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统治时期，提倡学国语，所谓国语，就跟我们现在提倡学的普通话一样。两者很接近，据说主体部分，是一伙人搞出来的。但细听起来，还是有些许的差距。至今台湾人还讲国语，两岸交流不成问题，只是两边的味道不一样。

统一的国语推行，多少都有点政治意味，令说方言的人感到不快。但这也没办法，官场上总要有一个能沟通的语言，不然，彼此鸡和鸭讲，什么事也办不了。当年戊戌维新，梁启超才高八斗，胸怀大志，来到北京见了光绪皇帝，说了半晌，他的广东新会话，皇帝一句也不懂，说了等于白说。他的老师康有为北方来的多，语言状况稍好，但也好不了哪儿去。虽然后来一直以帝师自命，但拢共只见了皇帝一次。自己吹嘘说就那一次，已经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先国际后国内地给皇帝上了一堂深刻而丰富的变法课。但就他那国语水平，估计就算按他说的，跟光绪聊了大半天，光绪也听不明白什么。下面的官员，在政治上，要跟最高统治者保持一致，首先，语言上要保持一致。

如果统治者是异族，这种一致保持起来有点麻烦，但也非保持不可。过去我们讲历史，似乎一直强调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的汉化，这是实情，但除了汉化，也同时存在胡化，即汉人的少数民族化，汉人主动学习少数民族的语言和习俗。魏晋南北朝，是第一次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时代，尽管南方的汉人政权始终存在，但留在北方的汉人，还是得识时务地接受异族统治。当年的北朝，多数时间处于鲜卑人治下，所以，鲜卑语一度就是国语。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上提到这样的事情，有一士大夫跟自己谈起，他有一个儿子，十七岁，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以此服侍公卿，无不宠爱。颜之推很愤愤，对儿子们说，如果这样能致卿相，我也不愿意你们效法。

颜之推是北齐人，这个北齐，其统治者高氏家族，按道理已经是汉人了，但行为习惯，却比鲜卑人还鲜卑。所以，汉人在这个朝廷，学点鲜卑语，再会弹一手琵琶，胡乐，升官发财致卿相，还是比较容易。至于跟北齐对峙的北周政权，胡化得也相当厉害，汉人都换了鲜卑姓氏，后来叱咤风云的大人物，比如建立隋朝的杨家，建立唐朝的李家，都有鲜卑姓，也都跟鲜卑人通婚。

此后的金和元，也都如此。统治者用强力，把自己的语言，强加给被统治者。想混好？第一关，学国语。汉人要想做官，在金朝，得学女真话，在元朝得学蒙古话。所以，那时候，汉人的通事也就是翻译很好做官，升迁也快。汉人士大夫如果一时间学不好“国语”，就得听通事的摆布。如果根本不想学“国语”，就只能作作小曲，编编杂剧，跟戏子妓女厮混。像关汉卿这样，一辈子别想做官，甘做一颗煮不烂，蒸不熟的铜豌豆。

满人入主中原，因为国号大清，所以，国语就是清语（即今日所说的满语）。清初，所有汉人官僚，都得学习清语。还组织人翻译了清语的金史，供官员学习。汉人官僚们也很卖力气，一直在刻苦学习，跟后来学英语一样，用汉字注音清语，硬着头皮啃。由于这样的汉字注音，容易把正经的清语，念得走样，皇帝还多次出面纠正，要求人们老老实实跟着满人学，从字母（十二字头）开始学。中央各个衙门，最初的时候，文书主要用清语记录，翰林院的考试，也要考清语。可见，清朝开国，对于自己的国语，还是蛮在意的。安了心，要在语言上实行以夷变夏，进而改造整个中国。

只是，在那个时代，汉文化毕竟比较优越。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大多有语言没有文字。鲜卑语有没有文字，我们不大清楚，但蒙古文和女真文以及后来的满文，都是这些民族发迹之后，由统治者张罗生造出来的，自上而下推行。在北齐做官的颜之推，之所以有那样的胆气，让自己的子弟不学鲜卑语，跟这种文化上优越不无关系。满人入关之前，已经跟辽东的汉人打成一片，在语言上，一直都是双语并用，其中的读书人，已经开始阅读汉人的小说戏剧。入关之后强行推广自己的国语，连他们自己人都不习惯。严格地讲，连皇帝自己，也受不了汉文化的**。乾隆皇帝一边强令官员学清语，一边用汉语做了诗词，到处题写显摆。时间一长，国语被渐渐束之高阁，一种掺杂了满语和蒙古语部分内容的北京话，就成了新的国语。各地的官员，都得学会这种话，才好做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