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金时期（916—1279），中国史学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史学的主要特点，是史家的历史意识与史学意识更加趋于深化。其主要标志是忧患意识、会通意识、史学批评意识和历史认同意识都有明显的表现与发展。两宋史家的忧患意识在通史撰述、本朝史撰述、史论撰述等方面均有深刻的反映。会通意识主要反映在通史撰述方面，出现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郑樵的《通志》两部名作。由《资治通鉴》而又孳生出纲目体和纪事本末体史书，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和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是这方面很有影响的成果。对当世社会历史问题的关注，是这个时期史学活动的突出特点之一，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是这方面的巨制。史家对前朝史的改作和撰写，有《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三部“正史”。会要体史书有了突出的发展，内容上既有关于前朝的，也有关于本朝的。由于民族关系的纷繁、地方经济文化的进步和中外交通的发展，关于这方面的著作也多了起来。这时期在历史文献学方面的成就，不论在勘误、考异、辨伪各项，在目录书的成果上，还是在金石、考古领域，都有令人瞩目的著作面世。两宋学人对史学批评有浓厚的兴趣，史学家、思想家、目录学家纷纷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史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对推动史学和史学批评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辽金史学同两宋史学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它一方面表现出自身的民族特点，另一方面又鲜明地反映出对于多民族国家历史的认同，是中国史学反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历史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西夏的史学，目前所知甚少，只好暂付阙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