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的新历史考证学，是相对于中国古代的历史考证学而言的。中国古代的历史考证学在清朝的乾嘉时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世所共知。近百年来的中国历史考证学在继承、发扬乾嘉考证史学派之“实事求是”原则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故谓之新历史考证学。新历史考证学的出现，有两个关键：一是新材料的发现，二是“二重证据法”的采用。王国维正是新历史考证学的开山。1925年，他在《古史新证》总论中写道关于中国古史，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自孔、孟、司马迁以下已注意此事，但都难得到“充分之处理”。“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22]他讲“古史新证”时，所举“地下之新材料”指甲骨文字和金文，而他的《观堂集林》则还涉及汉、唐历史和简牍与写本的利用。可见，新历史考证学不仅发展了传统的历史考证学，而且也显示出跟“新史学”思潮的不同特点。

1934年，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总结了王国维治学的思想和方法：一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是取少数民族之故书与中原王朝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陈寅恪认为：“此三类之著作，其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会，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此先生之书所以为吾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也。”[23]这个评价，不仅扩大了“二重证据法”的内涵，而且把它视为具有开“风气”和示“轨则”的普遍意义。陈氏本人也是新历史考证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这些话，对于推动这种“风气”、实践这一“轨则”，起了重大作用。更重要的是，他本人治史，其方法亦大较同此。其不同于王国维者，是他更注重于史事、制度的渊源流变。如他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即是“综合旧籍所载及新出遗文之有关隋唐两朝制度者，分析其因子，推论其源流，成此一书”，以补“吾国史学之缺憾”[24]。他以诗文证史，如所著《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也是这方面的开创性杰作。

作为新历史考证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胡适，同王国维、陈寅恪比较起来，他更多的是关于考证学的方法论的论述。他撰《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认为“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他又说：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总括起来，只有两点。一，大胆的假设，二，小心的求证。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证据不充分，不能使人信仰”[25]。他撰写《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一文，就顾颉刚、刘藜等人的古史辩难发表见解，认为：“只有证据的充分与不充分是他们论战胜败的标准，也是我们信仰与怀疑的标准。”[26]他还撰写了《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一文，认为：“同样的材料，方法不同，成绩也就不同。但同样的方法，用在不同的材料上，成绩也就有绝大的不同。”[27]胡适所讲的这些见解，中心是考证。他在这方面的言论很多，其特点是反复申说“科学方法”[28]，故对新历史考证学思潮的发展影响甚大。

顾颉刚和陈垣也是新历史考证学的代表人物，他们的论点、方法、著述，是新历史考证学思潮的强有力的表现。顾颉刚最有代表性的论点和方法，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以及他对古史传说的演变的探索、对古代的民族和地域的探索、对古书的著作时代的考订。由此而引发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史学界关于古史的讨论，成为新历史考证学思潮发展中的一个高峰。胡适称这个讨论“在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一定不亚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29]。这在当时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陈垣以其广泛的研究领域、严谨的考证和缜密的类例方法，把传统的历史文献学推进到了新的阶段。他在校勘学、目录学、年代学、避讳学、史源学以及宗教史等方面的丰硕成果，拓宽了新历史考证学的研究领域，也使新历史考证学的基础更加坚实。例如，他的《元典章校补释例》，被胡适誉为“中国校勘学的一部最重要的方法论”[30]。从思潮的发展来看，陈垣在两个方面的见解是值得重视的。第一，陈垣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提出了“中国史料的整理”的系统的主张，从八个方面论述了“史籍的整理”和“档案的整理”[31]。第二，陈垣认为，对传统的考据学是不能完全否定的，他指出：“旧考据有不科学的，但也有科学的，不能一笔抹煞”；“前人的考据有不科学的，也只能说某人某文或某书的考据方法不是科学方法，不能说旧考据不是科学方法”[32]。他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这个看法，反映了他在学术上的勇气。

以上这些反映新历史考证学思潮的代表人物，都是重材料、重考证、重方法的，并各有其独特的成就。值得注意的是，新历史考证学虽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没有明显的发展，而在八九十年代却突飞猛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如甲骨学、敦煌学、吐鲁番文书学、简帛学等，以及近年实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等。王国维当年概括的“二重证据法”，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很大的发展。1988年，赵光贤出版了《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书中讨论了“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研究历史”、“论史料”、“论考证”等问题。作者指出：“前辈史家虽然做过很多考证工作，也写了不少书，但对考证方法却没有很好地总结过。……因此，有必要对考证方法作一番科学的归纳和总结。”[33]作者结合古今实例，从八个方面对考证方法做了分析。以上这些事实给人们一个启示，对近百年来历史考证学思潮及其成就，确有深入研究的必要。近年，有陈其泰主编的《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一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反映了这方面的新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