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间，由于皇帝太牛，没有出过什么值得一提的大臣，如果非要说的话，浙江杭州人杭世骏算是一个。杭世骏一介翰林院检讨，七品官而已，而且椅子没有坐热，官帽子已经丢了。人们都知道他是因言获罪，但清朝体制，他这个档次的官儿，没资格上书，所以他的“言”，其实是考试的试卷。清朝体制，翰林没有具体事做，但是做了翰林，出息挺好，只消无灾无害，不惹是生非，熬到公卿便没有太大的问题。杭世骏出事，首先怪他直性子，有话就要讲。其次，也怪乾隆皇帝，自负学问大，经常亲自出题考翰林，考住了，就得意好几天。一次用眼镜的古称“叆叇”为题，考倒一大片，但阮元却答上了（有传说是和珅透了题），从此阮元飞黄腾达。

杭世骏出事这回，是皇帝突然想听直言了，出题考试让翰林们学唐朝的马周，有话就讲。杭世骏并不知道，皇帝所谓的直言，不过是挠痒痒，当不得真的，径直把自己长期以来一直梗在心头的一个问题，提了出来。说朝廷用人，应该满汉一体，不应心存界限。结果，捅了大娄子。

当然，杭世骏说的，的确是清朝的现实。清朝体制，重满轻汉，由来已久。地方官重要的职位，都是满人，中央官则满汉双规，平均分配，但满人人口不到汉人的百分之一，何来公平可言？更何况，凡是满汉双配的官衙，都是满人当家，汉人做事跑腿。满汉不平等是现实，但皇帝，尤其是乾隆皇帝，却总要强调他一贯满汉一体，不偏不倚。一个灯笼，明明破了个大洞，挂在半空，谁都看得清楚，但皇帝非说没破，大臣们只好都说完好无损。可是这个杭世骏，偏要站出来说，其实就是有个洞，活活就是找死。交卷之后，同僚们听说他这样写的，都吓死了，避之唯恐不及。本来是要刑部问死罪的，幸好有人给他说了句好话，说他就是个狂生，一贯喜欢放言高论，口无禁忌。等于说，虽然说了皇帝没穿衣服，但说这话的只是个小孩子。反过来，皇帝自己要人家直言，真的直言了，又杀人家的头，也的确说不过去。于是，一纸免职令，杭世骏丢了乌纱帽，回乡吃老米去也。

江浙士人，谋生无非两条路，一条仕途，一条经商。仕途没了，杭家又不富裕，经商倒也是合理的选择。后来乾隆南巡，到了杭州，想起这位说实话的翰林，召见杭世骏，问他这些年靠什么为生。他说，开个杂货店。皇帝又问，什么叫杂货店？他说，就是弄些破铜烂铁卖卖。乾隆大笑，写了“买卖破铜烂铁”六个字赐给他。据说从此之后，他的店铺真就把这六个字挂出来，号称奉旨卖破铜烂铁。如果这传说是真的话，那么，在杭州的杭家，可能的确开了这么一个店。但杭世骏真正的谋生之径，却是教书。

读书人教书，也是一个传统行业。但同为教书，身价不一。没有科名的三家村学究也可以教书，但糊口都难，还得种点地。进学中过秀才的，教书的脩金就高一点，运气好，大抵可以养家糊口了。如果是举人，同样是教书，每年弄个千把两的银子没有问题。如果是进士，那么就可以去书院了，日子会更好过。杭世骏不仅是进士，而且是正式的翰林公，以这样的资格，都可以做一些名气不大的书院的山长（院长）了。而他是名翰林，敢于说话，官虽没了，但名头响了，所以，大的书院也可以去了，当然，收入就更多。事实上，杭世骏丢官之后，先后做过扬州安定书院和广东粤秀书院的山长。

无官一身轻的杭世骏，据说很在乎钱。教书得了工资，如果按钱发放的话，他一定要质量好的官板（官方所铸的钱），束脩少了一文都不行。钱堆在床下，没事还要数数，所以，手上经常有铜绿色。做粤秀书院的山长，来回杭州，必定捆载几万支湖笔（湖州出产的毛笔，是最好的），倒腾到广东。如果放在改革开放前，肯定会问个投机倒把罪。因此，人称杭世骏有钱癖。

一个士大夫，在那个时代，被人称为有钱癖，绝对是骂人，不是好名声。西晋的王衍，也被称为钱癖，贪财滥权，千古骂名。但杭世骏的钱癖，仅仅是在乎自己的合法收益而已，教书也好，卖破铜烂铁也好，倒腾湖笔也好，都是谋生获利的正当途径，在商言商，在乎钱，没有什么错。一个在官场混过，而且颇有名声的人，按道理可以有官场资源可以利用，即使经商，也可以更便利地捞钱，但杭世骏不肯。他的同年（进士考试一科录取的）和同事，后来发迹者不少，做高官的比比皆是。好多商人都找上门，让他出面搭关系，有事央他说情，许以重金，但他一概拒绝。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有钱癖的人，放着官场资源和关系不用，实际上是丢了大钱，只要了一点小钱。其实，在家混日子的杭世骏，根本不屑于跟昔日的同僚以及后辈来往，凡有登门来访的，即使见了，也不过打哈哈而已。昔日的同僚刘纶都入阁拜相，做了吏部尚书了，到扬州见他，也照样调侃。有学政大人盛装张盖来拜，而杭世骏却穿短葛衣张着蒲扇跟一群乡间小子赌钱，学政到了眼前，他却照赌不误，说声屋里窄小，不便待客，你已经见了我了，请回吧，就这样把人打发了。

这样的钱癖，其实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