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史学遗产”从历史遗产中分离出来，并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问题和理论问题加以研究，是白寿彝先生开其先河的。这里说的史学遗产，是指历史流传下来的前人在史学活动中的创造和积累。

白寿彝先生在1962年写了一篇长文《谈史学遗产》，后来收入《学步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在这篇文章中，他从理论上阐述了研究史学遗产的重要性及研究的方法。他从七个方面归纳了史学遗产中的主要成就，称之为七个“花圃”，这就是：史学基本观点的遗产（历史观、历史观点在史学中的地位、史学工作的作用），史料学遗产，历史编纂学遗产，历史文学遗产，重大历史问题研究成果的遗产，有代表性的史学家和史学著作，历史启蒙书的遗产。大家知道，自从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以后，中国古代史学始终处于被批判甚至被否定的位置，白寿彝先生提出要总结史学遗产，并把这些遗产比喻为“花圃”，在当时不仅要有学术上的见解，还要有理论上的勇气。

20世纪80年代，白寿彝先生又写出了五篇关于史学遗产的文章，其中一篇谈历史观点，一篇谈历史编纂，一篇谈历史文学，两篇谈历史文献。这五篇文章谈了四个专题：历史观点、历史文献、历史编纂、历史文学（历史著作之文字表述的艺术性）。这四个专题比原先所讲的七个“花圃”更集中了，也更提升了一步，同时也可以相互比照着理解。[2]

以上是白寿彝先生关于史学遗产的主要见解。他的这些见解发表后，对推动史学界研究史学遗产，研究中国史学史，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和指导作用。最近，我已经同北京出版社商定好，把白寿彝先生的这几篇文章汇集起来，收入“大家小书”第三辑，书名叫作《史学遗产六讲》，同时附上他的另一篇代表作《史记新论》。这书可望在2004年4月出版。

这里，我想在白寿彝先生关于史学遗产的见解的基础上，做一些变通，也加上我自己的研究和认识，简要地讲四个问题：丰富的撰述内容，多样的表现形式，历史理论的积累，史学理论的成就。

（一）丰富的撰述内容

在《汉书·艺文志》中，人们还看不出史书撰述内容的丰富性，可是到了唐初修成的《隋书·经籍志·史部》，我们看到史书已经分成13类，足见其内容的丰富性；到了清人修《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时，史书内容更是发展为15类了。其中，仅以历代“正史”而言，它是综合各方面内容而成书的，其纪、表、志、传互相配合，把重大事件、典章制度、历史人物都写到了，经济、政治、军事、民族、文化等都有所反映。单说“正史”中的“志”就包含天文、地理、食货、礼乐、职官、经籍等，反映了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正史”以外的各类史书，有民族史、地方史、地理书、族谱、家传等，可以说是反映了多方面的历史面貌。

在丰富的历史内容中，我想强调的是，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有人认为中国古代史学只是记述了汉族的历史，没有写出少数民族的历史，更没有写出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是不完全符合中国史学的实际的。《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先秦史书，写的就是多民族的历史。司马迁《史记》更是写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此后，在“正史”中写少数民族传记，成为一个传统，这是丰富的历史撰述内容的一个极重要的方面。

（二）多样的表现形式

中国古代史书体裁的多样形式，各有所长，互相补充，形成了对客观历史纵横交错、详略有致的表现形式。而每一种体裁都有不少代表性的著作，突出地表现出此种体裁的优点和所记述历史内容的价值。举例如下。

——编年体史书，从《春秋》《左传》《汉纪》《后汉纪》到《资治通鉴》及《续资治通鉴长编》等；

——纪传体史书，从《史记》《汉书》到历代正史；

——典制体史书，从《通典》《唐会要》到《文献通考》及历朝会要；

——纪事本末体史书，从《通鉴纪事本末》到历朝纪事本末；

——学案体史书，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清儒学案》等；学案体在今天仍有突出的借鉴价值，可惜未曾引起人们的足够的重视；

——评论体史书，这里包含历史评论和史学批评，历史评论著作有《帝王略论》《唐鉴》《读通鉴论》《宋论》等，史学批评著作有《史通》《非国语》《新唐书纠谬》《五代史纂误》《史略》《史学要义》《文史通义》等，乾嘉时期的几位历史考证著名人物的著作，如钱大昕所著《廿二史考异》、王鸣盛所著《十七史商榷》、赵翼所著《廿二史札记》，则既有历史评论，又有史学批评，内容丰富，多有理论见解，不能单纯以一般性历史考证著作看待；

——历史笔记，这里主要是指史料笔记，其中有侧重历史考辨的，有侧重历史掌故的，有侧重社会风俗的；自唐迄清，这种笔记极为丰富，其中有不少是名家所撰，如欧阳修、苏轼、洪迈、陆游等；笔记的体裁比较灵活，或亲历，或传闻，或读书所得，随手札录，聚少成多，汇编成书；这些笔记有的按类编次，有的按撰写时间编次，有的有目录，有的没有目录，总之，这是一种不拘形式的体裁，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种“笔记”撰述风起云涌，学术含量高的当然也有，但并不多见；

——史注，这虽然不是一种独立的体裁，但却具有重要的地位，如《国语》韦昭注，《左传》杜预注，《水经注》郦道元注，《洛阳伽蓝记》杨衒之自注，《史记》三家注，《三国志》裴注，《汉书》颜注，《通典》杜佑自注，《资治通鉴》胡注，《史通》浦起龙注等，这些都是有名的注，重要的注，在注文的内容和注文的体例上都有很多可以继承的地方。

以上这些史书的表现形式，互相补充、交叉，对于记述和反映中国历史面貌，反映历代史家和学人对于中国历史的认识，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同时也要丰富了我们对于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的认识。有些史书的表现形式，在当今的史学活动中还是可以借鉴的。

（三）历史理论的积累

这里，我首先要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应当区分历史理论同史学理论的内涵，同时也要注意到它们之间的联系。第二个问题，是在中国古代史学中，有没有历史理论？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没有理论，只有记载和描述，有人甚至名之曰“记述史学”。我个人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妥当的，究其原因，一是他们对中国史学不甚了解，二是研究中国史学的朋友（包括我自己）对理论遗产发掘和总结不够。依我的肤浅认识来看：中国古代史学有着辉煌的理论成就。比如，《史通》和《文史通义》就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成就的代表作；《新唐书纠谬》《史略》《文献通考·经籍考·史部》《史学要义》《廿二史札记》等，都有鲜明的史学理论色彩；《吕氏春秋》《新语》《淮南子》《盐铁论》《人物志》《帝王略论》《贞观政要》《唐鉴》《唐史论断》《通鉴直解》《读通鉴论》《宋论》《明夷待访录》等，则蕴含着丰富的历史理论内容。《史记》《汉书》以下，历代“正史”中也包含着丰富的理论遗产。

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遗产有自己的特点。第一，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形式，大多不离事而言理、言道。从《吕氏春秋》到《读通鉴论》《廿二史札记》，莫不如此。第二，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成就，就作者和著作而言，显得“分散”；就历史脉络而言，却具有系统性和连续性。如分封、郡县之论，从秦朝至清朝，代有所论且愈益深刻；又如君主之论，从孟子到王夫之，论者屡朝不绝，宏论迭出；再如兴亡之论、正统之论等，也是如此。认清了这两个特点，以这两个特点为基础，我们才可能走出误区，不断加深对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遗产的认识。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经过几年的努力完成了《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约六百万字。这个分典有史学史部分，有历史理论部分，也有史学理论部分，可望在近一二年内出版。这是我们在理论遗产的文献方面所做的一点工作，《人民日报》曾报道过这个消息[3]。

根据我目前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初步研究，我认为中国古代史学在历史理论方面有如下一些积累。

——关于天人之际的理论。这可以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探讨。“天”的含义：有意志的天，自然的天，作为客观环境的天三个方面。“人”的含义：有周王与“人”，普通的人两个方面。天人关系：有“天命”与“人事”，“天道”与“人道”位置的变化两个方面。

——关于古今关系的理论。例如，古今是否有联系，是何种联系，进步？倒退？循环？穷、变、通、久的观念，“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观念，“通古今之变”的思想。

——关于历史进程的理论。例如，上古之世、中古之世、近古之世的历史分阶段论，关于国家起源的天才猜想。

——关于历史变化动力的理论。例如，“天命”，“人事”，“圣人之意”，“生人（民）之意”，“时势”与“事理”，“事势之流，相激使然”。

——关于治乱兴衰的理论。例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水”与“舟”（民与君）的关系，“逆取”与“顺守”的辩证思想，“过役民力”与“休养生息”，“戒奢”与“风教”，“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居安思危与忧患意识，“兴亡”论种种。

——关于夷夏关系与历史文化认同的理论。例如，同源共祖观念，“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地理环境与民族差别，科举制和五经，十三史与仁义道德，史书编纂与历史认同（说明：从《魏书》《周书》《北齐书》《南史》《北史》《辽史》《金史》《元史》等，说到今天新修清史）。

——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理论。例如，“时势”与“英雄”，人才的作用，丰富的君主论，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关于人民、国家、君主之关系的理论（史学家有孟子、魏徵、柳宗元、王夫之等）。

这些理论，在层次上或许有所不同，但都有丰富的积累。其中，天、人、古、今、时、势、理、道、通变、治乱、盛衰等，是经常出现的命题或范畴，历代史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所贡献。

近代以来历史观念不断变革，历史理论不断发展，如批判意识增强，进化论的引进，唯物史观的产生和发展等。

（四）史学理论的成就

概括说来，这主要表现为对于一些概念、范畴和问题的提出与论述，例如，历史意识与史学意识，古代史学理论的基本范畴（史才、史学、史识、史德、史法、史意），书法与信史，采撰与历史事实，史论艺术与历史见识，史文表述与审美要求，史学的社会功能，史学批评的标准和史学批评方法论，近代以来史学理论的发展。从史家和著作来看，刘知幾的《史通》、吴缜的《新唐书纠谬》、高似孙的《史略》、王世员的《弇山堂别集》、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李守常（大钊）的《史学要论》等，具有突出的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