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学在社会大变动中的分化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爆发了中英鸦片战争。自此以后，外国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纷至沓来，对中国进行侵略。原有的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的发展，加上中华民族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矛盾，中国社会进入了空前的大变动时代。在这个大变动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传统史学在内）本身在发生变化，而中国传统文化以种种不同的方式同西方文化的接触则加速了这一变化的进程。在这种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中国史学出现了分化的局面，随着近代化的趋势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不断走向科学化道路。

自明末至清前期，中国史学已出现了嬗变的端倪。当东西方之间“道德的原则”同“发财的原则”终于发生激烈的冲突，从而把古老的中国卷进空前的危机的境地时，这种嬗变的端倪便发展成明显的分化趋势。这种分化的趋势，一方面表现为传统的史学以其深厚的根基，还在延续着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表现为在民族危机的震撼下，人们对于历史和现实重新思考并萌生了新的历史观念。这两个方面，各以古老的传统和时代的脉搏反映着当时中国的历史，也反映了清代后期中国史学发展的特征。

中国传统史学在清代前期经历了一个总结性的发展之后，在清代后期还有一个发展上的余波，并在二十世纪初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传统史学的延续，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清代前期史学的延续。清代前期的史学，除前文已经论到的各家外，还有马骕的《绎史》160篇，顾栋高《春秋大事表》50卷，谢启昆《西魏书》24卷，吴任臣《十国春秋》140卷，邵远平《元史类编》42卷，汪祖辉《元史本证》50卷，钱大昕《补元史氏族表》、《补元史艺文志》等；还有毕沅主编的《续资治通鉴》220卷，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53卷，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80卷，阮元的《畴人传》46卷，浦起龙的史注《史通通释》等。这些书，大多属于重修、补作。清代后期，这方面的撰述陆续有所问世。其中，关于前朝史撰述，有魏源的《元史新编》95卷，洪钧的《元史译文补证》30卷（内缺10卷），屠寄的《蒙兀儿史记》160卷，这3部书在内容、文献、体例、文字表述上把蒙古族与元朝历史的撰述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有夏燮的《明通鉴》，以接《续资治通鉴》；还有李铭汉的《续资治通鉴纪事本末》110卷，李有棠的《辽史纪事本末》40卷、《金史纪事本末》52卷，补《通鉴纪事本末》以下历朝纪事本末之阙。关于历史人物传记汇编，有钱仪吉所辑《碑传集》（初名《百家征献录》、《五百家银管集》）160卷，又卷首2卷、卷末2卷，全书分为25类，收录自天命至嘉庆六朝200余年中2200余人传记，并注明材料来源；有缪荃孙所辑《续碑传集》86卷，凡22类，收录自道光至光绪四朝元90年间1100余人传记。这两部人物传记汇集内容丰富，有文献上的价值。还有罗士琳的《续畴人传》、诸可宝的《畴人传三编》、黄钟骏的《畴人传四编》，它们跟阮元的《畴人传》都有科学史上的价值。清代后期在历史文献学方面，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合校水经注》都是史注名作；汤球在史书辑佚上成果颇多。此外，在方志、野史笔记方面的撰述也相当丰富。倘若孤立地看，传统史学在清代后期的延续，成绩是可观的；如果全面考察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趋势，则不难看出传统史学确已是强弩之末了。

中国近代史学萌生于中国历史大变动之中，它的主要特点是：第一，传统的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注入了救亡图强的民族危机意识。鸦片战争之后，魏源、夏燮、张穆、何秋涛、姚莹等，都写出了具有强烈时代感的历史著作。以历代皇朝治乱盛衰、得失存亡为参照系的经世致用思想，逐步转向以世界历史为参照系的国家盛衰、民族存亡的经世致用思想。第二，传统的历史变化观点注入了近代改良主义的社会思想，使之成为近代改良活动的历史理论上的根据。王韬、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著作，都以倡言变法、改良为主旨。戊戌变法失败后，邹容、陈天华、章太炎、孙中山等进而宣扬社会革命的历史理论，成为辛亥革命的舆论准备。第三，传统史学中的朴素的历史进化观点注入了进化论思想，使中国史学在历史理论方面开始具有近代意义上的内涵和形式。康有为的《论语注》、《大同书》等著作以“《公羊》三世说”和近代进化论相结合，为其君主立宪的政治主义张目；严复的《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以及译述的《天演论》，宣传普遍进化理论，强调“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二十世纪初年，梁启超提倡“新史学”，夏曾佑写出了《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中国近代史学萌生在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形态和具体表述。而章太炎倡言革命论，从而突破了康、严庸俗进化论的藩篱。这些变化，影响到了人们历史观念、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的变化。

总之，传统史学日衰，近代史学日盛，这是中国史学分化的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