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春秋时期开始，重人轻天的观念不断发展，《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书，越来越突出地讲到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但这些记载或论述，还只是零星的和初步的。一部史书，不仅在观念上，而且在内容上和形式上，真正确立了人在历史发展中占有主要地位，则自《史记》开始。因此，司马迁所提出的“究天人之际”的问题的本质，归根到底是要全面地说明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确立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中心位置

《史记》以前的史书，或以记言为中心，或以记事为中心，而《史记》则是以记人为中心的综合体史书。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在阐述这个问题时是从三个层面上来说明的：第一个层面，是记“王迹所兴”而“著十二本纪”；第二个层面，是记“辅拂股肱之臣”而“作三十世家”；第三个层面，是记“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各阶层人物而“作七十列传”。这样，司马迁就不仅在观念上而且也在具体的撰述上，确立了人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的中心位置。这是中国史学上人本主义传统真正确立的标志。此外，司马迁为了厘清时代和事件而“作十表”，为了写出历代典章制度的“承敝通变”而“作八书”，从而构成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综合体史书的整体面貌。

（二）具体地描述出了以人事为发展线索的历史进程

司马迁的《史记》“上记轩辕，下至于兹”，写的是一部通史。从“十二本纪”来看，这一历史进程完全是由人事为发展线索显示出来的。例如，《五帝本纪》是通过区别纷繁的文献和实地考察所得，弄清黄帝的事迹，“择其言尤雅者”入史。而夏、殷、周、秦四本纪，都是首叙各朝始祖之姓，次叙各朝大事。《秦始皇本纪》讲了秦始皇的功业和贾谊对秦始皇政治的批评；《项羽本纪》叙述项羽“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的史实，并揭示了项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的悲剧；《高祖本纪》意在表述夏、殷、周、秦、汉政治的历史递变；《吕太后本纪》、《孝文本纪》、《孝景本纪》着意于写出当时的政治统治局面，如“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孝文帝“德至盛也”、孝景帝时“诸侯太盛”；等等。“十二本纪”的后论表明，司马迁是完全抛开了“天命”在写一部贯通古今的人事的历史。这在历史观念上和历史撰述上，都是伟大的创举。

（三）肯定了人在历史转折关头或重大事变中的作用

司马迁评价陈胜说：“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61]他赞扬刘敬的胆识，说他“脱挽辂一说”，向刘邦献定都关中之策，乃“建万世之安”[62]。他评价曹参说：“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63]他论周勃说：“始为布衣时，鄙朴人也，才能不过凡庸。及从高祖定天下，在将相位，诸吕欲作乱，勃匡国家难，复之乎正。虽伊尹、周公，何以加哉！”[64]司马迁不仅是对于在亡秦、建汉、安邦这些重大事件中对有关的历史人物作出评价，对于历史上类似的历史人物，也都能作出恰当的评价。他是一位善于从历史转折关头和重大事件中，去发现起了关键作用的历史人物的史学家。

（四）认为人的智谋在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司马迁评论苏秦说：“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65]他赞扬陈平在汉初“常出奇计，救纷纠之难，振国家之患”，后又在诸吕之乱中“定宗庙”，于是“以荣名终，称贤相”，“非知谋孰能当此者乎？”[66]他比较晁错、主父偃在对待刘氏诸王策略上的得失时指出：“安危之机，岂不以谋哉？”[67]六国合纵，平诸吕定宗庙，削弱诸王，这些都是重大的决策，司马迁认为人的智谋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他批评项羽“不知自责”，是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只凭武力，不懂得运用智谋，是不会成功的。

（五）用人的恰当与否，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安危

司马迁重视人的作用，是把这种作用同国家的存亡安危联系起来看待，并不只是限于从个人的得失考虑。他认为，“君子用而小人退”，是“国之将兴”的征兆；反之，“贤人隐，乱臣贵”则是“国之将亡”的迹象。于是他引用前人的话说：“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也！”[68]司马迁在考察汉与匈奴的关系时，又寓意深刻地指出，要使国家强盛、太平，“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69]

（六）注意到普通人在社会中的作用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在讲到几篇普通人的列传的撰述宗旨时，着意称赞他们的德行。他写道：

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作《游侠列传》第六十四。

…………

不流世俗，不争势利，上下无所凝滞，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传》第六十六。

…………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司马迁称道游侠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作为史学家，他感到有一种深深的遗憾。这就是他说的“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可见，他对于这些“闾巷之侠”确抱有深刻的敬意。他说：“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絜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70]司马迁所称道的是游侠的人格、品质，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他们不同于社会上的“暴豪之徒”，希望世人能够对他们有正确的认识。从这里，可以看出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学家站出来为游侠辩诬的良心，也可以看出他在评价历史人物的作用时，十分重视历史人物自身的道德情操。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把“富”分为三等：“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他称道秦朝的乌氏倮和寡妇清，“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是有名的富者。他以严肃的态度，考察汉兴以后“当世千里之中，贤人所以富者，令后世得以观择”。如蜀卓氏之以铁冶富，程郑亦以冶铸富，宛孔氏以铁冶致富，曹邴氏以铁冶富，刀闲以逐渔盐商贾之利起富，师史以转运致富，任氏以窖仓粟、力田畜富，桥姚以积蓄马、牛、羊、粟而富，无盐氏以贷钱而富，还有田啬、田兰、栗氏、杜氏，等等。这些人“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变化有概，故足术也”。司马迁所称道的“贤人所以富者”，是指这些人不是凭借爵邑俸禄、弄法犯奸而富，而是靠着“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而富，这就叫作“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在司马迁看来，凭着自身的智慧，按正常途径致富，这对自己、对社会都是有益的；相反，“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

司马迁关于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继承和发展了先秦时期的人本主义思想的萌芽和传统，大大丰富了对于人自身的力量、智慧、作用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史记》一书是历史之成为人的历史、史学之成为史家对于历史的理性认识的标志。这一点，对中国后来的史学有重大的影响，成为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