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评价历史人物方面，古代史家历来注意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二者的区别与联系。上文举出的关于君主论的几种见解：荀悦论“六主”，着眼于历史评价；魏徵论“明君”、“暗君”、君主“十思”，着眼于道德评价；司马光论君主的“道”、“德”、“才”，是顾及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的结合。

唐初虞世南所撰《帝王略论》，是专论帝王之书，而着重于择其明者可为规范、昏者可为鉴戒的君主进行评论。下面一段评论，涉及对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之关系的认识：

公子曰：武帝克平江表，混一宇内，可谓晋之明主乎？

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样的君主称得上是“明主”？虞世南认为，只有“立德立功，可大可久”的君主，才可称为“明主”。根据这个标准，他认为晋武帝算不上“明主”。

显然，所谓“立德”，讲的是道德标准；所谓“立功”，讲的是功业标准。对于君主来说，“立德”不止是个人的道德修养，还要顾及与个人道德修养有关的政治行为；“立功”无疑指对于社会历史所作的贡献。用“立德立功”的标准，或者用司马光的道、德、才的标准，去评价历史上的君主，应当说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因此，从司马光以下，史学家们对于前朝的君主一般都不以“明主”相许，严肃的史学家甚至对本朝有作为的君主也不轻许以“明主”、“明君”的称号。还有一种情况，即便是在“功”与“德”两方面都有可称者，但尚未达到“可大可久”的程度，似也不能以“明主”相许。《帝王略论》即有此例：

公子曰：陈文、宣二帝，功德云何？

先生曰：梁季版**，江东凋残，编户齐人，百不遗一。武帝经纶草创，而享祚不永，方隅犹阻，代敌未夷。文皇聪明睿智，纂承洪绪，群贤毕力，宇内克清，爵赏无偏，刑罚不滥，政事明察，莫敢隐情。国史以为承平之风，斯言得之矣。宣帝度量弘广，推心待总，可谓宽仁之主焉。[202]

史家没有否认陈文帝、陈宣帝的“功德”，称前者有“承平之风”，称后者是“宽仁之主”，这是较高的评价了，但终不以“明主”相称。《帝王略论》对魏孝文帝的评价也类似于此：

公子曰：魏之孝文，可方何主？

先生曰：夫非常之人固有非常之功，若彼孝文，非常之人也。

公子曰：何谓“非常之人？”

先生曰：后魏代居朔野，声教之所不及，且其习夫土俗，遵彼要荒。孝文卓尔不群，迁都瀍涧，解辫发而袭冕旒，祛毡裘而被龙衮，衣冠号令，华夏同风。自非命代（世）之才，岂能至此。比夫武灵（按指赵武灵王），不亦优乎！[203]

作者对北魏孝文帝改革给予高度评价，赞扬他“卓尔不群”，并把他称为“非常之人”和“命世之才”，但也只是说他优于战国时的赵武灵王，没有以“明主”相评论。这些事例表明，史家对于君主的评价，在事功方面和修养方面，都有非常严格的标准。这个标准甚至达到苛刻的程度，这正表明了中国史学在历史评论上的严肃性。

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史学家们经常会遇到同一历史人物在功业上和道德上的不协调性或不一致性，即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之间所存在的差异以至于相悖。面对这样的问题，史学家一般有两种选择：一是功与德都确有可论的，二者都论；二是功与德只有其中之一有可论的，即论其一。这里说的“论”，可以是肯定性的评价，也可以是否定性的评价。举例来说，如《帝王略论》之论诸葛亮和司马懿：

公子曰：诸葛冠代奇才，志图中夏，非宣帝（按指司马懿）之雄谋妙算，其孰能当斯勍敌者乎？

先生曰：宣帝起自书生，参赞帝业，济时定难，克清王道，文武之略，实有可称。然多仗阴谋，不由仁义，猜忌诡状，盈诸襟抱，至如示谬言于李胜，委鞠狱于何晏，愧心负理，岂君子之所为？以此伪情，形之万物！若使力均势敌，俱会中原，以仲达之奸谋，当孔明之节制，恐非俦也。[204]

虞世南一方面肯定了司马懿“参赞帝业，济时定难，克清王道”的“文武之略”。另一方面尖锐地指出他“多仗阴谋，不由仁义，猜忌诡状，盈诸襟抱”，及其种种“愧心负理”的行为。而诸葛亮在功业上的局限，是因为蜀国与魏国相比，并不具备“力均势敌”的条件，否则，“孔明之节制”当会战胜“仲达之奸谋”。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而已。后来唐太宗评论司马懿，一方面说他“文以缵治，武以棱威”，另一方面说他“饰忠于已诈之心”，“前忠而后乱”，“欺伪以成功”[205]。这跟虞世南的评论是一致的。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史家对司马懿的评价，是注意到把历史评价标准和道德评价标准区别开来的，即肯定他在历史上的功业，而批评他在德行上的奸诈。同时，我们也清晰地看到，史家对司马懿的评价，又是注意到使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相结合而展开的，即不因其德行的奸诈而否认其功业的成就，也不因其有功业上的成就而讳言其德行上的奸诈，从而做到了对一个人作全面的评价。这是史学家所作出的第一种选择。

史学家还可以作出第二种选择，即根据被评价对象的具体情况，重点评价其功德的一个突出方面，“至于守文承平，无咎无誉”，非规范、鉴戒所由者，则不必强作评论。在这个问题上，司马迁是十分谨慎的。他父亲司马谈确实说过“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的话，司马迁也确实向父亲保证，“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206]。但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汉兴以来“明主贤君”的评论，却是极注重分寸的。他在《高祖本纪》后论中，没有对汉高祖本人直接发表评论，而是说：“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这实际上是充分肯定了汉高祖的历史功业。对于吕后统治时期，司马迁在作总结性评价时，没有涉及吕后及诸吕的种种劣迹，而是着眼于当时的社会生产秩序来作评论，他写道：“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207]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对于惠帝、吕后事功的评价吧。司马迁对汉文帝的评论是意味深长的，他引用孔子的话加以发挥说：“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208]他又说：“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209]所谓“德至盛”、“施大德”，这是对汉文帝的“德”给予了崇高的评价。在这个评价中，也暗含着对汉武帝大行封禅的批评。而司马迁对汉景帝本人，几乎没有作任何直接的评论。由此可见，司马迁在评价本朝君主时，在历史认识上是严肃的，在评价方法上是有分寸的，堪称史家评价君主的典范。这可以从班固、虞世南的相关评论中，得到进一步的印证。《帝王略论》这样评论班固对成、康与文、景的评价：

公子曰：班固云“周云成、康，汉称文、景”，斯言当乎？

先生曰：成、康承文、武遗迹，以周、召为相，化笃厚之氓，因积仁德，疾风偃草，未足为喻。至如汉祖开基，日不暇给，亡赢之弊犹有存者，凿颠抽胁尚行于世。太宗体兹仁恕，式遵玄默，涤秦、项之酷烈，反轩、昊之淳风，几致刑厝，斯为难矣。若使不溺新垣之说，无取邓通之梦，懔懔乎庶几近于王道。景帝之拟周康，则尚有惭德。[210]

班固竭力宣汉，故对文、景评价甚高。虞世南则不然，他认为汉文帝几乎近于“王道”，而汉景帝则不能与周康王相比，这跟司马迁的评价是很相近的。这个比较证明，怎样看待历史人物，史家在认识上的差异和评价上的分寸，是有明显的不同的。这一方面给后人带来了困惑，另一方面也激发了后人研究的兴味。

史家对君主功与德的一个突出方面进行评价的方法，也包括对失德君主的评价。《帝王略论》在评价宋孝武帝、宋明帝时写道：

公子曰：（宋）孝武、明帝二人孰贤？

先生曰：二帝残忍之性，异体同心，诛戮贤良，断翦支叶，内无平、勃之相，外阙晋、郑之亲。以斯大宝，委之昏稚，故使齐氏乖衅，宰制天下，未周岁稔，遂移龟玉。缄縢虽固，适为大盗之资，百虑同失，可为长叹，鼎祚倾渝，非不幸也。[211]

像这样的君主，谈不上谁比谁贤的问题。以“诛戮贤良”为能事，以“断翦支叶”为快慰，这样的统治怎么能维持下去呢？“鼎祚倾渝”，实在是咎由自取，谈不上是他们的不幸。

以上这些评论，大致可以反映出史家在评论君主时的第二种选择。

司马光写了一篇长达120余字的史论，对唐朝的皇帝从高祖、太宗至僖宗、昭宗作了系统的评论，这可以说是他评价君主三条标准道、德、才的实际运用，全篇贯穿着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的结合，也勾勒出唐朝兴亡的轨迹。可以认为，它既是一篇“唐朝君主论”，也是一篇“唐朝兴亡论”[212]。

史家在历史人物评价中，把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既相区别又相结合的原则，同样适用于君主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司马迁为各阶层代表人物立传，是要写出他们“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也是顾及立节有为、建功立业两个方面。《史记》写出了许多“立功名于天下”的人。也写了不少在德行上大可称道的人，他评论道，“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唯信陵君为能行之”；蔺相如“能信意强秦，而屈体廉子，用徇其君，俱重于诸侯”；袁盎、晁错“敢犯颜色以达主义，不顾其身，为国家树长画”；田叔“守节切直，义足以言廉，行足以厉贤，任重权不可以非理挠”；“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公孙）弘用节衣食为百吏先”；汲黯“正衣冠立于朝廷，而群臣莫敢言浮说”；游侠“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213]；等等。都是着意于德行的评价。司马迁作为纪传体史书的创始者，他在这方面的历史观念，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当然，司马迁毕竟是视野广阔、思想深刻的伟大史家，所以他也注意到了“各有所长”的佞幸人物、“不流世俗，不争势利”的滑稽人物、“各有俗所用”的占候时日的人物，以及“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214]的工商业者。可惜他在这方面的见识，鲜为后世史家所继承和发展。

在评价历史人物问题上，尽管史学家一般都不会离开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的范围，但或因时代的变化，或因史家所处环境的不同及史家器局上的差异，史家对功业高下的判断和道德规范的理解，往往会有歧异，并造成对同一历史人物的不同评价。如司马迁评论秦始皇说：“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215]他评论项羽“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侯王，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216]。他评论陈胜说：“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217]又说：“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218]这些都是极有见识的评价。然而，班固是耻于以汉史“厕于秦、项之列”[219]的，而刘知幾也不赞成司马迁对项羽、陈胜的评价[220]。班固还批评司马迁“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221]，由此可见，在道德标准的判断上，马、班可谓大相径庭。又如史家之评价武则天，历来争议颇大。唐代史官吴兢撰国史，列武则天为本纪。唐德宗时，史官沈既济撰长篇奏议而非之，并建议把武则天写入皇后传，题为《则天顺圣武后》，“事虽不行，而史氏称之”[222]。看来唐代史家对此本有不同评价。后晋时作《旧唐书》，仍以武则天为本纪，一方面说她有“奸人妒妇之恒态”，一方面肯定她“尊时宪而抑幸臣，听忠言而诛酷吏”[223]。北宋时撰《新唐书》，对武则天既写入本纪，又列入后妃传，是取了一个两全的做法。但欧阳修的评论，同前代史家相比，似有明显的不同：

昔者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其于弑君篡国之主，皆不黜绝之，岂以其盗而有之者，莫大之罪也，不没其实，所以著其大恶而不隐欤？自司马迁、班固皆作《高后纪》，吕氏虽非篡汉，而盗执其国政，遂不敢没其实，岂其得圣人之意欤？抑亦偶合于《春秋》之法也。唐之旧史因之，列武后于本纪，盖其所从来远矣。[224]

欧阳修的这一番评论及其所反映出来的价值取向即所谓“著其大恶而不隐”，跟孔子、司马迁、班固、吴兢、沈既济及《旧唐书》作者等人相比，都各有不同，是不好强为一说的。

总的说来，历史人物评价中的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从来都是历史评论中的一个繁难的问题，古往今来，它困扰着史学家们的撰述，也激发着史学家们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