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所谓的小报，一般是指比较娱乐化的都市报，偏娱乐，花边新闻多。但是，这个词如果放在古代，指的则是另一种东西，跟现在的报纸，其实关系不大。做新闻史的人，一般都把王朝时代的邸报，视为报纸的先河。其实，邸报这种东西，不过是官方把一些需要地方官知道的朝廷事项，经专人抄写出来，然后传给各个衙门，顶多属于政情通报。跟后来的报纸（新闻纸），没有多少相似之处。这种邸报，又叫“宫门钞”。负责抄传邸报的人，或者他们的下属，私下将邸报的内容抄出来，卖给所需要的人，这种货色，被称为小报、小钞。

邸报的内容，有皇帝的诏令，也有处理过的奏章，更有人事任免的消息。这样的东西，在那个时代，不仅做官的人需要知道，即便是商人，也需要知道。在一个政治权力高于天的社会，宫里的消息，价值最大。这也是为何有人会抄小报的原因，抄出来，就能卖钱。从明朝开始，在出版业蓬勃发展的刺激下，经过商人的运作，朝廷允许民间开设报房，在政府的监督下，翻印一部分邸报的内容，这样的印刷品，人称京报，卖给需要的人。当然，经手的太监，肯定享有相当的报效。只是有了京报，小报还在，因为小报的抄者，都是邸报的传抄人，人们期待着，从他们那里可以知道一些京报上没有的消息。

明清之际，小报的需求量很大，而且，官场对其的依赖很强。邸报太正式，不易得到，而京报又太简略。对于地方官来说，朝廷的动向，皇帝的好恶，往往都得依靠小报，通过小报的消息进行判断。但是，那个时代，朝廷不是每天都有消息，即使有消息，邸报也未必每天都报。但抄小报的人，买卖做大了，一天没有消息，买主不满意，自己手也痒痒。于是，就瞎编，道听途说，胡乱拼凑出一些宫里或者官场的消息出来，应付买家。当然，这样编造出来的消息，一般都是不痛不痒的，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内容，因为他们也怕暴露，这样做的目的，无非就是多骗点银子。

但是，这样的做法，是很容易露馅的。明朝的朝政比较马虎，传抄者发点小财，无关大局，大家睁只眼闭只眼。清朝政治比较严肃，都老爷（御史）也比较认真，这样的事，就频繁地被纠治。雍正四年五月，一份小报居然被搁到了皇帝的案头，上面的内容写的是皇帝某日在圆明园赐宴王大臣，而且还一并登龙舟，在舟上作乐赐酒，君臣俱欢乐。然而，那天皇帝并没有出宫，所有的热闹，都是编小报的人编出来的。看到这样的东西，一向严苛的雍正皇帝勃然大怒，下令兵刑两部严查。当然，查这样的案子很容易，因为抄小报的就是那些固定的人。查出来之后，相关人犯被判斩立决。还好，最后皇帝开恩，变成了斩监候，类似于今日的死缓。其实，所编的故事，按今天的标准，是一点政治不正确都没有，不过是扯了一点闲淡而已。

当然，皇帝要查的案子，属于钦案，判得重一点，理所当然。但是，这样的事儿之所以惹得皇帝龙颜大怒，关键是犯了皇帝的某种忌讳——皇家的事儿，不能不经授权随意编。不管编好编坏，要编，也得皇帝授权。这里，最要紧的，是有关政事信息发布的权威性和唯一性。严格来讲，在一个专制社会里，有关政事的消息，来源只有是一个，而且是唯一的一个，就是皇帝自己。专制必然独裁，而所谓的独裁，在很大程度上，是信息的垄断。最高层的消息，无疑是这种社会最要紧的信息，必须由皇帝亲点的御用机构来发布。发布什么，当然有讲究，但更有讲究的是谁来发布。私自发布涉及高层的信息，说轻点，有泄露机密之嫌，使得九重之内，不再神秘；说重点，则破坏了信息控制的大局。这样的政治，就是黑箱政治，严格地说，什么都需要保密，即使邸报可以报的，也只是通报给各级政府。能透给商人的，只是有选择性的那么一点（京报上的内容）。如果任由小报流行，那么邸报的内部性也就消失了，信息控制自然名存实亡。

黑箱政治，是不能有舆论、有媒体的。所能有的，一边是干巴巴的正式消息，一边是发达的小道消息。介于两者之间的小报，根本无法发育成真正的报纸。所以，中国的报纸，只能是从外国人在租界里才能养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