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规矩，凡是进过翰林，官又做得足够大，或者做过大学士的主儿，死后，才有资格得一个“文”字的谥号。但“文正”之谥，不知怎地，特别被皇帝看重，一般不轻易授人。有清一朝，臣子死后被谥为“文正”的，只有八个，汤斌是第一个，拔了头筹。别的谥号，都是辅政大臣们议了，提交给皇帝，让皇帝定夺，唯有“文正”，臣子不能插嘴，全由皇帝自己定。不过，奇怪的是，汤斌死后得了“文正”之谥，尊荣无限，但活着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死后这么荣光，经常受挤兑。皇帝也对他冷言冷语，说他言行不一。
汤斌是个理学家，清初大儒孙奇逢的弟子。明清两朝，盛产理学家，但明朝的理学家多异端，一步就从“理”迈到了“心”，喜欢著书立说、奢谈心性，继而大放厥词，没边儿没沿儿。像李贽这样，非圣非孔，也是心学大师。但是，清朝的理学家每每恪守家法，老实守着朱熹的本分，从不越雷池半步。不看文字看表现，如果为官，往往是清官，清得刻苦，清得煎熬。换句话说，过的不惟不是官的日子，都不是人的日子。汤斌，就是这样一个理学名臣。自打他经康熙开的特科——博学宏词科入仕以来，为官做宦，除了官俸之外，一介不取。即使过生日，也不受贺礼，弟子门生祝寿，也就一张纸就了事。走马上任，不过骑头蹇驴，一个从人，布衣破袍，无论怎么看，都不像一个官儿，比要饭的，稍微强点。江南是个富庶的地方，民风奢华，但汤斌在江宁巡抚任上，全家布衣，夫人乘坐的轿子，里面的衬垫，棉絮都露了出来，也不换新的，他自己不嫌寒碜，看得苏州百姓，好是感动。自家饮食，每日青菜豆腐，从不见点荤腥，由此得了个外号，叫“豆腐汤”。一日，发现家里居然买了只鸡，先是诧异，继而震怒。一打听原来是儿子让买的，马上把儿子找来，骂儿子说，你以为苏州的鸡，跟家乡河南一样便宜吗？要想吃鸡，回家乡去。随即让儿子跪着背诵《朱子家训》，并声言，没有士子咬得菜根不能做之事。可怜汤斌的儿子，没吃上鸡，反而跪了半晌。还好，接下来没舍得打儿子，打了儿子的仆人一顿，即将他们主仆二人赶回老家吃便宜鸡去了。离任的时候，行李里面只多了一部二十一史，说是苏州的书比较便宜，所以才买的。进京做官，最后的位置是工部尚书，但死的时候衣衫褴褛，挺在木板**，余财只有八两银子。仅仅够买个薄板子棺材，发丧是无论如何不够的。还是靠同僚的接济，才能安葬。寒酸劲儿，比起海瑞，有过之而无不及。
此公不仅虐待自己的肤发和肚子，而且虐待自己的精神。作为读书人，他从不看小说戏剧，听戏听说书这样的事儿，肯定是不做了。做地方官，就开始虐待百姓的精神，**践踏乡里社会的娱乐。不许百姓随便演戏，严禁刻印小说。江南地方，有好些**祠，比如五通神庙，固然于典无征，但老百姓喜欢，开庙会，唱戏胡闹，胡天胡地，多少年都是这样。汤清官来了，也一并禁毁，偏不让老百姓穷欢乐。妇女喜欢去佛寺烧香，也是江南的一项风俗，其实是女人们的一种消遣，没事儿听听里面的宝卷传唱，跟听大鼓书似的。对此，无赖们有许多说法，说进庙烧香的妇女，是跟和尚私通去了。这样的事，说一个没有倒也未必，但毕竟不是普遍现象。汤清官一来，也禁，而且相当严厉。害得江南女子求神礼佛，只能在家里供尊菩萨。平白地倒是繁荣了佛像佛龛的制造业。
明清两朝，实行官员低俸制，即使一品大员，除了一些禄米之外，每年官俸不过一百八十两。如果真的就靠这点工资过活，一家大小，大概也就是只能青菜豆腐打发日子，比之寒门小户，好不了多少。但是，有权力，就会有金钱，政务操作，银钱过手，怎么可能没有漏下来的？俗语道，千里做官为的吃穿，又说，千里做官，为的钱财。读书人也是人，做官哪有不图荣华富贵的？追根溯源，孔门之徒，原不自薄自刻，禁欲自为。孔子自己，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出门有车。这样跟自己过不去的，其实是墨家。佛教传入，也有一些苦行僧，为了弘法，刻意苦行。后世儒墨合流，儒释道合流，一些理想主义的儒者，不知道怎么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就做起了苦行僧。明朝有海瑞，到了清朝，则不止一个，汤斌、于成龙、赵申乔、施世纶等，排了一溜。
不是清朝人对苦行有偏好，清朝出现这么多自刻的清官，从一个方面讲，是因为入关的满人统治者，的确具有一点理学的味道。如果说明朝皇帝尊崇理学，大概只有朱元璋有点真，剩下的，不过当它是个幌子，并不当真。反过来，清朝皇帝多少是有点当真的。原来骑马打猎的人，对于汉人的学问，很容易较真。一较真，就欣赏清苦。至少，他们是真心希望臣子们当真的。从白山黑水下来的满人，入关之前，自己生活就很简朴。沈阳的故宫，在他们自己，感觉已经很奢华了，但看起来，就像是个比较大的财主的院子，里面居然菜窖碾子一应具备。皇妃的宫里，还有育儿的摇车。皇帝最爱吃的，也不过是酸菜白肉。历朝历代，没有哪个朝代禁止官员嫖妓的，但是清朝禁止。与此同时，官员如果生活简朴，在清朝初年，也是受到鼓励的。刚才列举的一溜清官，都出在顺治朝和康熙朝，多少也反映了皇帝的偏好。从另一个方面讲，明朝的臣子，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言论限制，连“问孔”“刺孟”的李贽，也没受到特别严厉的追究，要想成名，做不了大官，可以如曹丕说的那样“著篇籍”。但是，清朝的文字狱，苛政猛于虎，士大夫即使特别爱好写作，也得三缄其口。那些对名声有特别偏好的人，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自我表现。东汉的士人，是争着做孝子，而清代的士人，则喜欢做理学家。其中，做自薄自刻的清官，就是表现的一种。只是汤斌的禁欲行为，虽然很像海瑞，但海瑞可以抬着棺材上书骂皇帝，汤斌却不敢。刻薄自己行，刻薄皇帝，他们想都不敢想。康熙朝，最害民的弊政，就是满人圈地，从未见清官汤斌对此说过一句话。这样的清官，其实只是顺臣，乡愿。
但是，在任何时代都一样，绝大多数官员，对眼前的享受，显然比身后之名要看重得多。所以，像汤斌这样的清官，即使他不像于成龙、赵申乔那样总是弹劾别的官员，他的存在，在别的贪图享受的官员看来，也是一种威胁。你成天布衣，我们怎么好穿裘皮？你成天青菜豆腐，我们怎么好山珍海味？所以，终汤斌一身，总是有人说他假道学，玩了命地挤兑他，只要有空子，就肯定下蛆。害得原本喜欢他的皇帝，也把不稳舵了，搞不准这老先生的苦行到底是真还是假，时不时的，也来几句冷言冷语。实际上，入朝为官之后，这位看上去像劳模似的汤斌是在忧惧交加中死去的。清朝不像明朝，有东西厂，有锦衣卫这样的特务机关，所以，皇帝也不便打探汤斌老儿真的过得怎么样。直到这老儿蹬了腿，发现真的穷到了家，才大为感动。群臣对于一个死了的人，当然也不会再计较，于是，汤斌就成了第一代文正公了。
还好，坐龙椅坐久了，清朝皇帝慢慢想通了。自己的享受，慢慢放开，渐渐让臣子也享受。虐待自己的清官的事，慢慢也就没有了。一代接一代，官员日子过得越来越滋润。京里的大官，不让嫖妓，就去玩戏子，“逛相公堂子”。北京的馆子，饭菜做得也越来越精，南北大菜，都开始流行了。后来的理学家虽然还是挺正经的，但只吃青菜豆腐的事，也就算了，陋规收入虽然未必拿，但养廉银是肯要的，门生的礼，拿张纸，是对付不了了。所以，到了曾文正公这里，豪宅也住了，骏马也骑了，只是相对于别的官员，稍微简朴一点而已。这点简朴，也仅限于自己而已，自家的老九（曾国荃）挥金如土，也随他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