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的新解和天人关系

司马迁提出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两个既古老又现实的问题，在历史观念的发展上具有根本的性质和长久的影响。这里，首先从“天”谈起。

如上节所述，殷、周时期，“上帝”和“天”是指人格化的至上神。这种观念在后世虽然还时隐时现地出现，但它已不能在历史观念上占据统治地位了。至晚从春秋时期开始，人们对“天”的含义已逐渐有了新的认识和新的解释。子产、单襄公等人所说的“天道”，尽管还没有完全否定“天命”的存在，但已包含了自然的天象的成分。孔子讲“天”反映出人们对“天”的认识的矛盾性和过渡性。他一方面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34]，另一方面又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35]但总的来说，他不曾专门对学生讲过“天”。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36]可见，孔子关于“天”，是持谨慎态度的。而老子则认为“天”是自然的无意志的物质性的天空，“天地不仁”[37]。战国时期，人们论“天”或赋予它一般自然现象的含义，或赋予它自然之势、客观之势的含义。孟子说：“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38]这里说的“天”，即指自然、客观之势。而荀子则具体指出：“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39]这是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天是自然界的论点。所以说，在中国思想史上，思想家很少有不讲“天”的[40]。

当然，对“天”的新解，又总是伴随着人们对于“人”自身的认识的推进。子产之论“天道”与“人道”是这样，其后人们探究天与人之关系的总趋势也是这样。因此，天人关系就成了一切思想家、史学家特别关注和潜心探讨的根本问题。

古老的天人关系，讲的是至上神和最高统治者的关系，这就是《尚书·大诰》中说的“天亦惟休于前宁人”。后来，当人们提出“天道”与“人道”、“天道”与“人故”的时候，“天”与“人”的含义都发生了变化，“天”已不是指至上神，而“人”也不是专指最高统治者了。春秋末年，人们对天人关系的认识更加丰富了，越国大夫范蠡认为：

夫国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倾，有节事。……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夫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之始。[41]

这里所讲的，是治理国家要受到天时、人事和环境的影响。而统治者的高明就在“随时而行”，即“守时”。反之，“天时不作”、“人事不起”，则不可轻举妄动。所谓“天时”，已近于是说的客观条件了，“人事”是说的人心的倾向了。从历史观点来看，范蠡说的“天时”、“人事”、“随时”、“守时”都是很重要的概念，反映出了关于天人关系中客观形势与主观判断的新认识。而战国时期的荀子则进而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圣人矣。”“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42]在荀子看来，“天”是指四时变化，能够区分出天与人各自的本分的才可以叫作“圣人”。人具有管理事务的能力，是可以同天（之时）地（之财）相配合的。荀子还强调在天人关系中，人应充分发挥主体的作用，他这样说：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43]

这里，荀子指出了只有把天当作物来看待，并按照天的运行规律来治理万物，才是正确地处理了天人关系，符合事物发展的真实情况。

应当注意的是，范蠡着重从“国家之事”讨论了天人关系，荀子着重从事物（包括自然与社会）发展阐述了天人关系；范蠡强调人的“随时”、“守时”，荀子更重视人对于自然和社会自身运行法则的认识，以发挥人的主体作用。

由此可见，当人们对“天”不断提出新的认识的时候，人们对天人关系的认识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这是中国古代历史观念发展中最具有理论意义的思想成果。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也就可以感受到司马迁以史学家的深邃和睿智，提出“究天人之际”这一宏伟命题的分量了。

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的问题，除有历史的根源，也还有现实的原因。当时，董仲舒是善言“天人之征，古今之道”[44]的有影响的人物。董仲舒宣扬“天人感应”说，认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45]，“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46]。这种“天人感应”说在历史观念上则表现为“君权神授”的理论。董仲舒解释说：“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47]“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48]。这是把天人关系又拉回到《尚书·大诰》所说的“天亦惟休于前宁人”的古老而神秘的气氛中去了，并且赋予它以理论的形式。这是历史观念上的一个倒退。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的问题，还有一个现实的原因，即汉武帝所进行的大规模的封禅活动和祈求神仙活动。这种皇帝和方士的结合，使西汉社会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在这种历史氛围中，司马迁大胆地提出“究天人之际”的问题，显示出了一位史学家的理论勇气。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的思想，从一个新的认识高度上对“天人关系”问题作出了回答。第一，是对“天道”的怀疑和否定。第二，是着力阐明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主体作用。第三，是揭示“时势”与人的历史活动的关系。对此，除上文已有所阐述外，在下面的有关问题中，还会一一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