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多途发展，以及这一时期史书数量和种类的剧增，都为史书在文献分类中的独立准备了条件。从三国至唐初，中国古代文献的分类和著录，清晰地反映出了史书独立的过程。

曹魏时期，郑默编制目录书《中经》。西晋荀勖在继承《中经》的基础上，撰成新的目录书《中经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2]。这是中国文献目录史上最早的四部分类法，从中已可见到史书归于丙部，是一个独立的部门。这同《七略》与《汉书·艺文志》相比，是一个重大的变化。

此后，古代文献的分类经过四分法与七分法的反复出现，史部书的地位愈来愈显示出其重要性。其中，东晋李充、南朝阮孝绪在确定史书整体地位及史书内部分类上，有特殊的作用。李充在东晋任著作佐郎（一说大著作郎），整理典籍，“因荀勖旧簿四部之法，而换其乙、丙之书，没略众篇之名，总以甲乙为次。自时厥后，世相祖述”[3]。李充所撰的目录书，同《中经簿》相比，是将原来乙部、丙部的书对换了位置，即史部书升到了四部书的第二位。

继承文献的七分法的，在南朝有王俭和阮孝绪。宋后废帝时的秘书丞王俭，撰有四部书《目录》，又别撰《七志》。《七志》包括：《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诸子志》，论今古诸子；《文翰志》，纪诗赋；《军书志》，纪兵书；《阴阳志》，纪阴阳图纬；《术艺志》，纪方技；《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其道、佛附见。梁武帝时，处士阮孝绪，“沉静寡欲，笃好坟史，博采宋齐已来，王公之家凡有书记，参校官簿，更为《七录》：一曰《经典录》，纪六艺；二曰《记传录》，纪史传；三曰《子兵录》，纪子书、兵书；四曰《文集录》，纪诗赋；五曰《技术录》，纪术数；六曰《佛录》；七曰《道录》”[4]。《七录》与《七志》相比，其中一个明显的不同，是重新恢复史书的独立地位，并总其名为《记传录》。阮孝绪在论到这一点时指出：

刘（歆）、王（俭）并以众史合于《春秋》。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记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繁芜。且《七略》“诗赋”不从“六艺”诗部，盖由其书既多，所以别为一略。今依拟斯例，分出众史，序《记传录》为内篇第二。[5]

史书增多是使其在文献分类上脱离经书而独立的必然之势。《七志》、《七录》已佚，从今存《七录》序文，可以看到阮孝绪于《记传录》的内部分类是，国史部、注历部、旧事部、职官部、仪典部、法制部、伪史部、杂传部、鬼神部、土地部、谱状部、簿录部，以上共12部。这是现今所见中国史学上对史书最早的详尽分类，它奠定了中国古代史书分类的基础。

在阮孝绪之后，隋初许善心仿《七录》而撰《七林》，“各为总叙，冠于篇首。又于部录之下，明作者之意，区分其类例焉”[6]。《七林》的总叙及部录之下“明作者之意”的形式与内容，对其后文献目录的走向定型与成熟，有一定的影响。唐初史家撰写的《隋书·经籍志》，总结了三国两晋南北朝以来的文献学、目录学撰述成果，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最终确立了史书的位置。《隋书·经籍志》总序说：“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挹其风流体制，削其浮杂鄙俚，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约文绪义，凡五十五篇，各列本条之下，以备《经籍志》。”其史部大序最后说：“班固以《史记》附《春秋》，今开其事类，凡十三种，别为史部。”这里说的13种，包括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从比较中可以得知，对史书的这种分类，是继承《七录·记传录》而又有所发展。《隋书·经籍志》有总序，经、史、子、集四部各有大序，各部之内每类有小序，这种严密的结构或许是发展了《七林》的做法。

从李充、阮孝绪的目录书到《隋书·经籍志》，史书在文献分类上的独立的位置被确立下来；从《七录·记传录》的分类到《隋书·经籍志》史部的分类，史书的内部分类原则也已被确立下来，其后虽有所因革损益，这种分类原则不曾改变。这两种情况，成为中国史学上和中国文献学史上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清朝。

唐代史学批评家刘知幾从正史和杂述两个方面总结唐初以前史学的发展。他论古今正史说道：“盖属词比事，以月系年，为史氏之根本，作生人之耳目。”[7]他论偏记小说说道：

在昔三坟、五典、春秋、梼杌，即上代帝王之书，中古诸侯之记。行诸历代，以为格言。其余外传，则神农尝药，厥有《本草》；夏禹敷土，实著《山经》；《世本》辨姓，著自周室；《家语》载言，传诸孔氏。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

爰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骛。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记，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8]

在评论“古今正史”以外，刘知幾把其他史书分为十类，虽与《隋书·经籍志》史部的分类颇有不同，但它们都表明了这样一个趋势，即所谓“近古”以来，史书的内容不断丰富，其数量与种类不断增多，其分类自亦更加细密。与此相联系的，是史书的形式也在不断发展，而表现出异彩纷呈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