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的私人撰述不仅数量多，而且成就也很大，在中国史学发展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如《汉纪》、《后汉纪》、《三国志注》、《后汉书》、《通典》、《唐会要》、《通志》、《资治通鉴新注》、《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弇山堂别集》、《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明儒学案》、《宋元学案》、《读通鉴论》、《日知录》、《文史通义》、《考信录》等，不过是一部分代表性著作而已，实际情形当远远超过这些。

这些史家成就的取得，有种种原因。出于皇命，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如荀悦撰《汉纪》，即因汉献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36]。《汉纪》一书，开编年体皇朝史的先河。如裴松之注《三国志》，即是南朝宋文帝所命，于是“松之鸠集传记，广增异闻。既成奏之，上览之曰：裴世期为不朽矣”[37]。补史官之失，这又是一个重要原因。史官之职，常有任非其人、“罕因才授”的弊端，这就出现了“尸素之俦，盱衡延阁之上；立言之士，挥翰蓬茨之下”[38]的现象。这“蓬茨之下”的“立言之士”，即非史官身份的史家。唐人李肇撰《国史补》，即出于“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李德裕撰《次柳氏旧闻》，意在“以备史官之阙”；林恩撰《补国史》，也是以“补”国史为目的。明清之际谈迁所撰《国榷》，是这方面的杰作。这种情况，在中国史学上是非常普遍的。史家发展史学的自觉意识，是又一个重要原因。如郑樵、马端临都推崇史学的“会通”之旨，前者继承了《史记》之纪传体通史的传统，写出了《通志》一书，其中“二十略”是对前人成果的重大发展；后者继承《通典》之典制体通史的传统，写出了《文献通考》一书，它在分门立目上也发展了前人的成果。又如章学诚继承了《史通》之史学批评的传统，写出了《文史通义》一书，在史学理论、方法论方面有许多创造性的发展。另外一个极重要的原因就是史家的社会责任感和经世致用的撰述旨趣。从孔子作《春秋》、杜佑著《通典》、顾炎武纂《天下郡国利病书》到王夫之撰《读通鉴论》，这是贯穿于先秦至明清的一个优良传统。以上四个方面的原因，已可看出史家与政治、社会的相互关系，以及史学自身发展的要求和运动的规律，它是史学发展和成果积累的基本原因。

上述种种情况，有些在历代史官当中也是存在的。而在史学同政治的关系上，则表现得更为突出。还有一种情况，即具有史官身份的史家，其著述并非都是官修史书，如《史记》、《汉书》、《三国志》、《史通》、《贞观政要》、《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末》、《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名作，仍属于史家私人撰述。

中国古代史官产生出中国最早的史家，而中国古代史家却并非都是史官。从广义上说，中国古代史家，既包括那些没有史官身份的史家，也包括那些具有史官身份（尤其是那些作出了成就的具有史官身份）的人。他们对中国史学的发展都有辉煌的贡献。刘知幾论史家的成就和影响之高低与异同说：“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何则？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39]他把“史之为务”划分为三个层次，反映了他的史家价值观，即首先推重史家秉笔直书的精神，同时也看重史家的著述及思想、言论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他说的这六人中，相传左丘明是《左传》的作者，故可以同司马迁并提。他说的周之史佚，据说是周文王、武王时的太史尹佚。《国语·周语下》记晋国大夫叔向援引史佚的言论，即“动莫若敬，居莫若俭，德莫若让，事莫若恣”。这表明直到春秋时期，史佚还是一位很知名的史官。刘知幾从上述三个方面来评论史家的成就及其社会历史影响，这在中国古代史学的史家批评论上还是第一次。其后，从理论上对史家进行评论，代有所出；而章学诚“以圆神、方智定史学之两大宗门”，以才识、记诵判定史家成就、得失，这些都具有史家批评之方法论的价值。

中国历史上有众多的史家，中国史学中有丰富的评论史家的理论。3000多年来，中国史家紧步中国历史的足迹，记载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为人类文明的发展留下了一部辉煌的信史。

[1] 《国语》卷十八《楚语下》，韦昭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80页。

[2]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519～1520页。

[3] 《左传·庄公二十三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26页。

[4] 韩婴：《韩诗外传》卷七第八章，许维遹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8页。

[5] 《国语》卷十五《晋语九》，韦昭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01页。

[6] 司马迁：《史记》卷八十一《廉颇蔺相如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442页。

[7] 参见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小学类后序，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21页。

[8] 刘知幾：《史通》卷十一《史官建制》，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88页。

[9] 刘知幾：《史通》卷十一《史官建制》，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86～287页。

[10] 《隋书·百官志中》记中书省、秘书省原先的职责是：“中书省，管司王言，及司进御之音乐。”“秘书省，典司经籍”。

[11] 刘知幾：《史通》卷十一《史官建制》，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87页。

[12] 李林甫等：《唐六典》卷九“史馆”，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81页。

[13] 杜佑：《通典》卷二十一《职官三·史官》，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67～568页。

[14] 杜佑：《通典》卷二十一《职官三·起居》，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55～556页。

[15] 刘知幾：《史通》卷十一《史官建制》，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94页。

[16] 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诸司应送史馆事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86页。

[17] 同上。

[18] 王溥：《唐会要》卷五十六《起居郎起居舍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127页。

[19] 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史馆杂录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302～1303页。

[20] 参见刘知幾：《史通》卷二十《忤时》，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554～556页。

[21] 参见王溥：《五代会要》卷十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93～306页。

[22] 参见洪迈：《容斋随笔》卷五“史馆玉牒所”，《容斋随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71页。

[23] 参见脱脱等：《宋史》卷一百六十四《职官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879页。

[24] 参见脱脱等：《宋史》卷一百六十一《职官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780页。

[25] 参见脱脱等：《宋史》卷一百六十四《职官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890页。

[26] 洪迈：《容斋三笔》卷四“九朝国史”，《容斋随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58～459页。

[27] 曾巩：《曾巩集》卷三十一“史馆申请三道札子”，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61～462页。

[28] 曾巩：《曾巩集》卷三十一“史馆申请三道札子”，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61～462页。

[29] 参见脱脱等：《辽史》卷四十七《百官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76、781～782页。

[30] 参见脱脱等：《金史》卷五十五《百官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245页。

[31] 参见宋濂等：《元史》卷八十七《百官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190页。

[32] 参见张廷玉等：《明史》卷七十三《职官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86页。

[33] 参见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一百十五《职官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309～3313页。

[34] 参见乔治忠：《清代官方史学研究》，台北：台湾文津出版社，1994年，第5、6页。

[35] 刘知幾：《史通》卷十一《史官建制》，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01页。

[36] 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二《荀悦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062页。

[37] 李延寿：《南史》卷三十三《裴松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863页。

[38] 魏徵等：《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史部后序，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92页。

[39] 刘知幾：《史通》卷十《辨职》，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