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君主论的几种主要见解

对历史人物的认识、评价，是历史观念的一个重要方面。司马谈留给司马迁的临终遗言，最后几句话是：“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174]这里就很强调历史人物的重要。司马迁创立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突出了人在历史活动中的地位，因而对历史人物的记述和评价，日益为史学家所重视。史学批评家刘知幾说：“夫人之生也，有贤不肖焉，若乃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而死之日名无得而闻焉，是谁之过欤？盖史官之责也。”他又说：“夫名刊史册，自古攸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笔削之士，其慎之哉！”[175]他既指出了记述、评价历史人物的重要，又指出了对记述、评价历史人物应持谨慎的态度。这是古代史家关于历史人物在历史编纂上的方法论。

在传统的历史人物评价的对象中，君主占有重要的位置，君主论也就成了历史人物评价的重要方面。这里列举君主论的几种主要见解。

为什么要有君主？东晋史家袁宏认为：“夫百姓不能自牧，故立君以治之；明君不能独治，则为臣以佐之。”[176]这话，见于他撰写的《三国名臣颂》，它道出了君与民、君与臣的关系。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君主都能治理天下的，历史上有种种不同的君主。东汉末年史家荀悦提出了“六主”、“六臣”的见解。“六主”是王主、治主、存主、哀主、危主、亡主。从“王主”到“亡主”，逐渐等而下之。“六臣”是王臣、良臣、直臣、具臣、嬖臣、佞臣。也是逐渐等而下之。荀悦认为：“六主之有轻重，六臣之有简易，其存亡成败之机，在于是矣，可不尽而深览乎！”[177]这是荀悦结合西汉的历史所提出来的论点，这个论点的中心，是着眼于君主的作用。他显然是告诉人们，可以用这样的标准去评论西汉时期的君主。他撰《汉纪》一书时，正是汉献帝被挟至许昌之时，他发如此的议论，足以反映他的难得的胆识。

唐太宗君臣曾经就“君道”进行过讨论。史家吴兢记述了他们的讨论：

太宗问魏徵曰：“何谓为明君、暗君？”徵曰：“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昔唐虞之理，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是以圣无不照，故共鲧之徒，不能塞也，靖言庸回，不能惑也。秦二世则隐藏其身，捐隔疏贱而偏信赵高，及天下溃叛，不得闻也。梁武帝偏信朱异，而侯景举兵向阙，竟不得知也。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诸贼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太宗甚善其言。[178]

所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主要是从君主的个人修养和待人接物的原则来判断的，比较明显地着眼于道德方面的评价。魏徵所举的几个“偏信”的君主如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都是历史上很典型的。魏徵认为，君主只有做到了“兼听纳下”，就不会被“贵臣”所“壅蔽”，而“下情”也就可以“上通”。一个能够经常听到“下情”的君主，至少不会被佞臣、谀臣所蒙蔽和愚弄，就可以减少一些昏聩之举，把政事办得好一点。

魏徵认为，君主自身的修养，对于在政治上达到“大道”具有关键的作用。他具体地提出君主应当做到“十思”：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

魏徵认为，君主能够做到这“十思”，就能够“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就会造成“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的政治局面，达到“鸣琴垂拱，不言而化”[179]的境界。这样的局面和境界，无疑是过于理想化了，但魏徵所提出的君主“十思”，是把提倡君主的道德修养阐述得十分具体了，从而把重视君德这个历史观念推上了政治实践的道路。

魏徵的历史观念和政治思想同唐太宗有不少相通之处。唐太宗所撰《帝范》，包含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诫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十二篇，主要也是着眼于君主自身的修养。《帝范》概括了唐太宗本人对为君之道的认识，是赐给太子李治作为座右铭的。唐太宗在《帝范·序》中写道：“自轩昊已降，迄至周隋，经天纬地之君，纂业承基之主，兴亡治乱，其道焕焉。所以披镜前踪，博采史籍，聚其要言，以为近诫云尔。”[180]唐太宗认为：“民者国之先，国者君之本。”[181]这里，他至少在理论上是把“民”和“国”都放在“君”的前面，这很难得。他同魏徵讨论“舟”与“水”的关系和“君”与“民”的关系，与此是相联系的。唐太宗认为《帝范》所列“十二条者，帝王之大纲也。安危兴废，皆在兹乎！”[182]这当然夸大了君主自身修养的作用，但他告诫太子“崇善以广德”，做一个像样子的君主，用心是可取的。

史家从比较全面的观点来探讨关于君主的理论，司马光是有深入思考和明确阐述的。他在《历年图序》中写道：

臣性愚学浅，不足以知国家之大体，然窃以简策所载前世之迹占之，辄敢冒死妄陈一二。夫国之治乱，尽在人君。人君之道有一，其德有三，其才有五。[183]

司马光说的“人君之道”，是“用人”。他说的“人君之德”，是“仁”、“明”、“武”：“三者皆备，则国治强；阙一，则衰；阙二，则危；皆无一焉，则亡。”他说的“人君之才”是“创业”、“守成”、“陵夷”、“中兴”、“乱亡”，这跟荀悦说的“六主”很相似，都是着眼于君主的作用。司马光把“道”、“德”、“才”三者综合起来论道：“夫道有失得，故政有治乱；德有高下，故功有大小；才有美恶，故世有兴衰。”[184]在古代史家中，司马光对历代君主有系统的评价，而他的君主论，可以算得上是出色的理论了。

历代正史的本纪和历史评论专书，都包含了丰富的君主论。宋人李昉等编纂的《太平御览》、王钦若等编纂的《册府元龟》这两部大类书，荟萃了宋代以前的有关君主的资料。前者含“皇王部”41卷，所记君主自秦始皇至唐哀帝，可视为一部历代君主简史。后者含“帝王部”181卷，分128门记君主事，以“帝系”门起首，以“恶直”、“疑忌”、“无断”等门结末，胪列了大量的跟君主有关的人和事。这两部书都是资料性的，但其分门起例，也包含了君主论的因素。近人易白沙略仿类书体例，于1921年纂成《帝王春秋》一书，分人祭、杀殉、弱民、媚外、虚伪、奢靡、愚暗、严刑、奖奸、多妻、多夫、悖逆12门。每门末了有“论曰”，表达作者的历史见解和政治思想。本书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者对古代君主制度的批判精神，与古代的君主论有本质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