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普通话，追根溯源，跟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是满人统治，的确有那么点关系。满人在入关之前，其实很多人都会说汉语，但说的大抵是那时的东北方言。所谓的东北方言，就是融合了众多北方话形成的，很接近今天的普通话。当然，满人也说满语，这个满语，经过努尔哈赤引入蒙文，制成满文，已经形成了满人自己的国语，或者叫清语。

入主中原之后，满人统治者一度要求做官的人，无论满汉，一律要学清语，不仅识满文，而且会说满语。就像在全国推行剃发一样，实行征服者的文化改造。然而，剃发令虽然在镇压了反抗之后，强行推行开了，但清语的推广，却不了了之。原因是满人自己，包括皇帝也不喜欢“自己的语言”。因为这样的文字，仅仅是最高层出于政治目的生造出来的，没有多少群众基础。这个文字里，没有传说，没有诗歌，更没有故事。相形之下，汉语里什么都有，特别是有满人极其喜爱的三国演义。在没入关之前，满人就是双语并用，受汉语的影响越来越大。入关之后，生活在汉人的汪洋大海里，即便极力抵抗，还是抵抗不了。论武力，他们是征服者，论文化，他们则是被征服者。皇帝从小读书，就是只重汉文，不重满文，教满文的谙达，根本没有地位。皇帝尚且如此，满人的奴才们自然更绷不住，时间一长，别说汉臣不能说清语，就连满人大臣也不会说了。大家都在说官话，所谓的官话，就是今天东北话和北京话的混合体。清朝是满人当家，只能如此，进入民国，北洋政府时代也如此，定都南京的国民党政府，高层大多为南方人，还是如此，那时的国语，跟现在的普通话，基本差不多。

几千年中国的文字，都是统一的。这首先要归功象形字，音义可以分开，虽然中国人都说方言，方言之间，很多都风马牛不相及，但不耽误用同一种文字沟通。其次，要归功于科举考试，如果不是持续一千三百多年科举考试，无形中在文化人中贯彻了“书同文”的意志，即使是象形文字，也一样会在使用中出现歧义，有些地区，会逐渐根据自己的方言，造出自己的汉字来，别的地方根本就不认识。每次科举，虽然取士不多，但大士绅带小士绅，所有习文之人，读的都是一样的书，写的都是同样的文章，写出的东西，自然同文同义了。不可能出现广东读书人写的东西，跟山西人不是一种文法的情况。

文字如此，说话也类似。做官的人，必须说官话。当年本省人不能做本省的官，一省的官场，官员们都来自五湖四海，大家如果各说方言，漫说同僚之间无法沟通，就是上下级之间，也没法对话。再说，清朝的规矩，官员上任，皇帝必定要召见一次，哪怕小小的县令也是如此，如果被召见的时候，一口土语，那么你说什么皇帝都不明白，没法留下好印象。所以，不会官话，对仕途很不利。

戊戌维新期间，梁启超办《时务报》，声名大振，光绪皇帝召见，然而梁启超一口广东新会土话，皇帝努力听了半晌，一句不懂。按清朝惯例，举人接受皇帝召见，得赏翰林的，最次也得给内阁中书，但梁启超却什么也没得到，只给了一个六品衔，在当年，等于什么都不是。其实，当年康有为的官话也说得不怎么样。他接受召见，自己后来吹嘘说是跟皇帝讲了两个多小时，其实不到一刻钟，就这一刻钟，皇帝也没听懂几句。

这样的官场沟通悲剧，此前也发生过。乾隆初年，浙江德清人章有大，进士及第之后，以知县分发福建候补。到省见上司，一口德清土话。福建巡抚，恰好是满人，只听得懂官话。闻听一串的土语，十分不爽，言语之间，未免带着讥讽。章有大不会说官话，但官话是听得懂的，一生气，官也不要了，找了个借口，说是生病了，离开了福建。家里有钱，一面请老师教官话，一面花钱买官，做了某部的郎中，几年之后，巴结得好，外放福建乡试副主考，接受皇帝召见之后，不知怎地弄得龙心大悦，改副为正。此时，福建巡抚，还是那个满人。当年，乡试的正副主考，相当于钦差，地位很高，上任时，巡抚得率文武众官到接官亭迎接。接下来接风酒宴上，章有大满口德清土语，一个劲儿地对着巡抚喷，喷得巡抚一肚皮不痛快，但今非昔比，又无可奈何。其实，这一箭之仇报得虽然爽快，但能报此仇，前提是章有大还是得学官话。不会官话，皇帝也不会派他做主考的，连副主考，都可能得而复失。

一个国家，必定得有一种通用的语言，否则一国之民，交通往来，通商行旅，都非常不便。方言虽好，但毕竟人们不可能以方言相沟通。无论南方人怎么不舒服，中国采用北方味的语言作为国语，就适用人口和通行性来说，还是合适的，不好因为有清朝的背景，就一笔抹杀之。历史上，中国北方地区的长期民族融合，胡人汉化，汉人胡化，这样的融合，使得北方各地方言，有了最大的相似性，不像南方，每个县的方言都不一样。反过来，如果采用粤语作为国语，广东境内就未必能统一，放到外面除了广东人谁都不懂，推行难度会大上不知多少倍，以至于根本行不通。所以，即使孙中山做总统，民国也不可能用粤语作为国语，连孙中山自己，也学官话，否则，他根本就成不了同盟会的总理。从留下来的录音看，他的官话，说得还相当地道，至少，我这个一句粤语不懂的人，完全听得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