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历史意识和史学意识

一、历史意识

中国史学有丰富的史学理论遗产。我们对这份遗产的考察和概括，当以中国史家的史学意识为出发点；然而，史家的史学意识又是建立在史家的历史意识基础之上的。因此，本章就从历史意识和史学意识说起。

所谓历史意识，从一般的意义上说，它是人类在文明发展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对自身历史的记忆和描述，并在求真求实的基础上从中总结经验、汲取智慧，进而以其用于现实生活的一种观念和要求。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古老的历史意识传统的民族。

在文字产生以前，先民已有了原始的历史意识，这从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中得以反映出来，其中包含着先民对于自身历史的记忆。在文字出现以后，先民的这种原始历史意识逐渐发展为自觉的历史意识，这从卜辞、金文、官文书和史官记事中得以反映出来，其中包含着对于时事的记载和对于历史的追述。《尚书·召诰》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意谓我们不能不以夏为鉴戒，也不能不以殷为鉴戒。又说：“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历年，式勿替有殷历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意谓君臣上下，时常把忧虑放在心里，这样才差不多可以说，我们接受上天的大命，才能够像夏那样经历久远的年代，才不至于经历像殷那样的年代。我们希望成王以小民的安乐使上天高兴，以便从上天那里接受永久的大命。[1]《诗经·大雅·**》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这种历史鉴戒思想所反映出来的，正是一种强烈的自觉的历史意识。周人关于先祖和王朝的颂诗，见于《诗经·大雅》中的许多篇章，也都反映出这种自觉的历史意识。卜辞和金文所记大多关于时事，它们作为文字记载由简而繁的确证，其中包含了后来作为历史记载的几个主要因素，即时间、地点、人物、活动或事件。值得注意的是，卜辞中有关祭祀祖先的记载，涉及殷王朝的世系，则已包含了追寻历史的意识。金文中“子子孙孙永宝用”的观念，反映出希望现实不被未来所遗忘的历史意识。《大盂鼎》铭文关于殷人因酗酒而“丧师”的记载，同上引《尚书》、《诗经》中的话属于同一种含义，也是自觉的历史意识的反映。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古代最早的史官起了重要的作用。春秋末年，孔子据《鲁春秋》而写出编年体史书《春秋》，成为中国史学上最早的私人撰史的史家。自此以后，直至清代，在大约2500年中，史官以及并非史官的史家层出不穷，代有名家。他们世代相承，把中华民族的自觉的历史意识继承和发展下来。中国史学的这个特点，不仅为中国学人所重视，而且为近代以来西方学人所推崇。

这种深刻的历史意识在史学发展过程中，反映在史家历史观点上的突出成就，首先，是认识到历史、现实、未来的联系，如司马迁说的“述往事，思来者”[2]。其次，是认识到历史是变化的，如《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记史墨说的话：“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因此，“通古今之变”成为司马迁以后不少史家追求的目标之一。再次，是肯定历史在变化中的进步。例如，杜佑《通典》论分封、郡县的弊与利，认为“建国利一宗，列郡利万姓”[3]；论民族风尚，认为“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4]；论人才状况，认为“非今人多不肖，古人多材能，在施政立本，使之然也”[5]；等等。反映出鲜明的历史进化思想。最后，这是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早已有所发展的、认为历史可以为现实提供借鉴的思想，如司马光所说“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6]。这些历史观点，还有其他一些进步的历史观点，在中国史学发展中都有丰富的积累。

这种深刻的历史意识产生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同时又反过来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许多事实证明，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和辩论，都直接影响到当时政治上的重大决策。唐太宗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7]这话极简洁地概括了历史意识对社会实践（这里主要是指政治实践）的反作用。

这种深刻的历史意识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对促进各族之间的历史认同、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有重要的作用。自司马迁著《史记》而以周边少数民族入史，此后成为历代“正史”撰述的传统。这些事实表明，中国历史上人们这种深刻的历史意识，表现为大原则上的共同的社会心理和历史价值观，这是中华民族之凝聚力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渊源。总起来看，可以认为，中华民族的深刻的历史意识，是中国史学之优良传统的核心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