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辽金史学的民族特色及其对多民族国家历史文化的认同(1 / 1)

一、辽代史学的民族特色

10世纪初,契丹族创造了本民族的文字,建立了国家政权,积极地吸收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思想文化,从而加快了历史发展的进程。这是辽代史学产生、发展的物质条件和文化环境。为了政治统治的需要,辽朝统治者仿照唐、宋皇朝的体制,建立起修史机构和史官制度,编写国史,探究历史经验和政治得失的关系,进一步丰富了中华史学的内容,加强了民族间在文化上和心理上的联系。

契丹立国之初就设置了史官。史载,阿保机曾命参与创制契丹文字的耶律鲁不古为监修国史(见《辽史·耶律鲁不古传》)。这标志着契丹族将以本民族的文字来记载自己的历史,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进步。辽朝正式设立修史机构比这稍晚一些,并多仿照宋朝体制。据《辽史·百官志三》所记,在南面朝官机构的翰林院之下载有:国史院、监修国史、史馆学士、史馆修撰、修国史;同卷,在门下省之下载有:起居舍人院、起居舍人、知起居注、起居郎。由此可知,国史院和起居舍人院是辽朝的主要修史机构,各设置史职多种。其中史馆学士一职似是沿袭南朝齐、梁、陈所置修史学士,余皆为唐宋史职所见。同唐宋史官一样,辽代的史官也要修撰日历,但辽朝是否同宋朝一样也设立了日历所的专门机构,《辽史·百官志》不曾明载。值得注意的是,在史职中,除汉族士人外,也有契丹族士人充任。

辽代史官撰述,后已散佚殆尽。元人修宋、辽、金三史,《宋史》有《艺文志》,而《辽史》、《金史》则无。对辽代的历史撰述,后人只能从《辽史》纪、志、传和其他记载的片言只语中探寻其踪迹,推测其亦曾有过的盛况。清代学者在这方面做了许多探微阐幽的工作。有钱大昕撰《补元史艺文志》,内中包含了辽、金时期的著作;有倪灿撰、卢文弨补《补辽金元艺文志》;有金门诏撰《补三史艺文志》,三史,即辽、金、元史;有缪荃孙撰《辽艺文志》,王仁俊撰《辽史艺文志补证》,黄任恒撰《补辽史艺文志》。以上6家,后3家是专补《辽史》艺文志的(均见《二十五史补编》第6册)。今以撰成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黄任恒《补辽史艺文志》为据,其所录史部书分为10类:正史,编年,起居注,载记,杂史,故事,仪注,刑法,传记,地理。其重要者如:

正史类:有萧韩家奴《五代史译》。

编年类:有萧韩家奴《通历译》,有《日历》。

起居注类:有《统和实录》20卷,萧韩家奴《兴宗起居注》,《道宗起居注》,《太祖以下七帝实录》,耶律俨《皇朝实录》70卷。

杂史类:有马得臣《唐三纪行事录》,《奇首可汗事迹》,《遥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20卷,王鼎《焚椒录》1卷。

故事类:萧韩家奴《贞观政要译》。

传记类:耶律孟简《辽三臣行事》,佚名《七贤传》。

地理类:《契丹地图》1卷,《华夷图》。

《辽史·百官志》自未尽数列举《辽史》所记曾经担任史职的人,即《辽史》所记亦未尽数将担任史职者载入史册;诸家补《辽史》艺文志者,自亦未可尽数反映出辽代史学的撰述情况,这是很显然的。尽管如此,它们还是大致勾画出辽代史学的面貌:机构、史官、著作的一般情况。而我们正是从它的一般情况中可以看出它的民族特色,进而看出它在中国古代史学上的价值。辽代史学的民族特色,首先,反映在它是以本民族的文字来记载自身的历史,而契丹族学者把以汉文字记载的史书或其文献译成契丹文字,则可以证明契丹族在使用本民族文字方面的广泛性。其次,表现在它力图要反映出本民族的完整的历史,故不独重视立国以来至当时历史的撰述,而且也写出了《奇首可汗事迹》和《遥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这些追述先祖先世的传说与史事的撰述。再次,是本民族史家的活跃和成绩的突出。除上引《辽史·百官志三》中提到的耶律敌烈、耶律玦,还有耶律庶成[129]、耶律良,他们都是曾经致力于历史撰述的。如耶律庶成“善辽、汉文字,于诗尤工”,“偕林牙萧韩家奴等撰《实录》及《礼书》”。辽代史家中,成就更大的,当数耶律俨和萧韩家奴。耶律俨修《皇朝实录》70卷,是一个不小的工程。耶律俨卒于辽天祚帝天庆年间(1111—1120),去辽亡不远,他所撰《皇朝实录》,当大致上包含了辽朝的历史。又《辽史·礼志》序谓:“今国史院有金陈大任《辽礼仪志》,皆其国俗之故,又有《辽朝杂礼》,汉仪为多。别得宣文阁所藏耶律俨《志》,视大任为加详。存其略,著于篇。”[130]这说明耶律俨还著有辽史的志,并为元修《辽史》所参据。又《辽史·营卫志中·部族上》序引“旧《志》曰”,《营卫志下·部族下》序谓“旧史有《部族志》,历代之所无也”。这里说的“旧《志》”、“旧史”,很有可能也是上面说的耶律俨《志》。又《辽史·后妃传》序谓:“耶律俨、陈大任《辽史·后妃传》,大同小异,酌取其当著于篇。”[131]如此看来,耶律俨实为对辽史撰述有大功者。不过,耶律俨并不是契丹人,他本姓李,早在其父时便被“赐国姓”[132]。

萧韩家奴(975—1046,字休坚),跟耶律俨不同,他是契丹族涅剌部人,是辽朝前期有成就的契丹族史家。他历仕辽圣宗、辽兴宗两朝,从统和十四年(996)始仕,一生中恰好50年仕途。他通晓辽、汉文字,善诗文,有政治见识,敏于应对;又博览经史,有很好的史学修养。他在重熙初年“擢翰林都林牙,兼修国史”。辽兴宗诏谕他说:“文章之职,国之光华,非才不用。以卿文学,为时大儒,是用授卿以翰林之职。朕之起居,悉以实录。”[133]他在史学上的成就主要是:与耶律庶成录遥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集为20卷;又“博考经籍,自天子达于庶人,情文制度可行于世、不谬于古者”,与耶律庶成撰成《礼书》3卷;又翻译汉文史籍《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他在撰写本民族历史、沟通民族间的历史思想和历史撰述及发挥史学的政治作用方面,都做出了成绩。在中国古代史学上,像萧韩家奴这样有多方面成就的少数民族史家,这之前还不曾有过。

辽代史学以其突出的民族特色,在中国古代史学上占有重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