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人办事，离不开条子。经办事的人，只要这个事比较走俏，手里必定有一大把条子。每张条子代表一种托请，大抵有点来头。官员升迁，有人递条，人员招聘，有人递条，上个好学校，甚至上个好点的幼儿园，都要条子。办事的人，看条子的来头大小，跟自己的关系远近等等因素，一一加以照顾。有了条子，制度规定也就有了缝隙，缝隙大了，制度就成了废纸。古往今来，制度就是这样一代代从锈蚀，开裂到崩塌的。再严肃的制度，哪怕制定当初严格得不得了，皇帝亲自督办，最后也免不了这个下场。

科举制度是隋唐以来各个王朝的抡才大典，经过考试，抡出才来，就可以做官了。在官本位的时代，做官是人生天下头等大事。所以，这个制度，对于王朝和士人都非同小可。一堆堆的不逞之徒，想要钻空子，挖洞，走捷径通过考试。而政府则千万百计堵窟窿，严肃考场纪律，严惩违规之徒。但是，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不怕死的人总是会有的。考生如此，考官也如此，一千三百多年，科场弊案，不绝如缕。一方面，科场规矩越来越严，多重监考，搜身，考卷糊名，试卷统一誊写，考官封闭，考完勘磨等等防弊措施逐渐出台。一方面，作弊的技术也层出不穷，不断进化，各种夹带，贿赂，做暗号等等都出来。其中，最牛也最实用的作弊技术，就是带条子。

由于科举考试考卷糊名，还要统一誊写，那么考官想要知道哪份卷子是谁的，大有困难，递条子就是破解之道。条子上写明本人考卷上何处是怎样写的，用了何字，最简明的是点出帖试诗上的某句如何，这样一来，考官就可以顺利地查出哪个卷子是需要照顾的，录取也就顺理成章了。有的条子还刻意在上面加以圈点，一个圈代表多少银子，一点代表多少银子，录取之后，按圈点额外加付。自然，那些贪心的考官，见到这样的条子，照顾的积极性就更高。其实，由于考官是封闭的，能递条子，本身就是需要通关节的。需要买通能够进出考场的门子，兵丁和主考的仆人。这些下人干这种杀头的事，到底是贪图钱财，还是有人授意，还真不好说。而具体判卷的考官，即录取者们的房师，会不会买条子的账，买到何种程度，也要一看关系，二看贿赂的金额。递进条子需要照顾的人，多少得跟考官有点关系，不是亲戚，也是同乡，同门，或者这些人托的关系，再不就是主考副主考交代过的。有了这些关系，还要看对方出血多少。否则，就是费心把条子递进去了，也是白费。

清朝咸丰八年的顺天乡试，一个唱戏玩票的旗人，不仅考中，而且在前十名。榜发，京师舆论大哗。其实平心而论，旗人喜欢唱戏，是那时的时尚，一个玩票的旗人，也不见得就不能为文。加上清朝的科举考试，对于旗人一向照顾，能考上也不算什么稀罕。只是这哥们玩得比较大，不止平时唱两口，登台了。一个登台唱戏的人，原本就违反旗人的规矩，还能考中举人，而且名列前茅，人们未免嘀嘀咕咕。汉人嘀咕无所谓，旗人一嘀咕，上面就得查查。一查，发现这位中式的旗人，还真的就递过条子，托的是当时的主考官大学士柏葰的门丁。这个柏葰，在皇上和旗下，一向很有人缘。事发之后，递条子的门丁死了，到底柏葰知情与否，死无对证。皇帝原想放柏葰一马，撤职流放就算了，过几年，事情平息了，就可以复职。但是，倒霉的柏葰，正好赶上肃顺当政。而肃顺一直在大刀阔斧地整顿吏治，意图重振朝廷。赶上这么个典型，如何肯放过？于是，柏葰就掉了脑袋。不过，柏葰死后，不到两年，咸丰翘了辫子，西太后联合恭亲王奕??发动祺祥政变，肃顺也跟着翘了，柏葰部分地平了反。从此以后，科场递条子的歪风，也有所收敛，但也就是一时而已。

在帝制时代，没有任何一种制度，能逃过最终疲废的命运。大抵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纵使严刑峻法，也无法遏制。无论加多少条禁令，多少条的补充条款，三令五申，都无济于事。因为人治之下，虽然有法，但没有法制，制度可以玩忽，法也可以玩忽，最关键是人可以玩忽。玩忽成了风气，皇帝即使浑身是眼，也看不住几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