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史学的繁荣与嬗变

一、史学的繁荣

宋、辽、金、元、明、清（1840年以前）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经历了从发展走向繁荣和从繁荣趋于嬗变这两个重要阶段。繁荣，以两宋史学为代表；总结与嬗变，以明清之际和清代前期史学为标志。辽、金、元时期，多民族史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而明代史学的特点，则显示出史学走向社会深层的趋势。

两宋史学，在通史、当代史撰述和历史文献学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在民族史、域外史、学术史和史学批评方面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是古代史学走向繁荣的时期。《资治通鉴》、《通志》和《文献通考》是宋代与宋元之际史学上影响最大的三部著作。其繁荣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通史著作的成就

《资治通鉴》，北宋司马光（1019—1086年）主编，刘恕、范祖禹、刘攽分撰，最后由司马光删削、修订成书。全书294卷，编年记事。上限起自战国时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前403年），以示“周虽未灭，王制尽矣”；下限迄于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以衔本朝国史。是一部包含了1362年史事的编年体通史巨著。同时，司马光还撰有《资治通鉴目录》30卷，“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备检寻”；《资治通鉴考异》30卷，以明史料取舍之故，与本书相辅而行。《资治通鉴》继承了《春秋》、《左传》、《汉纪》、《后汉纪》、《统史》等书的传统和优点，把编年体史书发展到成熟阶段。

《资治通鉴》记事连贯而丰赡，扩大了编年体史书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上的容量。所记内容以政治、军事、民族关系等为主，兼及社会经济、思想文化和重要历史人物。在丰富、纷繁的历史内容中，司马光“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而特意详述，以达到“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1]，为现实提供借鉴的目的。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认为，《资治通鉴》包含了“君道”、“臣谊”、“国是”、“民情”等多方面内容，说明它在历史借鉴方面有广泛的作用。

《资治通鉴》对历史的表述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它写战争，把战事前的紧张策划、战争中的防守和奇袭写得十分出色。其中关于赤壁之战、淝水之战、西魏韦孝宽守玉璧、唐朝李愬平蔡州等战事的描述，都是脍炙人口的精彩史文作品。它写历史场面，能使人感受到不同的气氛，例如，卷一百九十四记唐太宗置酒故汉未央宫，颉利可汗起舞，南蛮酋长冯智戴咏诗，李渊高兴地说：“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李世民也说，他不学刘邦“妄自矜大”，于是“殿上皆呼万岁”。这写出了和谐、热烈的气氛。又如卷二百二十三记郭子仪单骑见回纥，是先写出了军营中的紧张，然后转向信任、热烈的气氛。它也善于在具体的事件中描写人物的心理、精神和智慧，如淝水之战中谢安的心理活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所用的谋略，在唐太宗盛怒之下长孙皇后“具朝服立于庭”而贺其得魏徵直臣等，都使人读后回味无穷。

《资治通鉴》的思想价值，在于它以极其丰富的历史事实证明：政治统治的存在、巩固和发展，离不开对于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为它作序的宋神宗，为它作注的胡三省，为它作全面阐释的王夫之，都十分强调它的这个价值。书中对“生民”、“民心”、“民事”的重视，是司马光历史观上颇有光彩的一面。《资治通鉴》又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它所引之书多达322种，“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2]，被誉为是“后世不可无之书”[3]。

宋代的另一部通史巨著《通志》，是南宋郑樵（1104—1162年）所撰。《通志》是纪传体通史，全书200卷，包含本纪18卷、年谱4卷、略52卷、世家3卷、载记8卷、列传115卷。其记事起三皇，迄隋末，诸略所记下及于唐。这6种体例中，略由书、志而来，年谱是年表的别称，世家本于《史记》，载记采自《晋书》。《通志》是《史记》以后纪传体通史的新成果。郑樵历史撰述的主旨是“会通”，他说的“会通之义”、“会通之旨”、“会通之道”[4]，主要包括两层意思：一是重视古今“相因之义”，意在贯穿历史的联系；二是揭示历代损益，意在“极古今之变”。这两点，包含了朴素的辩证思想，在历史观念发展上是值得重视的。但郑樵过分贬抑“断代为史”的一些说法，并不足取。

《通志》最重要的成就是它的20篇略，通常称为《通志略》或简称《二十略》。它们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立目与内容都依据前史，如礼、职官、选举、刑罚、食货五略，大致出于《通典》；二是立目参照前史而在内容上有所继承和发展，如天文、地理、器服、乐、艺文、灾祥六略；三是立目与内容多属作者首创，包括氏族、六书、七音、都邑、谥、校雠、图谱、金石、昆虫草木等九略。郑樵所创九略涉及广泛的领域：氏族、谥，是关于中国社会的传统和特点的两门学问；都邑，讲政治与地理的关系；六书、七音，讲文字、音韵；校雠、图谱、金石，提出了历史文献学的几个新领域；昆虫草木，是在天文、地理、灾祥之外，扩大了对自然史认识和研究的范围。这都是前史诸志不曾专门论述的，是郑樵的新贡献。

《二十略》继《隋书》志和《通典》之后，进一步扩大了史学对于典章制度和专史的研究，加强了对于文化和自然的认识。它包含了丰富的无神论思想，对天人关系提出了新认识；它批评“穷理尽性之说”的片面性，力倡“实学”；它的各篇序言提出了不少历史方面和史学方面的理论认识。这些都表明它在史学上有很高的价值。明人龚用卿撰《刻通志二十略序》引时人之言，称《二十略》是郑樵“自得之学，非寻常著述之比”，可谓确论。

《文献通考》348卷，元初马端临（约1254—约1323年）撰。本书分24门，记事起自上古，迄于南宋宁宗嘉定（1208—1224年）年间，是继杜佑《通典》之后的又一部典制体通史巨著。此书自始撰至泰定元年（1324年）刊印问世，经历了40年时间。马端临对“文献”作了界定，认为：经史、会要、百家传记之信而有征者谓之“文”；奏疏、评论、名流燕谈、稗官记录之可证史传之是非者谓之“献”。这是把叙事和论事作了区别。

《文献通考》把《通典》的9门发展为24门，扩大了典制体史书的内容和范围。它把《通典》的《食货典》析为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等8门，分《选举典》为选举、学校2门，又分《礼典》为郊社、宗庙、王礼3门，增加《通典》所没有的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等5门，总共比《通典》多出15门。马端临强化了杜佑以“食货为之首”的历史见识，又把经籍纳入典制体通史之中，这是他对前人的继承和发展。

《文献通考》反映了马端临的进步的历史思想，这主要表现在他重视历史上的社会经济活动。《文献通考》在历史文献上也有重要价值，其论宋代典制最详，是稍后所出的《宋史》诸志未能囊括的。它接续了《通典》断至唐天宝之末到宋嘉定之末460多年典制发展的历史，增加了《通典》所无的5个门类，减少了“礼”在全书中所占的比例，《兵考》以叙历代兵制为主，都从历史文献上丰富、发展了《通典》。后人把《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合称“三通”，它们对元、明、清史学的发展有长久的影响。

南宋开始逐步形成的“《通鉴》学”，到了元代有了新的发展[5]。其中以胡三省（1230—1302年）的《音注资治通鉴》（亦称《新注资治通鉴》）最负盛名。胡三省与马端临一样，都是宋元之际人。他注《通鉴》有两个动因：一是承袭家学，执行先人遗命；二是痛感“亡国”，寄寓民族气节。他在自序末尾以太岁纪年书为“旃蒙作噩”（即乙酉年，是为至元二十二年即1285年），表示不奉元朝为正朔。这个思想也反映在他的注文中。胡三省的《音注资治通鉴》，后人简称《通鉴》胡注或胡注。其成就首先在于它对《通鉴》在记事、地理、制度、音读等方面都有疏通之功。其自序说：“凡纪事之本末，地名之同异，州县之建置离合，制度之沿革损益，悉疏其所以然。”这种疏通包括校勘、考订、辨误、训释音义等。胡注的成就，还表现在寓历史评论于注文之中，反映了注者进步的历史思想。卷二八六注文嘲笑后晋皇后崇佛而终于“冻馁”于封禅寺，嘲笑“契丹主犹知用夏变夷”。这样的评论，由事而发，随文作注，在胡注中占有很重的分量。胡注的另一个贡献，是它最早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散于《通鉴》各文之下，使《考异》同正文直接联系起来，便利了人们对《通鉴》的阅读、研究，也有利于《通鉴》的广泛流传。在胡三省之前和之后，有很多人为《资治通鉴》作注，胡注是最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直到今天，人们读《资治通鉴》还是不能不读胡注。它同“前四史”的诸家注文一样，都是中国史学上的著名史注。

（二）三部当代史名著

宋代史家关于前朝正史的撰述是有成绩的。薛居正的《五代史》（即《旧五代史》），欧阳修的《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和欧阳修、宋祁的《新唐书》，都被后人列入“二十四史”。由于宋与辽、金关系的复杂和政治形势的变幻，宋代史家对本朝史或当代史显得格外关注。其中，以李焘（1115—1184年）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徐梦莘（1126—1207年）的《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1167—1244年）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最为知名。

《续资治通鉴长编》全书980卷，另有《举要》68卷，记事起自北宋开国，迄于北宋灭亡。这是中国史学史上前所未有的、部帙浩繁的编年体皇朝史，因记事上接《资治通鉴》，“纂集义例”亦悉用司马光之所创立，故称此名。本书的特点，除浩繁以外，还有翔实。李焘自谓“错综铨次，皆有依凭”；对于“大废置、大征伐，关天下之大利害者”，都“宁失之繁，无失之略”。李焘还仿《资治通鉴考异》的做法，自撰注文，以存异说。宋人叶适论此书说：“《春秋》之后，才有此书，信之所聚也。”今传《续资治通鉴长编》，系后人自《永乐大典》中录出，时已缺熙宁至绍圣年间部分记载及徽、钦二朝史事，重加编次，仅得520卷，仍不失为宋人所撰最翔实的北宋史。李焘以40年精力撰成此书，他自己说“精力几尽此书”[6]，《宋史》本传称他“平生生死文字间”[7]，反映了他坚韧不拔的追求。

《三朝北盟会编》，250卷，是记载两宋之际历史的编年体史书。三朝，指北宋徽宗、钦宗二朝和南宋高宗朝。北盟，记事以宋、金和战为主要线索，故称“北盟会编”。此书按编年纂述史事，而每记一事则并列诸说，每取一说则原文照录，“参考折衷，其实自见”[8]。徐梦莘据200多种书成此巨制，反映了他“自成一家之书，以补史官之阙”的“本志”。时人评价这书的价值是：“东观直笔多所资，蓬莱汉阁生光辉。”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编年记事，起建炎元年（1127年），止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记南宋高宗朝36年史事，今传本亦系清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辑出。此书比之于《续资治通鉴长编》，叙事凝练；比之于《三朝北盟会编》，采撰精审。它征引赅博，所据书在200种左右，凡有异同，也仿《资治通鉴考异》之法多有自注，反映了作者在采撰和体例运用上的严谨。后人评论说：“大抵李焘学司马光而或不及光，心传学李焘而无不及焘。”[9]这是评价了二李及他们与司马光史学的关系。

《长编》撰成于淳熙九年（1182年），《会编》完成于绍熙五年（1194年），《要录》进呈于嘉定元年（1208年）。在27年中，宋代史家相继写出三部编年体当代史巨著，是中国史学史上有重大创获的年代。历史启发着史家的沉思和撰述**，这三部当代史是极好的证明。

（三）历史文献学的多方面成就

两宋时期，历史文献学有长足的发展，也有新的开拓。首先说考异、纠谬、刊误和考史。司马光为说明《资治通鉴》所据文献的同异及其取舍之故，自撰《考异》一书，在历史撰述和历史文献学史上都是首创。其“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途”的主旨，在治史的理论和方法上都有重要意义，影响亦颇深远。《考异》原系单行，后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乃分记各条于所考之事文下，以便于阅读。吴缜作《新唐书纠谬》，擿举《新唐书》的谬误，取其同类，分为20门。因其所得多据《新唐书》纪、表、志、传参照、对勘而来，未必一一中肯，但确实指出了原书的不少谬误。他还撰有《五代史记纂误》，也是这类性质的著作。刊误，意即勘误，修订、改正之意。宋人刊误前史，重点在《汉书》和《后汉书》，有张泌《汉书刊误》，余靖《汉书刊误》，刘敞、刘攽、刘奉世《三刘汉书标注》，刘攽《后汉书刊误》，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等。宋仁宗读《后汉书》，见“垦田”之“垦”皆作“恳”，于是使侍中传诏中书俾刊正之。时刘攽为学官，遂刊其误。这件事可能推动了学人的刊误工作。考异、纠谬、刊误都关系到考史，宋人考史以王应麟为名家。他的名作《困学纪闻》20卷，其中卷十一至卷十六专为考史，上起先秦，下迄南宋，还有专题性质的考证。所考所论，“辞约而明，理融而达”[10]。

其次是目录学的新发展。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是解题目录书的名作，在分类、解题、批评三个方面都有重要价值。最后是金石学的创立。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是现存最早的金石学专书。二书的序文和各条跋尾，包含有丰富的文献学思想，以及研究历史的理论和方法论。欧阳修说的“为善之坚，坚于金石”[11]，就包含着深刻的历史见解。

两宋史学，在民族史、地方史、学术史、佛教史、中外交通史、野史、笔记，以及历史评论、史学批评方面，都有不少成就。它们对元、明、清史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