实，在倒卖信息方面，高士奇不过是个三道贩子。

到了晚清，宫里的门禁已经不那么严了，太后当了家。太监们出来进去，跟外臣交结，跟走平道一样，所以，陪皇帝读书的词臣，就没有太监那样有市场了。所以，我们看到最受大臣们热捧的，不再是翰林上行走，而是太监安德海，李莲英和小德张。

在垂直的权力体系中，权力支配资源的分配，决定体系中人的荣辱成败。所以，有关上一级的权力的信息，最为走俏。谁能获得这样的信息？有权者的身边人。无论身边人是男人还是女人，无论是秘书还是下人，是亲朋还是好友，谁掌握了这样的信息，就会待价而沽，当然也不会发愁市场。无论在制度设计上如何防范，设多少禁令拦阻，最终都没有用处，该卖的，该买的，都能遂愿。控制越严，只能使信息价格抬高，滋生若干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