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几种主要的体裁中，编年体出现较早，其特点是“以天时记人事”，这大概同古老的历法知识有关。如《春秋》、《左传》、《竹书纪年》等书，或出现在春秋末年，或出现在战国时期。编年体史书以时间为中心，按年、时、月、日顺序记述史事。它以时间为经，以史事为纬，比较容易反映出同一时期各个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这是它的优点。但编年体史书不易于集中反映同一历史事件前后的联系，也不易于写出同重大历史事件有密切关系的人物的事迹，这是它的缺点。刘知幾评论编年体的长短说：“夫《春秋》者，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有些重要历史人物，“其有贤如柳惠，仁若颜回，终不得彰其名氏，显其言行。故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其所以为短也”[9]。当然，编年体也是在不断发展的，其早期形式中的某些短处，在后来的发展中已得到不同程度的改进。东汉荀悦撰《汉纪》、东晋袁宏撰《后汉纪》，他们在这两部编年体皇朝史中，运用了连类列举的体例，从而扩大了编年体史书容纳人物、史事的范围。北宋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是古代编年体史书的杰作。它不仅包括的年代久远，而且包含的内容也更加丰富，所以章学诚称它是“合纪传之互文，而编次总括乎荀、袁”，谓之“正编年之的”[10]。在《资治通鉴》的影响下，南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朱熹撰《通鉴纲目》，清毕沅撰《续资治通鉴》、夏燮撰《明通鉴》，形成了历史编纂上的“《通鉴》学”。自汉唐以后，编年体史书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历朝的“起居注”和“实录”。唐代温大雅撰的《大唐创业起居注》和韩愈主修的《顺宗实录》，是现存较早的这类著作。《明实录》共2909卷，《清实录》多达4433卷，是现存卷帙最大的实录，有极高的文献价值。

纪传体史书的创立者是西汉司马迁，他所著《史记》是纪传体通史。东汉班固受《史记》的启发而著《汉书》，是纪传体皇朝史。《史记》、《汉书》奠定了历代“正史”的体制，包括它们在内的“二十四史”，都是用纪传体写成的。纪传体史书的最重要特点是突出了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它以大量的人物传记为中心内容，把记言、记事进一步结合起来，又增加了典制和年表，形成了整体性的历史撰述。从体裁的形式和结构上看，纪传体是本纪、世家、载记、列传、书志、史表和史论的综合。在这几个部分中，本纪和列传是不可缺少的形式，故统称为纪传体；其他部分，各史不尽一致。本纪，基本上是编年体，以记一代政治、军事大事，兼述帝王本人事迹。世家，主要是记载诸侯和贵族的历史，也记载在历史上起了特殊作用的人物的事迹。载记，是叙述割据政权的历史。列传，是各个方面代表人物的传记，也包括同一阶层或同一类型人物的类传，以及少数民族的传记，还包括关于域外情况的记载。书或志，是关于典章制度和有关自然方面的历史。表，有世表、年表、月表、世系表、人表等多种名称，用来表示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情况和无法一一写入列传的众多人物。史论，包括卷首序和卷后论，大量的是关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论，或交代所叙内容的由来与宗旨，而于本纪后论特注重于政治上得失成败、盛衰兴亡的评论，尤能反映史家的历史见解。优秀的纪传体史书把这些形式综合起来，在一部史书里互相配合，形成一个相辅相成的整体。古代史家历来认为，“修史之难，无出于志”[11]。“二十四史”中只有《三国志》、《南史》、《北史》无志。然南朝梁人沈约主持修《宋书》时，所撰诸志，皆上续司马彪所著《续汉书》各志（此志与范晔所撰《后汉书》纪、传合为一书），故亦大致包含了曹魏时期典制。《南史》、《北史》之作，因《宋书》、《南齐书》、《魏书》皆各有志，以及《五代史志》（即《隋书》志）已含梁、陈、齐、周、隋五代典制，故亦不曾为志。总的来看，中国古代典章制度在“二十四史”中皆有论列。而各史志目之多少，名称之确定，则不尽相同。纪传体史书中类传的设立，亦因时代而异，从中往往可见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表，诸史或有或无，以《史记》、《汉书》、《新唐书》、《辽史》的表为佳。纪传体史书的优点是以记述历史人物为中心，可以更多地反映各类人物在历史上的活动；同时，因记述的范围比较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文化和各种典章制度，便于通观一个时期历史发展的总相和趋势，这是编年体史书所不及的。纪传体史书的缺点是难以清晰地表述重大历史事件的始末以及有关人物与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刘知幾论纪传体的长短说，“《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此其所以为短也”。[12]这个看法，大致近于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