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杜佑的政治生涯和《通典》的史学价值

刘知幾在《史通·二体》篇中说：“班（固）、荀（悦）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65]这话，在他当时对于总结以往史书编纂来说，大致是不错的；若是用于对史书编纂的前瞻，则并不妥帖。中唐时期，杜佑所著《通典》的问世，便改变了古代历史编撰的格局，从而突破了刘知幾的理论概括，成为史学发展的又一个重大转折。

杜佑（735—812），字君卿，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出身于名门。唐谚云：“城南韦杜，去天尺五。”杜佑之孙杜牧诗云：“大明帝宫阙，杜曲我池塘。”[66]这都说明杜佑家族地位的显赫。杜佑不足20岁，以“荫补”入仕，至78岁致仕，近60年宦途，历玄、肃、代、德、顺、宪六朝。其间，他以任淮南节度使的时间最长，首尾14年；以生命的最后10年历任三朝宰相的职位最高。杜佑从大历元年（766）开始撰写《通典》，至贞元十七年（801）成书，历时36年，成此巨制。唐宪宗在批准其请求致仕的诏书中称他：“岩廊上才，邦国茂器，蕴经通之识，履温厚之姿，宽裕本乎性情，谋猷彰乎事业。博闻强学，知历代沿革之宜；为政惠人，审群黎利病之要。”[67]这是对他的器局、政绩、人品、学识都做了评价。杜佑是通晓史学的政治家，又是精于政治的史学家，他同时在这两个领域里都获得有重大历史影响的成就，在中华文明史上是罕见的。《通典》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这种双重价值。

《通典》200卷，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每门之下分若干子目，子目之下更有细目。全书条分缕析，结构严谨，浑然一体。《通典》以历代典章制度的历史演变、得失兴革为撰述的中心，兼记与此有关的言论。其记事上起黄帝，下迄唐玄宗天宝末年，个别地方延至德宗贞元年间，距成书上奏只相隔数年。其所据文献，主要是《五经》、群史以及历代士人的文集、撰述、论议。《通典》创造了综合性的典制体通史形式，奠定了独立的制度史撰述的基础，扩大了历史研究和撰述的领域。

《通典》在内容和体裁上最显著的特点，是以制度分门立目，“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士论议得失，靡不条载，附之于事”[68]。在《通典》以前，重要的史书体裁有编年体和纪传体。编年体史书按年、月、日记事，以时间为脉络。纪传体史书实为纪、传、志、表的综合，而以替大量的历史人物立传为主体。《通典》创立了以典章制度为中心，分门立目、以类相从、叙其始终的典制体。这是在编年体、纪传体之后发展起来的又一种重要的史书体裁。在杜佑开始撰《通典》之前20多年，刘知幾之子刘秩于开元末年“采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撰分门书35卷，号曰《政典》”[69]。这书在“分门”上，对《通典》撰述有一定的启发。但若追本溯源，《通典》之作则是“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70]，“正史”的书志和《周礼》对《通典》的撰述有更多的启示。不过《通典》的分门立目，既不模仿《周官礼》，也不因袭“正史”的书志。同后者相比，它有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是不列律历、天文、五行、祥瑞、舆服、艺文（经籍）方面的内容；二是增加了选举、甲兵、边防三个门类，反映出作者对于人才选拔、用兵之道和民族关系的重视。

《通典》除分门立目外，还有两个特点，一是讲求会通，二是重视论议。《通典》以“典”跟“通”相连，表明了作者的会通之旨。马端临评论《通典》，说它“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宝，凡历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71]。章学诚称它是“以典故为纪纲”的通史，是“史部之通”达于“极盛”的唐宋时期的最早著作（《文史通义·释通》）。这都是说的《通典》在会通方面的特点和成就。《通典》重视论议，包括它详载历代“群士论议得失”，也包括作者对史事所做的许多评论。《通典》的论议，主要目的在于讨论历代典章制度的因革得失，但它在记言、记事的结合上也有新的创造。章学诚举《通典·礼典》为例，指出：凡“博士经生，折中详议”，“入于正文则繁复难胜，削而去之，则事理未备。杜氏并为采辑其文，附著《礼门》之后，凡二十余卷，可谓穷天地之际，而通古今之变者矣。……斯并记言、记事之穷，别有变通之法，后之君子所宜参取者也”[72]。还有一种形式，是在同卷正文之中，叙典章制度与记“群士论议”杂而有之。第三种形式，是把“群士论议”附注于有关正文之下。这反映出了作者对“群士论议”的轻重和处置是有所区别的。《通典》中杜佑自撰的论议，有叙、论、说、议、评、按等名目，大多直接反映作者的历史见解，它们在本书中的价值比“群士论议”更为重要。其中，“说”、“议”、“评”也各有不同的含义[73]，表明了作者在对待历史评论方面的认真和严谨。

要之，《通典》以分门囊括制度，以会通贯穿古今，以论议指陈得失，开拓了历史撰述的新领域，奠定了中国典制体史书发展的宏伟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