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讲的第三个问题是人在社会中的不同角色。人在社会中有哪些不同角色，我想从这个问题来说明历史对于人生修养的具体意义，要阐明这个问题，首先还是要从学理上来认识，然后再从情感上来进一步体察这样的认识。社会历史进程是通过人的社会活动来实现的，离开了人和人的社会活动，也就谈不上任何社会的进步、历史的发展。因此，广义地说，就像马克思、恩格斯说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神圣家族》）人的活动是不同的，历史不过就是这种活动的反应，从根本上说，史学家撰写历史著作不能不写人，人们不能生产一部没有人的著作。那么写人的思想、品质，写人的行为活动，写人的价值，进而要写到对人的评价，而人又都是具体的人，是同他人、同社会相联系的具体的人，不是一个抽象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在历史学家的笔下，总是涌动着芸芸众生：这样的人，那样的人，总是有说不尽的千古风流人物。在这方面，中国古代的史学有非常明显的特点，而这在世界史学上独放异彩。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中国拥有多种多样的史书，其中最重要的史书是纪传体史书，纪传体史书就是以人物为中心的史书。我们想，《史记》这部著作，一百三十卷，本纪是写帝王，帝王也是人，不是神；世家写各诸侯国国君，也写了一些著名的将相，也是人；七十列传，更是社会各阶层的代表人物，都是人。我们考察一下全世界的史书，在哪个年代，有像司马迁写过的那样的书，鲁迅讲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种纪传体一直影响到我国后来历朝历代正史的编撰，以人物为主。我们先不说《清史稿》，就说“二十四史”到底写了多少人，我多次提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我们现在的数字化手段能不能统计出来。这很困难，为什么很困难呢，因为一篇传里面不只是传主一个人，这个传里还有相关的许多人，有的人可能就一两句话，但是他是有名有姓的，那么到底有多少人，很难说清楚，也许将来我们能够说清楚。这就是，我们中国史书一直非常重视人在社会、在历史运动中的主体作用，所以我说它在世界史学上独放异彩。

那么，我们看史学家是如何来认识这样一个问题的。我们还是先说司马迁，他父亲司马谈临死的时候跟他说了这么几句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4]你要记住这个事情啊。后来《史记》里面记载，司马迁痛哭流涕，跟他父亲说，我一定要继承您的遗志，把您要做的事情做好，后来他写出了《史记》。那么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都是从政治上着眼的，也都是以人的修养为前提的：明主贤君，有一定的价值判断在里面，也反映人的修养；忠臣死义之士，也是一种价值判断；我愿意在这里重复我多次引用的司马迁做七十列传的三句话，他说，扶义倜傥，扶义就是扶持正义，倜傥我们可以理解成风流潇洒，不令己失时，就是不让自己错过恰当的时机，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不让自己错过历史的选择，不要让自己错过历史机遇，不要让自己失掉好的时机，立功名于天下。这三句话，我是这样理解的：第一句话是道德标准，第二句话是见识，不令己失时，还有践行，抓住机会；立功名于天下是事功标准。“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司马迁用这样一个标准，用这样一个尺度来写人物。当然，《史记》里面的七十列传，并非都是司马迁所说的这些人，他也写一些不好的人，但是他总的标准是写这样的一些人。这就反映了，中国古代历史学家在考察人的时候，在写芸芸众生的时候不是很随便的。所写的这个人在社会上、在社会活动中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在历史活动中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史学家是有一个尺度的，而这个尺度就反映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先秦儒学中以人学为核心的精神，在司马迁的历史著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所以我说，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学家，不仅认识到人在历史运动中的主体地位，而且写出了这样的史书，做了这样的表述，把人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反映出来。他不仅仅是认识到了，而且还反映出来了，所以司马迁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若干年前我跟苏联的东方研究院的一位教授通过信，他在信中说，他非常敬佩司马迁，他说司马迁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英雄。在一个外国的历史学家眼中司马迁是这样的人，他的书房里挂着司马迁的像，这样热爱司马迁。他把《史记》翻译成俄文，可见《史记》的影响力有多么得大。

这里我要强调的是，中国古代史学家写出来的芸芸众生，万千人物，不是无序的堆积，不是杂乱无章的拼凑，而是一种有序的排列，有序的组合，这反映了史学家对构成社会各阶层不同人的透视和评价。这里我想插一句，北齐有一个皇帝，他对史官魏收说：“魏收，你要好好写国史啊，你的权力比我大，我只能管活人，你还能管死人啊！”当然这可能是皇帝跟大臣说笑话，但也说明了史官的重要性，因为史学家笔下的评价，有时候代表一种确定性的价值判断。我们以“二十四史”为例，“二十四史”的传记部分包含杂传和类传，杂传一般是一个传写一个人，有时候会连带着写和传主相关的人物，有时一个传里写几个行事相近的人，这是杂传；还有一种是类传，就是说人的身份是相同的，把这些人写在一起叫类传。中国的史书类传很多，比如，儒林列传、游侠列传、循吏传、酷吏传等，这是同类性质、同样活动的一个群体，叫作类传。《史记》开创了类传的形式，《汉书》以下，类传就很多了，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变化。

我们首先讲杂传。杂传大致是三个序列，一是角色，在社会中他是什么角色；二是事功序列，就是他对历史的发展、对社会的进步有什么贡献，要把他写出来，这就是司马迁讲的立功名于天下；三是道德序列，主要以道德标准来衡量历史人物，比如，讲循吏列传，循吏就是一些比较好的官员，还有酷吏列传，酷吏有两面性，要做具体分析，奸臣列传所记奸臣的行为都很不好，等等，这就是用道德判断来看待历史人物。史学家在写历史人物的时候，按照一定的序列将他们各自归类，对他们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即使是帝王也不例外。我们读“二十四史”，读本纪，有的帝王表现很好，有的帝王劣迹斑斑，史学家都把他们写出来。同时，史学家也往往对他所写的历史人物倾注自己的感情，哪怕是手工业者，是商人，是鸡鸣狗盗之徒，都给予感情的倾注。司马迁写这些平凡的人物，也倾注了自己的感情，所以有人说，读了司马迁的列传，如战国四公子，就想养士，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这很有感染力，倾注了史家的感情。但凡出色的史学家都是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把历史人物写得栩栩如生，再现在读者面前，可读其言，可观其行，以致产生诫世示后的作用。诫就是告诫，世就是社会，诫世就是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作用，示后就是对后人也有一种示范的作用，这就是历史学对于人生、对于修养的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我们说，要从学理上去考察，史学著作怎么会影响到人生修养。一方面，我们要懂得《论语》怎么说，《孟子》怎么说，朱熹怎么说，用道德修养的理论来说明问题；另一方面，我们要知道历史著作是用各种各样的人物的行为和言论所反映出来的他们的道德，潜移默化地起到诫世和示后的作用。对当时的人们产生影响，对后人产生影响。像《史记》距今2000多年了，仍然产生影响，我想它对人生修养的生命力是无穷无尽的，这就是为什么史学对人生修养有极其重要的启示作用，它是以一种形象的、感性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给予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