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丰富的中国古代史学遗产中，史学理论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如前所说，这里说的史学理论，是指史家对于史学自身的认识，它不同于历史理论，即史家对于历史的认识。简言之，前者是关于史学的理论，后者是关于历史的理论。史家对于历史的认识，是他们对于史学认识的前提之一；而史家对于史学认识的发展，又反转过来促进他们对于历史认识的深入。这两个方面的理论本有密切的联系，为了研究上的方便，尤其是为了总结古代史家对于自身认识的丰富的理论遗产，推动当前史学理论的建设和历史探究的发展，有必要加强对古代史学理论的研究。

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先秦、秦汉时期，这是它的产生阶段；第二阶段，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这是它的形成阶段；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分别是宋元时期和明清（1840年以前）时期，这是它的发展阶段和终结阶段。这四个阶段如下。

（一）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产生：从史学意识到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

先秦时期，从《春秋》和孔子言论，以及《左传》和孟子言论中，可以看到人们的史学意识具有鲜明的特点和丰富的内涵。我们可以把它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重视史书的结构和文辞；二是重视史家对于史事的评价；三是推崇“书法不隐”的秉笔直书精神；四是提出史学发展同历史发展之间关系的认识；五是关于历史撰述的社会条件、社会目的和社会作用的认识；六是提出了“事”“文”“义”，史学上的三个范畴，等等。这对于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西汉时期，古代史家的历史意识更进一步增强了。司马谈临终前同其子司马迁那一番激动人心的谈话，正是这种强烈的史学意识的鲜明写照。不仅如此，《史记》一书还洋溢着司马迁的一种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这是先秦时期的史家、史著中所不曾有的、更高层次的史学意识。所谓史学发展意识，它不只是涉及有关史学的某些方面的认识，而且极为看重史学是史学家们不应为之中断的、具有连续性的神圣事业。

从孔子到司马迁，古代史家的史学意识的滋生、发展，提出了许多史学理论上的重要问题，直至提出“成一家之言”的宏伟目标。

（二）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形成：系统的史学批评理论的提出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在马、班所奠定的基础上，中国古代史学有了更大的发展。这时期的史学理论，不仅提出来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新的探讨，而且提出了系统的史学批评理论。这是古代史学理论的形成时期。南朝梁人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唐初政治家关于史学的言论、《晋书》卷八十二所载两晋史家的传记、《隋书·经籍志》史部诸序等，都是反映这个时期史学理论发展的重要文献。尤其是刘知幾的《史通》，提出了系统的史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论，标志着古代史学理论的形成，成为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里程碑。

刘知幾在史学理论上的主要贡献是，他提出了系统的史学批评的标准，即：关于史书内容，关于撰述方法，关于体裁体例，关于文字表述，关于撰述原则，关于史学功用，关于史才三长等。

值得注意的是，刘知幾提出史才、史学、史识即“史才三长”这三个范畴，阐释了他们各自的内涵和相互间的关系，这是史学家自我意识、自我修养的新发展，是史学家精神境界的新的升华。从整体来看，刘知幾在史学理论发展上所达到的高度，是前无古人的，《史通》写成于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年），这在当时世界史学史上也是无与伦比的。

（三）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史学批评的繁荣和理论形式的丰富

五代辽宋夏金元时期，尤其是两宋时期，中国古代史学有了更大的发展。通史、本朝史、民族史、历史文献学等方面，在这时期都取得了许多新成果。史学批评在相当广泛的范围里进一步发展，史学理论在不少问题的认识上更加深入，在表现形式上也更加丰富。这表明，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进入了它的发展阶段。

没有批评就没有发展。史学理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史学批评来实现的。这个时期的史学批评范围扩大了，不少问题的讨论更加深入了。在北宋，如吴缜、曾巩；在南宋，如郑樵、朱熹、洪迈、叶适、陈振孙、晁公武；在元初，如马端临等，在史学批评方面都各有成就。

这里，我要特别提到吴缜在史学批评领域的贡献。在史学批评理论方面，吴缜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什么是“信史”？他给“信史”做了这样的理论概括：“必也编次、事实、详略、取舍、褒贬、文采，莫不适当，稽诸前人而不谬，传之后世而无疑，粲然如日星之明，符节之合，使后学观之而莫敢轻议，然后可以号信史。反是，则篇秩愈多，而讥谯愈众，奈天下后世何！”[4]给“信史”做这样的规范、下这样的定义，在史学上以前还没有过。第二，史学批评的标准是什么？他说：“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5]把事实、褒贬、文采，尤其是事实作为史学批评的标准，在以前也是不曾有过的。《新唐书纠谬》在史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上，都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此外，郑樵的“会通”之论，叶适的“史法”之议，朱熹的读史之评，在史学批评上也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而且，马端临关于历史著述的“相因”“不相因”之论，显示出史学家在史学批评方面的求实精神和辩证方法。

（四）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终结：批判、总结、嬗变

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到明清时期，有两个极明显的特点，一是越来越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二是出现了批判、总结的趋势，同时也萌生着嬗变的迹象。大致说来，史学理论的发展，也不能脱离这两个特点，而在后一个特点上表现得更突出一些。因此，这可以看作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终结阶段，其特征便是批判、总结和嬗变。明后期的王世贞、王圻、李贽，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清中期的王鸣盛、赵翼、钱大昕、崔述、章学诚、阮元、龚自珍等，在史学理论、方法论方面，都各有不同的成就和贡献。

在批判、总结方面：王世贞对国史、野史、家史是非得失的辨析，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在强调史学经世致用的社会功能方面：顾炎武、王夫之都有重要的阐述。

在重视历史文献学的理论、方法方面：钱大昕、赵翼、王鸣盛、崔述有精辟的论述。

在重视考据与义理结合方面：有阮元的“汇汉、宋之全”“持汉学、宋学之平”的思想。

在强调学史与认识社会发展法则方面：有龚自珍提出“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的命题，影响所及，直至于今。龚自珍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从古代走向近代的分水岭。

总起来看，这时期的史学理论，具有非常鲜明的批判色彩，显著出史学理论开始嬗变的征兆。

如果说，研究司马迁的历史理论成就，可以观察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的趋势；那么，研究章学诚的史学理论成就，则可以反观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过往的历程。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讨论这个题目的初衷。谢谢各位！

[1] 2006年12月11日，在清华大学历史系的演讲。

[2] 尹达：《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尹达史学论著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08页。

[3] 参见陈启能：《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载《光明日报》，1986年12月3日。

[4] 吴缜：《新唐书纠谬·序》，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5] 吴缜：《新唐书纠谬·序》，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