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文表述要达到美的要求，一是要明确这个要求的标准，二是要了解史家是怎样朝着这些要求去努力的。前者上文已经阐述，这里来阐述后者：闳中肆外和史笔飞动。闳中肆外，是关于史家对史事的积累与抒发的关系；史笔飞动，是关于史家对史事的“体验”与“重塑”的关系。

章学诚在评价明人归有光时写道：

然归氏之文，气体清矣，而按其中之所得，则亦不可强索。故余尝书识其后，以为先生所以砥柱中流者，特以文从字顺，不汩没于流俗，而于古人所谓闳中肆外，言以声其心之所得，则未之闻尔。然亦不得不称为彼时之豪杰矣。[82]

这里，章学诚肯定了归有光在文章上的“文从字顺，不汩没于流俗”的朴实文风；但指出了他对古人提出的闳中肆外的作文境界并不了解。章学诚说的“古人”，是指唐代韩愈。韩愈作《进学解》，有“闳其中而肆其外”[83]之说，讲的是作文要求：内容充实、丰富，而文笔发挥尽致。章学诚在《文理》中发展了韩愈的这一思想，全篇阐说闳中肆外在各方面的要求，于文于史，都可以参考。

章学诚说：“言以声其心之所得。”这句话是抓住了闳中肆外的本质的。换句话说，只有心有所得，方可言之于声。他批评有些人学习司马迁的《史记》，只学其皮毛，“而于古人深际，未之有见”。由于自己心中无所得，这样学习的结果，“遂不免于浮滑，而开后人以描摩浅陋之习”。《史记》写人物，写战争，写场面，都写得好，一个重要原因，是司马迁熟悉历史人物，也有战争知识，对所写的一些历史场面作过深入的研究。这就是所谓“心之所得”。关于这一点，从“太史公曰”和《太史公自序》里可以看得很清楚。章学诚说的要见到“古人深际”，就是这个意思。

按章学诚的意思，要做到闳中肆外，必须在几个方面下功夫。

立言之要，在于有物。章学诚说：“古人著为文章，皆本于中之所见，初非好为炳炳烺烺，如锦工绣女之矜夸采色已也。”又说：“富贵公子，虽醉梦中不能作寒酸求乞语；疾痛患难之人，虽置之丝竹华宴之场，不能易其呻吟而作欢笑。此声之所以肖其心，而文之所以不能彼此相易，各自成家者也。”章学诚不懂得唯物辩证法，但是他论“立言之要，在于有物”，认为不同地位、境遇的人，都逃脱不了“声之所以肖其心”的普遍法则，似乎已经包含着一点“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的朦胧的认识。正是从这个认识出发，他才可能提出“言以声其心之所得”的命题，主张著书作文，一定要言之有物。如果“舍己之所求而摩古人之形似”，那就是偕老之妇亦学杞梁之妻而悲号，朝堂大臣亦学屈原自沉汨罗而作楚怨，感把事情弄颠倒了。

学问为立言之主，文章为明道之具。这是讲学问跟文章的关系。章学诚认为：“求自得于学问，固为文之根本；求无病于文章，亦为学之发挥。”学问是文章的根本，文章是学问的发挥；没有学问，无以立言，没有文章，无以明道。学问是主要的，但也不能不讲文章，然而重视文章并不就是追求文辞。他说：“古人论文，多言读书养气之功，博古通经之要，亲师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则其道矣。至于论及文辞工拙，则举隅反三，称情比类，如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或偶举精字善句，或品评全篇得失，令观之者得意文中，会心言外，其于文辞思过半矣。”可见，文章的提高，主要是在上述“功”、“要”、“益”、“方”几方面着力，文辞则是第二位的。只有闳其中，才能肆于外。

不应以古人无穷之书，而拘于一时有限之心手。章学诚说：“学文之事，可授受者规矩方圆，其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所谓规矩方圆，是指作文的一般原则，如上面讲到的“立言之要，在于有物”、“学问为立言之主，文章为明道之具”即是。所谓心营意造，是指“摘记为书，标识为类”，它们本是后人“一时心之所会，未必出于其书之本然”，只可自志，不可授受，“盖恐以古人无穷之书，而拘于一时有限之心手也”。他举例说：“比如怀人见月而思，月岂必主远怀！久客听雨而悲，雨岂必有愁况！然而月下之怀，雨中之感，岂非天地至文！而欲以此感此怀藏为秘密，或欲嘉惠后学，以谓凡对明月与听霖雨，必须用此悲感方可领略，则适当良友乍逢及新婚宴尔之人，必不信矣。”章学诚进而论到文章的“法度”，他说：“时文当知法度，古文亦当知有法度。时文法度显而易言，古文法度隐而难喻，能熟于古文，当自得之。执古文而示人以法度，则文章变化，非一成之文所能限也。”因此，这种法度，对不知法度的人来说，不是不可作为参考的。但若把它视为秘诀，那就十分有害，“如啼笑之有收纵，歌哭之有抑扬，必欲揭以示人，人反拘而不得歌哭啼笑之至情矣”。总之，在章学诚看来，学文之事，在规矩方圆上应当学习前人的经验，但在具体做法上则不应为古人所拘，而要进行新的创造。

历史是运动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是在运动中发展的。历史撰述应当把这些运动表现出来。在这个问题上，梁启超所论甚为中肯。他强调要把历史写得“飞动”起来，才能感动人。他说：“事本飞动而文章呆板，人将不愿看，就看亦昏昏欲睡。事本呆板而文章生动，便字字都活跃纸上，使看的人要哭便哭，要笑便笑。……历史家如无此种技术，那就不行了。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毕沅作《续资治通鉴》，同是一般体裁。前者看去百读不厌，后者读一二次便不愿再读了。光书笔最飞动，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刘裕在京口起事、平姚秦、北齐北周沙苑之战、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事实不过尔尔，而看去令人感动。”[84]史笔“飞动”，尤适于记述大的历史场面，特别是大的战争场面。梁启超说的“事实不过尔尔，而看去令人感动”，这正是史文表述在美学上的感染力量。一般来说，历史撰述只要表现了历史的真实面貌或接近于真实的面貌，那么它就能给读者以警戒，以启迪，以智慧，以鼓舞。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又同史文表述有密切的关系。

[1] 《尚书》译文，采自王世舜译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89～190页。

[2] 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5页。

[3] 杜佑：《通典》卷三十一《职官十三·王侯总叙》，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849页。

[4] 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五《边防一·边防序》，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979页。

[5] 杜佑：《通典》卷十三《选举一·选举序》，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08页。

[6]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末《进书表》，胡三省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9608页。

[7] 吴兢：《贞观政要》卷二《任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3页。

[8] 《左传·成公十四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70页。

[9] 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944页。

[10] 参见《孟子》卷八《离娄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92页。

[11] 《左传·宣公二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63页。

[12] 《论语》第三《八佾》，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6页。

[13] 《孟子》卷六《滕文公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55页。

[14]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19～3320页。

[15] 刘知幾：《史通》卷十四《惑经》，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81页。

[16] 袁枚：《随园诗话》卷三“四十七”，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87页。

[17]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文德》，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60页。

[18]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五《妇学》，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496页。

[19]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九《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81页。

[20]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史德》，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57页。章学诚指出，刘知幾之论才、学、识未尽其理，有两点是不确切的，多年来不曾得到辩证。第一，刘知幾关于才、学、识的思想，并不限于辞采、记诵、击断，这从《史通》一书可以得到明证。第二，刘知幾没有说过“有学无识，如愚估操金”的话。《旧唐书·刘子玄传》原文是：“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新唐书·刘子玄传》简化为：“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但二书所记都是“有学无才”而非“有学无识”，章学诚显然是据《新唐书》转录而又误录一字，以致失之毫厘而差之千里。因为从上引章学诚的话来看，他所谓未尽其理者，正是针对“史识”而发，这当然就冤枉了刘知幾。以上两点，应当是为刘知幾辩护的。不过，有趣的是，章学诚从并非完全正确的引证中，却阐说了正确的理论，可谓幸矣。而他明确地提出以“史德”来丰富“史识”的内涵，并进而以“史德”来补充刘知幾的“史才三长”论，毕竟显示了他的卓识。

[21]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史德》，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06～207页。

[22]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二《刘子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73页。

[23]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九《家书二》，《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92页。

[24] 章学诚：《章氏遗书外编》卷十六《和州志一·志隅自序》，《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552页。

[25] 《左传·宣公二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63页。

[26] 刘知幾：《史通》卷四《序例》，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81页。

[27]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6页。

[28] 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宋书》卷六十九《范晔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30页。

[29] 刘知幾：《史通》卷十《自叙》，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71页。

[30] 刘知幾：《史通》卷七《鉴识》，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9页。

[31] 刘知幾：《史通》卷十《辨职》，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64页。

[32]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九《春秋·总论》，第117页。参见卷十《左传一》“杜预序”、“僖公”、“宣公”，卷十一《左传二》“总论”、“襄公二”等条。

[33]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十九《史记一·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66页。

[34]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十九《史记一·本纪》、卷三十六《隋书一·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66、533页。

[35]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十三《汉书三·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33页。

[36]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三十八《唐书一·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559页。

[37]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三十九《唐书二·表》，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576页。

[38]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十一《汉书一·表》，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04页。

[39]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十《史记二·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96页。

[40] 参见章学诚：《文史通义》卷四《释通》，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45～351页。

[41] 《左传·宣公二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63页。

[42] 参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099页。

[43] 刘勰：《文心雕龙》第十六《史传》，周振甫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72页。

[44] 令狐德棻等：《周书》卷三十八《柳虬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681页。

[45] 王溥：《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下·史馆杂录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306页。

[46] 刘知幾：《史通》卷七《直书》，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79页。

[47] 刘知幾：《史通》卷七《曲笔》，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5页。

[48] 刘知幾：《史通》卷二十《忤时》，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556页。

[49] 韩愈：《韩昌黎全集》外集卷二《答刘秀才论史书》，上海：世界书局，1935年，第486页。

[50] 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三十一《与韩愈论史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99页。

[51] 刘知幾：《史通》卷七《直书》，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0页。

[52] 《论语》第三《八佾》，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6页。

[53] 《论语》第十五《卫灵公》，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67页。

[54] 《春秋穀梁传·桓公五年》，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347页。

[55] 《春秋穀梁传·庄公七年》，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382页。

[56] 刘知幾：《史通》卷十三《疑古》，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52页。

[57] 刘知幾：《史通》卷十《自叙》，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71页。

[58]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序，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1页。

[59] 《论语》第十五《卫灵公》，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67页。

[60] 吴缜：《新唐书纠谬》卷首《新唐书纠谬序》，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页。

[61] 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彪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25页。

[62] 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8页。

[63] 董诰等：《全唐文》卷六百三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400页。

[64] 王溥：《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下·史馆杂录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315页。

[65] 参见钱大昕：《新唐书纠谬跋》，《新唐书纠谬》卷末，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2页。

[66] 参见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三国志》卷末，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71页。

[67] 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彪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25页。

[68] 沈约：《宋书》卷六十九《范晔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30页。

[69] 洪迈：《容斋随笔》卷十五“范晔作史”，《容斋随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91页。

[70] 宋濂等：《元史》卷末《纂修元史凡例》，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676页。

[71] 参见白寿彝：《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1年第4期。

[72] 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彪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25页。

[73] 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8页。

[74] 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彪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86页。

[75] 房玄龄等：《晋书》卷八十二《陈寿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137页。

[76] 房玄龄等：《晋书》卷八十二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159页。

[77] 房玄龄等：《晋书》卷八十二《干宝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150页。

[78] 吴缜：《新唐书纠谬》卷首《新唐书纠谬序》，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页。

[79] 刘知幾：《史通》卷六《言语》，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39页。

[80] 参见刘知幾：《史通》卷六《叙事》，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56～158页。

[81] 刘知幾：《史通》卷六《叙事》，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61～162页。

[82] 参见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文理》，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67～268页。

[83] 韩愈：《韩昌黎集》卷十二《进学解》，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78页。

[84]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