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这个题目的时候，脑海里首先出现的是侯宝林的一段相声，说是清末光绪和西太后相继驾崩，全国停止娱乐，唱戏的不得已都改了行，卖菜的卖菜，卖西瓜的卖西瓜。只不过，相声里的改行都是暂时的，皇帝和太后大丧过后，戏唱得更火，京剧界所谓的四大名旦，四大须生之类的名目，都是那以后才冒出来的，而1982年夏天有关我的改行，却是永久性的，从那以后，我从一个本该伺候拖拉机和收割机的农机助理工程师，一步步变成了用我大学同学的话来说，一个耍笔杆子和嘴皮子的人。
那年的夏天，在我的记忆中是大段的空白，中国和世界好像都没发生什么大事，也许最大的事情就是78级的我正好赶上毕业。我所读的学校，说来有点惭愧，是当年王震领着转业官兵在北大荒开荒的时候，乘着大跃进的热乎劲办的，不知为什么后来没有像那个年月闹的很多热闹一样被调整掉，反而成了一所正式的大学，一所“文革”期间惟一“不见鬼”（毛泽东说，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的农业大学。学校设在离中苏边境几十里的一个废弃的日本兵营里，我们上学的时候，一些试验室和实习工厂还用的是日本人的营房。学校四周，是大片的农田和荒地，以及不那么荒的山（大树都被日本人砍光了），这也许是我们学校的最大优势——谈恋爱的地方供应绝对充足。写到这里，按规矩得描述一下生活的艰苦或者接着到来的诗情画意什么的，可惜，两者都没有。原因是我学的是农业机械专业，课程特重，每天要上8节课，还要应付几十上百道需要费去几大张演算纸的作业，还不算制图和做试验。那些年，山外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包括刚刚开始流行的日本电视剧、流行歌曲以及还在争议中的迪斯科和喇叭裤，我都没有感觉。四年下来，累得心中只剩下一个念头：总算过去了，以后打死也不上学了。
说实话，学机械对我来说真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从小就不喜欢那些冰冷的铁家伙，根本就没想过要当一个“机械师”。恢复高考的头一年，我考的就是文科，只因为政审的缘故没有走成。第二年再考，有人出主意，说是理科政审要松一点，在那个地老天荒的地方也无从考察。我从善如流，弃文从理，因为自知底儿薄（考试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数学只拿了40分），只敢报农业院校。在选专业的时候，因为曾在农场的连队里做兽医，借猪马牛羊之势，就近报了个畜牧兽医专业。学文不成，剩下的对动物还有点兴趣（特别是猪，实际上，从后来的结果看，我是做了一个跟猪一样蠢的决定）。结果，这点小算盘也没有如意，接到通知书的那一刻我才知道，那年我们学校别的专业都不招，只招农机！
好容易四年熬下来了，那口松下来的气还没有喘匀，马上分配的难题就摆在面前了。那时候大学毕业是百分之百要分配的，虽说整个国家的大学生还很稀罕（包括我这样不值钱的农科学生），但分配却是绝对面向基层的。我们这些学农机的人，绝大多数要分到农场的连队，也就是农垦区的村里。当时我在别人看来，似乎是相当特殊的，因为摆在我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下到村里去做农机技术员，一是留校做公共理论课的党史教师。
读者也许怎么也难以明白，为什么我们学校居然会让一个学农机的学生，去教跟拖拉机和底盘风马牛不相及的中共党史。这件事现在说起来要费些工夫。那个时候学文科的大学生太稀罕，我不太清楚1982年全国文理科学生的比例确切是多少，但肯定很悬殊，因为文科学生大多比理科分得好。我们那样一个地处山沟里的学校，根本就分不来能教三门公共理论课的学生，所以只好在自己的毕业生里挑，不过一般都在我们学校惟一的文科——农业经济专业的毕业生里找，轮不到我们。然而，毕业前发生的另一件事情却让我有了这么一个“机遇”。毕业的前一年，好像又是王震发起了大学生学近代史的“运动”，而且还搞什么学生自教自学，于是居心叵测的同学们就把我牺牲了出去，让我来露乖出丑。但是，想不到的是，在运动过程中，学校突然发现在几个系教近代史的学生中，数我侃得还像是“史”。也许是一时兴起，居然将清朝的皇帝挨个儿背了出来；也许是钢牙紧咬，居然能将鸦片战争英军主帅的名字念得清楚，就这样，我这个学了一肚皮各种力学和画了厚厚的一大摞零件图和装配图的人，被认定具有教史的天赋。于是，毕业时我就有了两种选择。
殊不知，这两种选择对我来说，不是鱼和熊掌，而是两头差不多的烂蒜，选哪个都倒胃口。至于教党史，在同学们看来虽然是改成了文科，但我心里知道，这东西实际上是政治，而政治恰恰是当时的我所反感的东西。当初我之所以政审不合格，除了因为老爸早年站错了队，做了国民党军官之外，就是自己在“文革”后期对政治乱插嘴，对“文革”不敬的缘故。
但是，两难归两难，在那个夏天，我必须选择。古希腊哲学神话中，据说有在两堆相同的干草面前无法选择而饿死的驴子，而在中国的北大荒，学了四年机械的我却作了一个决然的决定，我选择了扔硬币。结果硬币指示我留下教党史。
于是乎，别了，我的拖拉机，我的电瓶，我的底盘，还有我打过针的马儿，我骟过的猪们，我变成了一个在同学眼里卖膏药和大力丸的人。就这样，一路稀里糊涂走下来，最后到了北京，成了真正的天桥把势。
去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打开了一辆汽车的前盖（当年汽车也是我们所必须学的），发现里面的东西全不认识我了。也就是说，过了将近20年后，我已经把我大学学的全还给老师了——不，老婆提醒我，我还有一样来自大学的本领：削铅笔。实际上是给老婆削眉笔（注：比汉代的张敞等而下之），不管多软多容易断的眉笔，我都能削得顺顺溜溜，不断不折，这手功夫显然是当年画机械图削铅笔练出来的。
不过，近来老婆的化妆品已经更新换代，眉笔也换成不用削的了——莘莘学子如我，不亦悲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