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皇朝都重视修撰国史，谱牒和礼书的修撰在唐代受到突出的重视。国史、谱牒和礼书，是隋唐时期官修史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隋书·经籍志》杂史类著录隋秘书监王劭所撰未完成稿《隋书》60卷[26]，起居注类著录《隋开皇起居注》60卷，以及王胄等所修《大业起居注》[27]，是后人所知隋朝国史撰述的全部著作。这些书，早已散佚。隋朝的国史修撰无所建树，唐太宗和唐初史臣都有所批评。《隋书·王劭传》批评王劭“在著作，将二十年，专典国史，撰《隋书》80卷。多录口敕，又采迂怪不经之语及委巷之言，以类相从，为其题目，辞义繁杂，无足称者，遂使隋代文武名臣列将善恶之迹堙没无闻”[28]。唐太宗批评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29]。隋朝国史修撰的失误有多方面的原因，这给唐初提供了教训和启示。

唐朝建立之初，一方面大力修撰前代史，另一方面重视国史的撰述。据《唐会要》卷六十三、六十四关于史馆的记载，有“史馆移置”、“诸司应送史馆事例”、“修前代史”、“修国史”、“在外修史”、“修史官”、“史馆杂录”诸项，涉及史学的许多方面，内容丰富。仅其“修国史”一项，所记起于贞观十七年（643），止于大顺二年（891），足见唐朝统治者和唐代史家对于国史的重视。唐朝国史撰述包括起居注、实录、国史三个方面。起居注是按“君举必书”的古义，史官所记皇帝的言行录。《新唐书·褚遂良传》谓：“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恶必记，戒人主不为非法。”[30]实录是编年体史书的一种特殊形式，专记每一皇帝在位时的国家大事。国史是根据起居注、实录和其他许多方面的资料撰成的纪传体皇朝史，它跟先秦时期西周和各诸侯国的国史是有区别的。唐朝的国史撰述，以修撰实录成绩最为突出。据《新唐书·艺文志》起居注类著录，唐代只有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3卷、《开元起居注》3682卷两种；而实录则自《高祖实录》至《武宗实录》，共25部。为前朝皇帝撰写实录，在唐朝形成传统，此后成为定制，直至明清。《新唐书·艺文志》正史类著录，唐代史家所撰国史有：长孙无忌、令狐德棻等撰《武德贞观两朝史》80卷，吴兢撰《唐书》100卷，吴兢、韦述、柳芳、令狐峘、于休烈等撰《唐书》130卷，亦作《国史》106卷、113卷。这是在不同时期、经过许多史家撰写、续作的不同稿本。唐代的实录和国史，为后人撰写唐代历史留下了极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其中流传至今的，只有《大唐创业起居注》和韩愈等所撰《顺宗实录》了。它们也是中国史学史上现存最早的起居注和实录。

唐代跟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样，是门阀地主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重视谱牒和礼书，是这个时代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两个特点。唐代谱牒之学承魏晋南北朝之余绪，亦曾盛行一时，谱学家代有其人，官私谱牒屡有制作，成为唐代史学上的重要现象。私家撰述，姑且不论。官修谱牒，其荦荦大者有：《氏族志》100卷，唐太宗时高士廉、岑文本等撰。《姓氏录》200卷，唐高宗时孔志约、杨仁卿等撰。《姓族系录》200卷，唐玄宗时柳冲、陆蒙先、徐坚、刘知幾等撰。这是盛唐时最重要的3部全国总谱。其后还有：《百家类例》10卷，唐肃宗时贾至撰。《元和姓纂》10卷，唐宪宗时林宝撰。《皇室永泰谱》（一作《永泰新谱》、《皇室新谱》）20卷，唐代宗时柳芳撰。《续皇室永泰谱》10卷，唐文宗时柳璟撰。《皇唐玉牒》110卷，唐文宗时李衢、林宝撰。这些书，尚存的仅《元和姓纂》。唐代重谱牒，郑樵有中肯的论断：“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此近古之制，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31]可以认为，谱牒之学在唐代的兴衰，反映出唐代门阀政治的命运和社会风气的演变。

礼书的撰述是同谱牒撰述相辅而行的。唐太宗时，长孙无忌、房玄龄、魏徵等撰《大唐仪礼》（即《贞观礼》）130篇，分吉、宾、军、嘉、凶、国恤6个部分。高宗时，以《贞观礼》“节文未尽，重加修撰”，成《永徽五礼》（显庆年间奏上，亦称《显庆礼》）130卷，删去国恤，存五礼。于是，贞观、显庆二礼并行。唐玄宗时，张说奏称：“今之五礼仪注，已两度增修，颇有不同，或未折衷。请学士等更讨论古今，删改行用。”萧嵩、王仲丘等乃撰成《大唐开元礼》150卷。这是盛唐时期的三部重要礼书，大史学家杜佑说：“于戏！百代之损益，三变而著明，酌乎文质，悬诸日月，可谓盛矣。”[32]可见，这在当时是何等重大的事件！唐代史家对于礼的认识，具有神圣的性质：“礼经三百，威仪三千，皆所以弘宣天意，雕刻人理”、“礼亦愆家”[33]；“至于增辉风俗，广树堤防，非礼威严，亦何以尚！”[34]这是以“天意”的名义来“雕刻人理”、“增辉风俗”；而这“人理”、“风俗”的核心则是“贵贱之异”、“尊卑之殊”的等级秩序（《通典》卷五十九“男女婚嫁年几议”）。盛唐时期的三部礼书与三部谱牒可谓相得益彰，它们大致同时产生出来，亦非偶然巧合。唐玄宗开元以后，正像谱牒之学开始衰落一样，礼书撰述也日渐失去其本来的意义。中唐时期，虽有王泾撰《郊祀录》10卷，韦公肃撰《礼阁新仪》30卷，王彦威撰《曲台新礼》30卷、《续曲台礼》30卷，但从实质上看，这已是礼之本身和礼之撰述的强弩之末了。欧阳修评论中唐以后的这些礼书说：“呜呼，考其文记，可谓备矣，以之施于贞观、开元之间，亦可谓盛矣，而不能至三代之隆者，具其文而意不在焉，此所谓‘礼乐为虚名’也哉！”[35]谱牒和礼书的这种命运，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时代的变化。

隋唐皇朝时期，主要是唐皇朝时期，官修史书曾一度显示出人才上的优势、文献上的优势和组织工作上的优势，从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中国史学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在后起的历代皇朝中，官修史书也还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它的创造性终究是很有限的。史学的创造性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具有“自得之学”的私家撰述来推动的。这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的一个基本规律。