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史和中外交通史撰述，是这个时期的重要史学成就之一。隋唐时期，人们对于民族关系和民族史的认识，具有超越前人的开阔视野和新的境界。隋炀帝时，裴矩撰《西域图记》一书，认为隋代是“混一戎夏”、“无隔华夷”的时代；若对少数民族历史“不有所记，无以表威化之远也”。这当然还是在宣扬隋朝的强大，但他重视民族史撰述确是出于自觉的要求。裴矩用“寻讨书传，访采胡人，或有所疑，即详众口”的方法，记西域44国的历史、地理、社会风俗，并“依其本国服饰仪形，王及庶人，各显容止，即丹青模写”；“别造地图，究其要害。从西顷以去，北海之南，纵横所亘，将二万里”[153]。此书虽已不存，但从这篇序文中仍可看出作者对当时西域各族社会历史的深入了解。

唐初史家不仅承认少数民族政权历史为“正史”的内容，而且也撰写这样的“正史”，这是他们在民族史撰述上的新贡献。《晋书》载记对于石勒、慕容廆、慕容德、赫连勃勃等十六国统治人物也都有一些很好的评论。杜佑《通典·边防典》共16卷，可以看作是当时一部翔实的民族史和域外情况的撰述。杜佑提出的“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154]的见解，从文明发展进程上来看待华夷关系，是历史进化思想在民族关系上的反映。晚唐时期，民族史撰述有所增多，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中原与“四夷”的关系史，二是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历史。李德裕的《异域归忠传》、高少逸的《四夷朝贡录》属于前一类著作；后一类著作以关于云南地区的社会历史撰述最为突出，主要有韦齐休的《云南行记》、李德裕的《西南备边录》、窦滂的《云南别录》和《云南行记》、徐云虔的《南诏录》、卢携的《云南事状》、达奚洪的《云南风俗录》、樊绰的《蛮书》（一作《云南志》）等。这些书，大多撰于武宗至僖宗年间。这些著作大都亡佚，幸存至今的只有《蛮书》10卷。

樊绰在懿宗咸通年间任安南从事，是蔡袭的幕僚，他在咸通四年（863）的一次事变中得以生还，撰成此书。《蛮书》各卷的内容是：（一）“云南界内途程”，记当时由内地进入云南的交通；（二）“山川江源”，记云南境内的主要山脉河流的名称、方位或流向及其他自然条件；（三）“六诏”，记六诏的由来及其与唐的关系；（四）“名类”，记云南境内其他各族概况；（五）“六”，记云南各州概况；（六）“云南城镇”，记云南主要城镇的建置、布局、兵防，以及居民、交通、自然形势；（七）“云南管内物产”，记农时、耕稼方法、手工技艺、物产及其分布；（八）“蛮夷风俗”，记云南各族的服饰、仪容、婚俗、节日、度量、房舍、丧俗、葬式、语言；（九）“蛮夷条教”，记南诏的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十）“南蛮疆界接连诸番夷国名”，记与南诏毗邻地区的概况。这是一部包括云南历史和现状、自然和社会的内容丰富的著作，而书中关于唐朝与南诏之关系史的叙述则占有极突出的地位，是一部珍贵的民族史著作，多为后人所引据。

这个时期，关于中外交通和域外情况的撰述，贾耽的《皇华四达记》和杜环的《经行记》是很重要的成果。《旧唐书·贾耽传》主要记述贾耽在地理学上的成就，他的治学方法同裴矩有相似之处。杜环是杜佑的族子，在唐与大食军战于怛罗斯一役中被俘，后辗转回国，乃著《经行记》。杜佑《通典·边防九》数次引用《经行记》，成为后人了解唐代中亚各国的重要文献。二书虽久佚，但唐代学者的世界眼光却永不磨灭。关于中外交通和域外情况的撰述，佛教僧人有突出的贡献。《大唐西域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海内寄归传》、《往五天竺国行传》都是知名之作。其中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被称为“东方三大旅行记”之一，在世界文明史上享有盛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